二十世纪上半叶的历史学
巴勒克拉夫
历史学研究的新趋势只有放在十九世纪末以来历史学理论和实践的更加宽阔的背景下加以考察时，才可能作出恰如其分的评价。今天我们看到的新趋势是历史学家对1945年以前占优势的那种历史学和历史观念的反动，至少对于年轻一代历史学家来说是如此。对于在二十世纪上半叶支配历史学家工作的基本原则提出怀疑的趋势，是当前历史研究中最重要的特征，对于历史研究未来的发展也许同样具有无可比拟的重要意义。
二十世纪上半叶，历史学家在方法论和理论观点方面仍然严重地依赖十九世纪末的老一辈历史学家，从而保持着连续的传统。这个传统可以回溯到德国的兰克和魏茨，法国的米歇莱、菲士泰尔・德·库朗热和索雷尔，以及英国的斯塔布士和加德纳，而在俄国，可以回溯到克鲁切夫斯基及其学生、1917年十月革命以后的波克罗夫斯基。1917年以前，马克思主义对于从事实际研究工作的历史学家的思想影响很小。因此，历史学界的重大争论是在以孔德和巴克尔为代表的实证主义和以德罗伊森、里克特以及温德尔班为代表的唯心主义之间展开。这场争论于二十世纪的头十年在英国重新爆发，那就是J.B.布里和G.M.特里维廉之间生动而最终毫无结果的那场争论。1这些争论不过是旧式情调的回光返照而已，并且在十九、二十世纪之交已经大体上达成了明确的妥协。在理论上，大多数历史学家接受唯心主义的立场，将历史学与科学严格地加以区别，强调直觉( Erlebnis)是历史学家处理历史的最终手段；但在实际上，大多数历史学家的方法论却以实证主义为依据，也就是说，历史学家的主要目标有两个，一是发现“新事实”，一是“通过历史的批判”来消除谬误。按照当时开始大批出版的历史学工作指导手册的说法，这种不自在的结合由以下方法解决了，即将历史学家的工作分为前后两个阶段，第一个是搜集和准备资料阶段，第二个是解释资料和表述成果阶段。前一个阶段以实证主义为主；在后一个阶段中，历史学家的直觉本能和个性起主要作用。
历史研究工作指导手册的问世把业已形成的批判式研究原则固定下来，而且实质上毫无变化地一代一代传下去。这是十九、二十世纪之交历史研究状况的一个典型特征，标志着历史学的解放，也标志着历史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已经诞生。在这类指导手册中，以1898年出版的朗格卢瓦和塞纽博斯的指导手册最负盛名，影响也最大。2历史研究按职业方式组织起来了。随着历史研究专业化的不断增强，研究技术不仅应当列为大学的正式课程，而且应当作为衡量职业水平的标准，这也许是无可非议的。
新形势的另一个重要特征是，1874年米什莱去世后的十年中形成的新批判史学努力积累已经获得的研究成果，并将把这些成果当作现有知识的基础传给下一代历史学家。这一学派的最早和最优秀的著作当推1893—1901年出版的由拉维斯和朗博主编的《通史》。然而，这个时期历史研究中最突出的成果当推《剑桥近代史》。这套多卷本的巨著是阿克顿勋爵计划的。虽然它的第一卷在1902年问世时，阿克顿勋爵已经溘然长逝，但它意义重大，这不仅因为它被认为是国际通力合作的事业，而且还因为受过德国式教育并有日耳曼人血统的阿克顿才具备弥合唯心主义和实证主义差距的特殊资格，因为它把德国和西欧的历史思想和实践的成果融为一体。《剑桥近代史》的写作主旨是企图把十九世纪已经取得的进展确立下来；同时，按照阿克顿自己的说法也是“为来到的世纪指明方向，制定规划。”3
阿克顿几乎无保留地接受了历史主义的基本理论。4与此同时，他也无疑地认为历史学是“向前进的科学”。“终极的”历史学和“完善的”历史学的时代虽然尚未到来，但已经为期不远。因为欧洲档案的开放，“全部资料”都“可以获得”，“一切问题”都“变得可以解决”。在阿克顿看来，“批判的可靠性”是历史学家的基本素质。有了这样的素质，对滑铁卢战役的叙述便能够同时让法国人、英国人、德国人和荷兰人看了都觉得满意，他毫不怀疑这是可以办得到的(举他自己的例子)。《剑桥近代史》的撰写人得到告诫，说他们的任务既不是描述自己那个国家和宗教的历史，也不是自己的党派的历史，他们的唯一目标是“积累准确的知识”。这些话表达了阿克顿历史哲学的主旨。在他看来，历史是“经验所揭示的记录或事实”。历史学的目的是“非常实际的”。他把历史学看作“创造未来的行动和力量的工具”。5他的这一观点代表了他那一代的看法。
站在今天的立场上来批判这种对待历史学的坚定然而却过分简单化的信念，当然是极其容易的，却也是不公允和缺乏远见的。我们决不应当忘记，在当时，历史学的批判技术还是那么新颖，(正象阿克顿的经历所证明的)对愚昧主义的斗争才刚刚赢得胜利，学者们能够获得档案资料的时间还是那么短。“准确知识的积累”并非阿克顿时代的产物，但是，事实上那个时代的知识以无可比拟的速度增长。从历史著作的纯数量来看，二十世纪初是大幅度增长的时期，低估那个时期所取得的成就将是大错特错。只是在第二代历史学家——指生活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后的那些历史学家——中，在1919年至1939年的这一时期的前半阶段而不是后半阶段中怀疑才开始产生。不过，这种怀疑与其说是产生于哲学的探索或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已经发生变化的世界形势——虽然这些因素都起了一定的作用，还不如说是来自于历史学研究成果本身的发展速度和性质。
这里有必要简略地叙述一下削弱——如果不是完全摧毁的话——历史学信念的主要因素，对历史学抱有坚定的信念是二十世纪初十分明显的特征。其中最重要的一个因素是历史学界在自己的实践过程中对自己的工作方向产生了与日俱增的怀疑。第二代历史学家在阿克顿的继承者、剑桥大学教授J.B.布里的鼓励下，相信“人类历史中全部最细微事实的集合终将说话”。6他们埋头于深奥的探索，穷究细枝末节。他们深信，不管他们的工作多么专门化，都会自动地产生实际成果。在他们的工作中注入了高水平的渊博学识以及艰苦的努力和勤奋，对此谁也不会抱有丝毫的怀疑。但问题在于得失是否相当，因为这些成果的取得往往经过了数量极大而且难以综合处理的资料积累。到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不满情绪开始增长，这种类型的历史研究开始被认为是“枯燥无味的职业作风”，“缺乏洞察力”，而且只不过是“迂腐穷酸地追逐细枝末节”。7此外，在这一代历史学家的许多著作中还包含了对老一辈历史学家工作的批判、否定或修正。这些工作本身也许是有价值的，但却与阿克顿所主张的那种积累可靠的真实知识的观点相抵触。相反，它表明历史研究象狗追逐自己的尾巴一样，尽在原地打圈圈。这必然导致对阿克顿的“终极历史学”理想的怀疑。历史知识增长所带来的结果与十九、二十世纪之交历史研究的状况相反，不但没有为历史研究起廓清推动作用，反而使历史学复杂化，更纠缠不清。这些历史学家似乎记住了布里教导的一方面，却丢掉了另一方面，那就是他所告诫的：除非我们能够“确定它们与整个现实体系的本质联系，事实的集合或事实的罗列在理论上毫无意义”。8
阿克顿对“向前进的”历史学所抱有的信念之所以渐渐削弱，除了上述这些实际原因外，还有其他方面的一些原因。其中之ー是第一次世界大战阴云密布。1914年以后，历史学家纷纷转变为主战派，都从本民族传统的角度来解释历史“事实”。很难设想，这样一个史学界怎么会是无偏见地追求“客观”真理的国际性学者团体呢?陶特曾认为：“自从我们开始一步步地回溯了若干个世纪的历史以来，现在已经走到解决问题的半道。”9这种令人欢欣的自信在战后凡尔赛和约和特里亚农条约中就象被戳破了的气球一样消失了。这样的信心面对的是东欧各国民族之间难以弄清的混杂状态。然而，更重要的基本事实是：那种依靠分工来调和唯心主义和实证主义观点的试图注定要失败。徳国历史主义的唯心主义观点很快就被发现它不仅限于历史学家工作的后一个阶段，将唯心主义的批判应用于处理历史资料，并作为历史学研究的方法论，必然会给历史学家所自诩的所谓实事求是和客观性以致命的打击。菲士泰尔·德·库朗热曾经写道：“不是我在说话，而是历史在借我的口说话”。但是，狄尔泰的主张打击了兰克所说的，并为阿克顿所赞同的关于历史学家在理解历史时有可能“排除自我”的信念，就象里克特就历史学和自然科学之间在逻辑和方法论上的差别所作的批判分析打击了布里的著名宣言“历史学是科学，而且是不折不扣的科学”一样。狄尔泰坚持说，历史学家对过去的任何理解都必然地受到自己心理的影响。“历史事实”经过验证表明根本不是什么“事实”，而是一系列被认可的判断。历史中真正存在着真实性，这是老一辈历史学家认为理所当然的，但现在显然变成了一个未曾解决的——而且在另一些人看来是无法解决的——认识论问题。10
我们接着要讨论的另一个因素是历史学领域的扩大。一方面，考古学和人类学等新兴科学将历史学家的眼光向前推移了若干个世纪，迫使他们扩大视野，增广视角。另ー方面，对探索“事实”的那些旧方法是否合适所抱的怀疑态度日益增强使历史学家得到了很大的提高。从兰克时代到阿克顿时代，历史学家们对于历史学的主线是政治史这一点极少怀疑，因为国家是历史演变中的主角。历史学家的任务就是叙述国家演变的事实。1917年以后，马克思主义成为历史思想中的重要成份，政治史的重要地位开始动摇。实际上，政府的行为难道不正是对更深一层的经济潜流的反应或反映吗?不考虑经济力量的冲突，无视经济体系形态的模式，难道能够理解历史进程吗?还有一个推动力来自德国的历史主义。正象西梅尔和狄尔泰所论证的那样，历史学家必须用先验主义的方法去认识“事实”。这一点如果是确信无疑的话，历史学家要理解过去的唯一希望仅在于在自己的头脑中将它“复活”，那么，为什么非要把自己局限在政治事件中不可呢？譬如说，巴尔扎克的小说不也是象布满灰尘的档案一样充分地展示了法国复辟时期的社会状况吗?然而，更重要的还在于，相对于关心原始的历史事实或纯粹的过去的事实，历史学家难道不是更加关心人们的生活所依椐的思想，尤其是政治家们活动所依据的思想背景吗?德国的弗里德里希·迈纳克是这个强大的思想史学派的创始人，他的影响立即扩展到英国和美国。
依照这种方式，历史学的重点转移到经济、社会、文化、思想和心理等方面，历史学家的工作范围也相应地扩大了。但结果却增加了历史学的复杂性。对“实际”成果所抱的殷切期望曾经鼓舞着阿克顿那一代历史学家，这时却被推到了遥遥无期的未来。事实上，那个时期的许多历史学家否认历史学有任何“实际”用途，相反声称自己的任务是“为研究过去”而研究过去。英国历史学家T·F·陶特在1920年曾写道：“我们研究过去并不是为了归纳实际的政治教训，而是为了寻找过去真正发生过什么事情。”11这是对老一辈历史学家的含蓄批评，同时也表达了同一时代历史学家的共同信念。
只要比较一下1902—1912年出版的《剑桥近代史》和1957年开始陆续出版的《新编剑桥近代史》，历史学在二十世纪上半叶走过的历程——至少在西欧——便一目了然。最明显的是，阿克顿的信心和目的感经过五十年的激烈动荡后几乎全部化为乌有。《新编剑桥近代史》的主编所撰写的导言，其基本精神已经同过去截然相反。在涉及历史学家的工作这一核心问题时，这位主编操着一副无可奈何的不可知论的腔调。而在涉及“历史学家的目的”这个中心问题时，这位主编又是用一套缺乏哲理的老生常谈来表达的。12阿克顿信仰的“终极历史学”被当作空想抛弃了。乔治・克拉克爵士指出：
“晚一代历史学家并不憧憬这样的远景。他们希望别人一次次地超过自己的工作。他们认识到，关 于过去的知识是通过某个人或某些人的脑子，即经过了他们的‘加工’才传下来的。因此，其中不可能包 含不可变更的基本元素或与人无关的原子。……探索似乎是无止境的，一些缺乏耐心的学者躲避到怀疑 论里去，或者至少用下列原理来作为遁辞：既然一切历史判断都掺杂着人和他们的观点，那么，它们彼 此都是一样正确的，而且不存在什么‘客观的’‘历史真理’。”13
假使可以把《新编剑桥近代史》当作历史写作和研究主流的典范来看待，那么它给人们造成了这样的印象：历史学在二十世纪中叶已经跨入亚历山大的“白银时代”，可信、有责任感、多产——或许生产过剩——但缺乏目的感和方向感，仅仅在为积累知识而积累知识。这个转变是巧妙的学究式的转变，而不是有勇气的反思。它抱有的希望充其量不过是“简单地说明现在知道了什么，从各种立场来检验这些知识，并且将这些知识同其他知识联系起来”。这也许可以当作令人赞许的目标，但很难说是挑战。到1957年，历史学被当作ー门工艺学，而不是科学，并且把五十年代划定为历史学家能力的最高极限。14结果，历史学陷入了专业性质的狭隘的技术问题中去了，这些问题只有其他专业历史学家才感兴趣。有些批评家把二十世纪上半叶说成“大多数历史学家迷惘的时代”；15这样的批评被指责为过甚其词，但很难说完全是无的放矢。它至少值得人们从反面去思考。正如英国的一位历史学家在1964年所说的，在一个这样引人注目的成长时期的终结，历史学家自己“对这门学科的怀疑和不满”比以往任何时代都更加广泛了。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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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关于布里-特里维廉辩论的总结和主要文章见C.H.威廉斯：《现代历史学家》（C.H.Williams，The Modern Historian），伦敦，1938年版。参见G.M.特里维廉：《历史女神——克莱奥及其他论文集》（G.M. Trevelyan Clio，A Muse，and Other Essays），伦教，1913年版。
2 C.V.朗格卢瓦和C.塞纽博斯：《历史研究导论》（C.V. Langlois and C. Seignobos， Introdnction aux études historiques），1898年版。在本书之前，德国出版过E.贝恩海姆的《历史方法论手册》（E. Bernheim，Lehr-buch der historischen Methode）。最近一些著作有L.阿尔本：《历史学导论》（L. Halphen， Introduction à L'histoire），巴黎，1948年版；H.纳布霍尔兹：《中世纪史和近代史研究导论》（H. Nabholz， Einführung in das Studium der mittelalterlichen und der neueren Geschichte），苏黎世，1948年版和L.E.阿尔金：《历史批判入门》（L.E. Halkin， Initiation à la critique historique），巴黎，1951年版。只需对照这些著作就可以知道它们与十九世纪末出版的书在内容上并没有多大差别。
3《剑桥近代史写作的起源，撰写人以及写作经过》（The Cambridge Modern History. Its Origin， Authorship and Production），剑桥，1907年版，第22页。
4 L.科昌：《阿克顿论历史学》（L. Kochan， Acton on History），伦敦，1954年版，第1章；参见F.R.斯特恩编：《历史的多样性》（F.R. Stern ed.， The Varieties of History），纽约，1956年版，第246页。
5 关于阿克顿的观点，参见他的“致《剑桥近代史》撰稿人函”和“论历史研究——就职演讲”，载《近代史讲座》（Lectures on Modern History），伦敦，1906年版。
6 H.W.V.坦佩利编：《布里论文选》（J.B.Bury，Selected Essays,ed.by H.W.V. Temperley），剑桥，1930年版，第17页。
7 F.M.波威克：《现代历史学家和历史学研究》（F.M. Powicke，Modorn Historians and the Study of History），伦敦，1955年版，第192页。
8 J.B.布里：前引书（1933年），第47页。
9 T.F.陶特；“中世纪史在历史教学中的地位”，载《历史》杂志，第8卷（1923年），第6页。
10 参见F.R.斯特恩：前引书（1956年），第20—21，25—26页。
11 T.F.陶特：《英国中世纪行政史篇章》（T.F.Tout， Chapters in the Administrative History of Medieval England），第1卷，曼彻斯特，1920年版，第7页。
12 参见《新编剑桥近代史》，第1卷，剑桥，1957年版，导言，第28—29页。
13 同上，第24—25页。
14 F.M.波威克：前引书，第202页。
15 基思.托马斯：“工具与活计”，载1966年《泰晤士报文学副刊》：《历史学的新道路》，第275页。
16 A.J.泰勒：《成长时期的历史学》（A.J. Taylor， History in an Age of Growth），里兹，1964年版，第5—6页。
巴勒克拉夫：《当代史学主要趋势》，杨豫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年版，第6—1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