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和马克思主义史学
巴勒克拉夫
在导向反对唯心主义历史学的各种因素中，马克思主义思想起了特别重要的作用。正如夏尔·莫拉泽所说的，马克思的体系是“以唯心主义为其假象的伦理学掩盖下”产生出来的东西的真正对立面。1在历史研究的发展过程中，马克思主义的重要性首先在于，当历史主义(就其唯心主义和相对主义的词义上说)困于本身的内部问题而丧失早期的生命力时，马克思主义为取代历史主义而提供了有说服力的体系。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曾经出现过种种努力——其中包括克罗齐把历史解释为“自由的故事”和托因比把历史看作向越来越高级的宗教的不断演替2，试图建立普遍的概念来否定H.A.费希尔的著名论断，即他所说的在历史中看不到“节奏”和“模式”，只有“一个接一个出现的突然事件，就象一个浪头盖过一个浪头那样”。3这些努力都没有说服力，因为它们没有一个能够逃脱被指责为主观主义或相对主义的命运。4而马克思主义的影响之所以日益增长，原因就在于人们认为马克思主义提供了合理地排列人类历史复杂事件的使人满意的唯一基础。
马克思主义作为哲学和总的观念，从五个主要方面对历史学家的思想产生了影响。首先，它既反映又促进了历史学研究方向的转变，从描述孤立的——主要是政治的——事件转向对社会和经济的复杂而长期的过程的研究。其次，马克思主义使历史学家认识到需要研究人们生活的物质条件，把工业关系当作整体的而不是孤立的现象，并且在这个背景下研究技术和经济发展的历史。第三，马克思促进了对人民群众历史作用的研究，尤其是他们在社会和政治动荡时期的作用。第四，马克思的社会阶级结构观念以及他对阶级斗争的研究不仅对历史研究产生了广泛影响，而且特别引起了对研究西方早期资产阶级社会中阶级形成过程的注意，也引起了对研究其他社会制度——尤其是奴隶制社会、农奴制社会和封建制社会——中出现类似过程的注意。最后，马克思主义的重要性在于它重新唤起了对历史研究的理论前提的兴趣以及对整个历史学理论的兴趣。马克思认为，历史既是服从一定规律的自然过程，又是人类自己写作和上演的全人类的戏剧。马克思和恩格斯一方面强调历史学家不仅应当记载按年代顺序发生的一系列事件，而且应当从理论上对这些事件进行解释，为此目的，就应当使用一整套成熟的概念。另一方面，他们又明确地宣告，“这些抽象……绝不提供可以适用于各个历史时代的药方和公式。”5总之，马克思从不否认历史过程或历史认识的特殊性质。他曾经写道：
“历史什么事情也没有做，它‘并不拥有任何无穷无尽的丰富性’，它并没有在任何战斗中作战！创 造这一切拥有这一切并为这一切而斗争的，不是‘历史’，而正是人，现实的、活生生的人。历史并不是 把人当作达到自己目的的工具来利用的某种特殊人格。历史不过是追求着自己目的的人的活动已”。6
在这个结构中，马克思历史哲学的必要前提是清晰而符合逻辑的。在马克思主义史学中没有唯心主义史学家任意选择来作为标准的“诸如自由、个性、民族和宗教等乱糟糟的主观主义概念”，而是以一切社会——无论是原始社会还是先进社会——的首要职能，即满足人们生理需要，提供食、住、衣、安全和生活的其他必需物质条件，作为自己的起点。马克思问道：“人们的观念、观点和概念，一句话，人们的意识，随着人们的生活条件、人们的社会关系、人们的社会存在的改变而改变，这难道需要经过深思才能了解吗?思想的历史除了证明精神生产随着物质生产的改造而改造外，还证明了什么呢?”7
马克思的历史观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得到了经典的阐述。他在那篇文章中指出：“人们在自己生活的社会生产中发生一定的，必然的，不以他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关系。”这些关系就是“生产关系”，它的“总和”构成“社会的经济结构”，这个经济结构是“有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层建筑竖立其上并有一定的社会意识形态与之相适应的现实基础”。此外，“生产关系”本身适应于而且随着生产力的发展的不同阶段发生变更。经济基础的每次变更“或快或慢”地带来整个上层建筑的急剧变革。马克思认为，在这个基础上，社会的发展“大体说来”可以划分为四个主要时代，即“亚细亚的、古代的、封建的和现代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其中的最后一个时代——资本主义时代——必定要被第五个时代——即社会主义时代或社会主义生产方式——所取代，而且现在已经处在被取代的进程中。8
马克思“大体”确定的这个图式当然决不能看成“一成不变的社会学模式”。9正如马克思和恩格斯从未忘记强调指出的，马克思主义是“研究的指南”，而不能代替研究。10他们不赞成庸俗的唯物主义。正是恩格斯指出：“经济因素”虽然是“最终的”“决定性因素”，却“不是唯一的决定性因素”。政治观念、法律、宗教和哲学在适应于某种经济状况下一旦形成，便会演化出自己的逻辑，而且对经济基础发生反作用。11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看来，将历史概念化实质上起到了启发性的作用。他们虽然认为科学的概念(也包括社会学的概念)反映了实际历史事实的特殊方面或特征，但他们也反对把历史过程过分简单化，尤其反对把这种概念的内涵同它们所指的现实完全等同起来。恩格斯在他的1895年的著名通信中写道：“一个事物的概念和它的现实，就象两条渐近线一样，一齐向前延伸，彼此不断接近，但是永远不会相交。两者的这种差别正好是这样一种差别，这种差别使得概念并不无条件地直接就是现实，而现实也不直接就是它自己的概念。”但是，恩格斯接着写道，如果概念并不是直接地符合于它必须从中才能抽象出来的现实，那么，由于同样的原因，它“一向不过是纯粹的虚构”。12
可见，马克思主义从未把历史学降低到抽象的社会学的地位，也从未夸大过社会学概念的作用。但是另一方面，马克思主义却主张历史研究的方向应当是探索长期的或反复出现的历史发展的特征和模式。而且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主义为历史学的“社会学化”进行了辩护。这个观念的影响以及马克思主义的整个影响在十九世纪末已经明朗。十九世纪九十年代，德国俾斯麦的反社会主义者法被废除后的十年是欧洲社会主义史上的第一个重要发展时期。随着各国社会主义政党的建立、马克思主义原理得到广泛传播。在德国的马克斯·韦伯和意大利的贝尼德托·克罗齐的思想发展过程中，与马克思主义相颉颃的作用是有目共睹的事实。韦伯象克罗齐一样，对历史唯物主义观念赋予了相对的合法性，并将它理解为“虚无主义的原理”13，但是，用斯图尔特·休斯的话来说，如果十九世纪九十年代的知识分子面临的“最最明显的任务”本应是同马克思主义妥协的话，那么实际上，大部分职业历史学家回避了这个问题。正象查尔斯·韦伯斯特爵士所指出的，古奇在1913年出版的论十九世纪史学的经典性概述甚至连马克思的名字都没有提到。马克思主义对历史学家思想所发生的真正影响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才开始。14
其中有多种多样的原因，但最根本的一个原因是1848年以来欧洲大陆普遍存在着对共产主义的仇恨和疑惧。在包括沙皇俄国在内的大多数国家里，高等学校的教学组织实质上排斥了马克思主义者和社会主义者。只有在具有长期革命传统的法国比较宽容，从饶勒斯到马蒂埃，从拉布鲁斯到勒费弗尔，马克思主义学者一代一代地沿袭下来。但在其他国家，尤其在德意志帝国，大多数职业历史学家既不懂又不想去弄懂马克思主义原理或历史唯物主义的解释。人数不多的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例如梅林——又遭到排斥。如果说马克思主义在十九、二十世纪之交终于开始崭露头角的话，也还是被“当成流行的崇拜实证主义的变态形式，是一种特别有害的形式”。15许多反对者在竭力加深这种假象，其中包括施塔姆勒和里克特这样一些批评家。直到1918年——而且事实上在那以后16——马克思和马克思主义在英国的大学历史研究和教学中依然被完全忽视。1917年的俄国革命迫使俄国以外的历史学家开始认真地对待马克思主义对历史所作的解释。即使如此，他们的反应本质上仍然是敌意的。然而，这却是意识形态而不是科学的或学术的思考产生的结果。促使这种状态开始真正转变的事件是1929—1930年的世界性大萧条和资本主义社会的深刻危机。马克思的历史判断的正确性这时看来得到了证实。171929年的大萧条结束了无视或蔑视地排斥马克思主义的时期。1930年以后，马克思主义的影响广泛扩展，即使那些否定马克思主义历史解释的历史学家们(他们在苏联以外仍占大多数)，也不得不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来重新考虑自己的观点。这时历史学家所面临的任务，正象查尔斯·韦伯斯特爵士所说的，是应付马克思主义的挑战。然而，这次不是“否定他对历史思想所作出的贡献”，而是“用我们逐渐积累起来的而他却完全不知道的关于过去的大量证据”去对他的历史解释“进行新的分析”。18
苏联的状况在1917年以后当然截然不同。19苏联政府一开始就非常重视历史研究的发展，因为历史学被看作“共产主义教育的强大武器”。马克思主义史学家把自己的工作看作“是人民以新社会制度胜利的名义而进行的有组织、有系统的革命活动的一部分。”201918年，著名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家波克罗夫斯基担任教育人民委员会副委员和历史部主任。同年，社会主义社会科学院成立，波克罗夫斯基为首任院长。遵照1918年7月1日关于重新组织和集中俄罗斯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档案的法令，各类国家档案被集中起来统一收藏，将过去无法接触到的大量文件资料供历史学家使用。1919年，国家物质文明史科学院成立，随后又在1923年成立了苏联社会科学研究所协会。1920年设立的“党史”委员会从事联共(布)党史和十月革命史的研究，而且从1922年起开始发行《红档》杂志，为共产党历史和革命运动史的研究公布了大批有价值的原始资料。
这个阶段最紧迫的任务是培养新一代马克思主义史学工作者。在十月革命前，只有少数老一辈历史学家对马克思主义有兴趣，其中包括R.J.维珀，V.P.沃尔金和N.M.罗日科夫。大多数史学家对马克思主义知之甚少，而其他一些史学家却公开地持敌视态度。因此，苏联历史学研究重建时期的早期阶段是处在马克思主义者与前马克思主义史学派老一辈代表人物之间激烈斗争的气氛中。最后，一大批老历史学家，如B.D.格雷科夫，S.V.巴赫鲁申，J.V.哥季耶，S.A.热别廖夫，E.V.塔尔列，V.I.皮切塔和A.D.乌塔利佐夫以及年轻一代的史学家，象E.A.柯斯敏斯基，S.D.斯卡兹金，N.P.格拉齐安斯基，V.V.斯托克利兹卡娅-捷列斯科维奇和N.M.德鲁日宁都转向了马克思主义营垒，与一批老布尔什维克，如M.N.波克罗夫斯基，N.M.卢金，E.M.雅罗斯拉夫斯基和V.I.涅夫斯基并肩工作。在社会科学院的领导下，1925年创立了由波克罗夫斯基担任主席的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协会。这个组织对于在历史学家中推动马克思主义观点的传播起了特别重要的作用。1928年12月至1929年1月，全俄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大会的召开标志历史学研究的重建过程进入了新的阶段。
尽管如此，全盘采纳马克思主义观点还仅仅是开始。毫无疑问，我在这里叙述的从1929年到1953年斯大林去世这个阶段的苏联史学发展状况，不可能比我已经叙述过的同一时期内西方史学的演变状况更详细。有关这个发展过程，苏联和西方作者都作过详细的论述，这里只需提及已经引用过的有关这个问题的文献就够了。21事实证明，苏联史学与马克思主义原理逐步结合的过程是个艰难曲折的长期过程。外部的种种因素使这个过程更加复杂化，其中首先包括与资本主义世界在意识形态上的尖锐对立，其次还包括苏联在政策上的反复，尤其是在斯大林时代。虽然这些外部影响在发生作用，但西方作者直到最近对这一过程的叙述仍然存在不正确的趋势，他们忽视了苏联史学的内部演变。22最重要的一点是，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结构的接受，为苏联史学提供了进一步提高、改变研究重点和进一步发展的可能性，这尤其表现在方法论问题上。苏联对约于1932年波克罗夫斯基逝世前的早期阶段所作的评价已经承认了它的缺点，但同时又坚持其积极的特征，尤其是开拓了新的研究领域和范围。1920年底，波克罗夫斯基发表的著名的《俄国简史》标志了苏联史学的转变，从研究作为革命以前俄国史学特征的叙事性政治史转向使用专门化的社会—经济研究方法。23与此同时，苏联的历史学研究把所有的新问题都铺展开来了，如革命运动史，特别是十月革命史，以及阶级斗争史，尤其是指俄国农民战争和西欧工人阶级的斗争。1928年，D.M.彼得鲁舍夫斯基的论欧洲中世纪经济史的论文集出版，由此引起的争论把整个封建社会的问题提了出来。24同时，马克思主义历史分期方法的应用导致了其他领域中研究重点的转变。例如在古代史领域内，对奴隶制问题作了更加细致的考察。
尽管苏联史学有这些积极的成就，但依然存在一些缺陷，其中最严重的无疑是以粗糙的社会学的经济研究方法来对待历史学。这不仅影响到历史研究的方法论和对历史学的职能和目的的理解，而且影响到对历史进程的解释本身，对于观念和制度等上层建筑的相对独立性注意太少。尽管恩格斯曾经告诫过“不要闹笑话”，25但有些苏联史学家依然不恰当地企图将一切社会和文化进程同经济直接地联系起来。波克罗夫斯基曾经嘲笑过那些被经济决定论的错误信念弄糊涂了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家，说他们试图以谷物价格的浮动来解释1914年的战争起因。26在这个时期的讨论中，意识形态的考虑过分地压倒了真正的论证。对具体事实和进程的研究兴趣太低。许多重要的历史时期，尤其是那些多少与遥远的过去有联系的历史时期如果不是完全被忽视，则是研究不足。历史学基本上被民族学和其他社会科学淹没了。
当然，某些实际因素可以——至少部分地——解释这种状况。由于马克思主义历史工作者的骨干力量非常缺乏，当务之急是要培养一批这样的骨干，因此造成研究水平的暂时下降是不足为怪的。同时，供大学和中学使用的马克思主义历史教科书也不足，也就是说，需要把力量从基本研究上抽调到编写通史的准备工作上去。这项工作一般是以集体为基础，不可能或者极少增加新的历史知识，而主要是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重新解释已知的事实。学术论著的数量很少，而且注意力集中在范围有限的专题上。这些虽然是由于当时的环境造成的，但由此造成的后果却是无法抓住历史发展的全过程。
这样或那样的一些缺点，无疑阻碍了苏联历史学研究的发展，因而在三十年代初期召开的党中央委员会上受到了严厉批评。中央委员会作出了各项决定，其中最重要的一项是1934年9月1日法令，即恢复中、小学的历史课程设置，并在莫斯科大学和列宁格勒大学重新设置历史系。在随后的几年中，其他各大学也陆续开始设历史系。1936年，苏联科学院和共产主义科学院合并，设立历史研究所，作为该院的一个分支。新建立的历史研究所立即成为全国的中心研究机构。历史研究的出版机构也有了明显的改进，开始包括范围更加广泛的专题。新的期刊，如《古代史公报》，《历史论丛》和《历史杂志》相继问世。研究技术和方法的应用也有所改进。尽管如此，苏联历史学家仍然死抱着十九世纪下半叶西欧实证主义史学家所建立的那种原文校勘标准和历史证据的处理技术，没有认真地提出问题。在方法论方面，虽然在考古学和史前史研究领域中创造了杰出的成就，27也开始使用统计分析方法，28但大多数苏联历史学家对于西方所探索的更为复杂的研究技术和方法作出的反应是迟缓和犹豫不决的。西欧一些比较进步的历史学家——尤其是以马克·布洛赫和吕西安·费弗尔为核心的法国历史学派——远不是敌视马克思主义的，但他们通过对新方法和新技术的探索使自己进入了崭新的领域，而在这个时期，苏联史学却不肯越雷池一步。29
苏联史学的进步也暴露了复杂的新问题。马克思主义的影响虽然更加深化了，但没有象波克罗夫斯基及其同时代的历史学家所能希望的那样深刻。马克思曾经坚持说：“只是在人们着手考察和整理资料(不管是有关过去还是有关现在的)的时候，在实际阐述资料的时候，困难才开始出现。”30换言之，应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并没有解决历史研究中的具体问题，只是从新的角度来进行考察。这一点在有关历史分期问题的大争论中表现得最为明显。历史分期问题是四十年代苏联史学家最关心的主要问题。31回顾这场争论，它的最主要特征也许就在于没有结论。马克思和列宁建立的大框框是没有问题的，但是在这个大框框内确立精确的和普遍承认的俄国史或世界史分期方法上没有丝毫进展。相反，由此产生的主要结论之一却是认为“按照严格的一致性和普遍可靠性的标准来划分历史时期的做法不可能取得积极的成果。”32在历史的现实中不存在什么“纯粹的”奴隶制或“纯粹的”封建制这样的东西。历史学家遇到的是因国家而异的“不匀称的结合”，其中既包括“前面一个社会—经济方式”的残余，又包括后面一个社会制度的“胚胎”。茹可夫强调指出：“历史的发展决不是遵照公式的、也不是整齐划一的，或直线型的。各个国家和民族的生活常常表现为……对普遍规律和事件的符合逻辑过程的局部和暂时的偏离”。33另一个重要结论是，这场争论指出了将历史分期和经济因素加以绝对联系的危险性。“如果我们想把一个国家的历史划分为不同的时期，我们并没有权利人为地缩小我们必须考虑的事实和事件的范围。相反，只有深入和客观地评价与人民生活有关的一切事实，然后才可能从中抽取出总的结论，才可能确立可靠的分期方法。”34
就他们所强调的历史研究工作的内在困难和复杂性，历史事件的广泛多样性和明显的矛盾性而言，关于历史分期争论所产生的结果是重要的。35马克思主义在途经这条蜿蜒曲折的道路时，曾经立下了醒目的路标。但在路标指示的范围内还有许多不同的路径，允许各种不同的方向和多种多样的解释。苏联史学发展的第二阶段在临近结束时出现的反应是反对三十年代和四十年代那种对马克思主义理论所作的教条主义的和刻板的解释。历史学家得到的告诫是不要拿事实去“硬套现成的模式，这种模式可能是符合逻辑的，但缺少坚实的历史根据。”36苏联史学家的任务现在被规定为“研究每个社会状况的所有方面，根据具体历史环境的要求作出评价。”37在局外人听来，这种说法同许多“资产阶级”历史学家所叙述的工作方法已经没有什么根本的不同了。
有鉴于这种发展过程，对于苏联历史学家在1955年以后经过了一个很长时期又重新回到国际历史科学大会会议上来，就不会感到奇怪了。苏联史学的发展从这时开始又进入了一个新时期。在1956年召开的苏共二十大上，苏联历史学家明显地表现出自我反省的态度。这种态度在许多方面与我前面叙述的同一时期西方“资产阶级”史学家的态度极为相似。它的产生一方面是由于尊重历史事实与尊重自上而下的“路线”或指示之间难以调和，同时也产生于“与斯大林的个人崇拜有关的错误和歪曲”。381957年创刊的党史杂志《苏共党史问题》编辑部指出，采用斯大林的《简明教程》作为“党史研究的标准严重地阻碍了进一步科学地解决党史中的问题。”39这种态度在不同程度上也应用到了俄国史研究的其他时期和其他方面。在目前情况下，更重要的问题是历史唯物主义应用于某些历史环境而立即产生的那些问题。尤其是发现了一些“空白”的领域，如重复性，典型性，社会——经济制度，历史时代和历史阶段等需要澄清的问题。另一方面的需要是发展新的研究方法和研究技术。正如格夫特所指出的，由于历史知识极大扩展的结果，历史学家面临着“难以或简直不可能用旧的尺度来衡量的、新的、非同一般的问题。”40总之，苏联史学和西方“资产阶级”史学一样，到1955年或1956年，正在迫切地期待着新的推动力。
形成这个状态的另一个新因素，是马克思主义史学在1945年以后的迅速发展。在波兰、东德、匈牙利、南斯拉夫、保加利亚、罗马尼亚和捷克斯洛伐克等东欧和南欧国家中，旧的民族主义历史学和“贵族历史主义”，在战后的头十年中已为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解释所取代，历史学的研究重点转移到农民运动、工业资本主义的发展以及工人阶级的形成方面。41马克思主义的影响在世界其他地区也有显著的加强。在英国年轻一代史学家中已经形成蓬勃向上而且很有影响的马克思主义史学派，其中包括一些著名的历史学家，如艾里克·霍布斯鲍姆、克里斯托弗·希尔、约翰·萨维尔和爱德华·汤普森。英国、法国、意大利、南斯拉夫以及其他国家的马克思主义者的积极参与为历史学新观念的形成作出了贡献，这是毫不奇怪的。此外，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解释根据在于许多不同的历史环境。它不仅感到自己已经面临着新发现的资料，而且面临着不同的历史发展模式，例如中欧和东欧的资本主义过渡方式就明显地不同于西欧。42对于这一切都必须加以吸收并作出解释。结果又出现新问题，遇到新困难，至少要在已经扩大了的实际知识范围内和扩充了的不同社会—经济关系范围内对那些旧问题重新加以思考。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解释所涉及的面越宽，就越是感到在特殊的历史环境下对它加以应用时需要有灵活性，需要基本概念的清晰和准确性，需要在方法上加以改进。
到1955年，即使在马克思主义的反对者中，也很少有历史学家会怀疑聪明睿智的马克思主义历史研究方法的积极作用及其挑战。但是，他们越来越感到，对十九世纪的历史状况作出反应从而形成的十九世纪的思想体系，除一般推动力外几乎已经不能为二十世纪中叶的历史学家提供什么了。用英国一位年轻历史学家的话来说，不仅“对社会学的兴趣”已经“失去它原有的激励作用，而且发现马克思主义的旧的社会学词汇已经越来越不足以囊括历史发展的全部复杂现象”。43这种说法决不意味着对马克思主义的否定，而是要求马克思主义在新的知识背景下，在我们生活于其中的迅速变化的世界条件下，有所提高，有所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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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C.莫拉泽：《历史的逻辑》（C. Morazé，La logique de I’histoire），巴黎，1967年版，第298—299页。
2 B.克罗齐：《历史是自由的故事》（B. Croce， La storia come pensiero e come azione），巴里，1938年版。A.J.托因比：《历史研究》（A.J.Toynbee， A Study of History），伦敦，1934—1961年版。
3 H.A.L.费希尔：《欧洲史》（H.A.L. Fisher， A History of Europe），第1卷，伦敦，1935年版，前言第7页。
4 参见H.S.休斯：《意识与社会》（H.S.Hughes，Consciousneso and Society），纽约，1958年版，第226—227页。
5 马克思和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Marx and Engels， The German Ideology，ed.C.J.Arthur），伦敦，1970年版，第48页。（《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一卷，第31页。——译者）
6《马克思恩格斯全集》（Marx- Engels， Werke），柏林，1959年版，第2卷，第98页（《神圣家族》）。（《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二卷，第118—119页。——译者）
7 马克思和恩格斯：《共产党宣言》（Communist Manifesto，ed.H.J.Laski）,伦敦，1948年版，第143页。（《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一卷，第270页——译者）
8《马克思和恩格斯选集》（Marx-Engels， Selected Works）第1卷，伦敦，1950年版，第328-329页。（《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二卷，第82—83页。——译者）
9 苏联历史学家E.M.茹可夫在《第十一届国际历史科学大会会刊》（Xle Congrès International des Sciences historiques，Rapports，斯德哥尔摩，1960年版，第1卷，第83页）中说：这样的观点是“马克思主义的图解，……与现实毫无共同之处。”
10 参见格夫特和马尔科夫：“关于苏联史学答美国学者问”，载《历史和理论问题》杂志，第6卷（1967年），第192页。
11 恩格斯致约·布洛赫，1890年9月21—22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四卷，第477—479页。——译者）
12 恩格斯致康·施米特，1895年3月12日，《全集》（Werke），第39卷，柏林，1968年版，第431页。（《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四卷，第515页。——译者）
13 H.S.休斯：前引书（1958年），第316页。
14 G.P.古奇：《十九世纪的历史学和历史学家》（G. P.Gooch，History and Historians in the Nineteenth Century），伦敦，1913年版。参见《1906—1956年的历史协会》（The Historical Association，1906—1956），伦敦，1957年版，第82页。
15 H.S.休斯：前引书（1958年），第42页。
16 就本人回忆，在1926—1929年就读于牛津大学期间从未听到教师提及马克思的名字，但牛津大学也许属于例外，而伦敦经济学院所持的立场肯定不同。
17 参见J.格伦尼松：前引书（1965年），前言第21—22页。
18 C.韦伯斯特：“历史教学和研究变化的五十年”，载《历史协会，1906—1956年》，1957年版，第82页。
19 由于语言方面的限制，以下部分的叙述，若是没有苏联和其他国家的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的著作的帮助和他们的建设性批评意见，那是无法完成的。在这方面，我要向从事这一研究的两位报告起草人之一科恩教授（列宁格勒大学）和莫斯科大学的费多罗娃博士在这项费时的工作中给予的慷慨合作表示感谢。我还要特别感谢布加勒斯特大学的彼得·哈纳克博士所作的精彩而生动的评论以及莫斯科大学的H·A·埃罗费也夫教授，柏林大学的E·恩格尔伯格教授，和克里斯托弗·希尔先生。在以下论述中，我将尽可能避免使用那些有害于大量西语文献的意识形态和政治方面的含义，也不涉及与本文要旨无关的内容，而是按照我在以上各节中批判性地评价1917年到1955年西方史学发展的同样方法，来评价同一时期内的苏联史学的发展情况。当然，对这里的解释我将负个人责任。苏联和西方的专家们对于这些解释，至少对于其中的部分内容，无疑会持有不同的见解。同样明显的是，对这个领域的概述也不可能希望提到这个时期的全部有关著作，难免挂一漏万。但是我认为，我在这方面的任务同其他方面一样，不是提供“全貌”，而是提取其中看来属于重要趋势和属于创新的那些成就。
20 参见季诺维也夫：《苏联历史教学法》，莫斯科，1948年版。引自英译本，华盛顿，1952年版，第3页。参见格夫特和马尔科夫：前引书（1966年），第203页。在这一方面请切记，按照苏联的观点，在社会科学中不存在意识形态上的中立立场，而且进步的和自觉的党性与科学的客观性之间是不矛盾的。这里没有必要过多地讨论党性问题，只要简单地提到反对这一观点的西方作者，其中，赫伯特·巴特菲尔德曾经说过：“那些设想自己根本没有任何假设就去写历史的人，有时就是拒绝考虑自己的假设。”H.巴特菲尔德：前引书（1951年），第99页。
21 关于苏联史学发展的早期阶段，参见V.P.沃尔金、I.V.塔尔列和A.M.潘克拉托娃主编的《苏联历史科学二十五年》，莫斯科，1942年版。有关这个问题的近期重要著作，请参见：《苏联历史科学史论文集》，四卷本，莫斯科，1955—1966年版；伊列里茨基和I.A.库德里亚夫采夫：《苏联史学史，从古代到伟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莫斯科，1961年版；A.V.阿尔齐霍夫斯基编：《苏联科学与文化史论文集》，莫斯科，1968年版；L.V.伊万诺娃：《1917—1929年苏联历史科学起源》，莫斯科，1968年版；A.M.萨哈罗夫：《苏维埃政权五十年的民族史研究》，莫斯科，1968年版；O.I.魏因施泰因：《苏联中世纪研究史》，列宁格勒，1968年版；L.V.切列普宁：“苏联历史科学五十年及其发展成果”，载《苏联历史》杂志，1967年，第6期；V·伊列里茨基：“苏联历史科学中的民族史学问题，1917—1967”，载《苏联历史》杂志，1968年，第1期。论述马克思主义观点的西文著作请参见E·恩格尔伯格：“马克思列宁主义历史科学的对象和目标”，载《历史科学杂志》，1968年，第6期。关于苏联历史学家的观点和态度，最广泛引用的材料是苏联向第十至十三届国际历史科学代表大会提交的论文，尤其是A·L·西多罗夫：“苏联历史科学的主要问题和发展”，载第十届国际历史科学大会会刊，第6卷（1955年）。茹可夫：“世界史的分期”，载第十一届国际历史科学大会会刊，第1卷，1960年。此外，已经引用的苏联史学家的一些重要论述见《苏联历史学研究》英译本，1962年出版，第1期，以及各个时期的《苏联报刊文摘》。有关苏联史学的英文版指导书，见A·G·马祖尔：《苏联现代史学》（A. G. Mazour，Modern Russian Historiography），普林斯顿，1958年，第2版；C.E.布莱克主编：《重写俄国史——苏联对俄国过去的解释》（C.E. Black， Rewriting Russian History， Sov iet Interpretations of Russian's Past），纽约，1956年版。但是，关于苏联史学近来发展状况的比较新的，而且比较客观和有使用价值的著作是J.L.H.基普和L.布里斯比主编：《当代史在苏联的反映》（J.I.H.Keep and L. Brisby， Contemporary History in the Soviet Mirror），伦敦，1964年版。关于苏联史学的早期有实用价值的文献目录是G.施塔特米勒：《苏联的新世界史》（G. Stadmüller， Die neue Sowjetiscbe Weltgeschlchte），载《世界史年鉴》，弗赖堡，1960年版，第11卷，第380—384页。
22 S.V.乌特金：“斯大林以后的苏联史学”，载J.L.H.基普和L.布里斯比主编，前引书（1964年），第117—154页。我认为他正确地强调了这一点。
23 M.N.波克罗夫斯基：《俄国简史》，列宁格勒，1920年版。
24 参见D.M.彼得鲁舍夫斯基：《欧洲中世纪经济史论文集》，莫斯科，1928年版。
25《马克思和恩格斯选集》（前引书，1950年）第2卷，第443页。恩格斯写道：“要从经济上说明每一个德意志小邦的过去和现在的存在……要不闹笑话，是很不容易的”。（《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四卷，第478页。——译者）
26 参见波克罗夫斯基：《历史论文集》（M.H.Pokrowski， Historische Aufsätze），维也纳，1928年版，第20页。
27 参见S.J.德·拉埃写的“考古学和史前史”，载J.哈维特编：《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研究主要趋势》（J. Havet ed.， Main Trends of Research in the Social and Human Sciences），纽约，1978年版，第2部，第1卷，第186，191，193—194，205页。
28 例如E.A.柯斯敏斯基：《十三世纪英国农业史研究》，莫斯科，1935年版。
29 参见J.格伦尼松：前引书（1965年），前言第22—23页。
30《德意志意识形态》（亚瑟版），第48页。（《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一卷，第31—32页。——译者）
31 有关历史分期问题，已从苏联《历史问题》杂志中选择了一些有价值的论文编辑为德文本，题为《苏联史学中关于封建社会和资本主义社会分期问题》（Zur Periodisierung des Feudalismus und Kapitalismus in der geschichtlichen Entwicklung der UdSSR），柏林，1952年版。
32 G.施塔德米勒：前引书（1960年），第309页。
33 茹可夫：前引书（1960年），第397，456页。
34《苏联史学中关于封建社会和资本主义社会分期问题》，第330—331页。
35 参见A.L.西多罗夫：前引书（1955年），第397，456页。
36 见《分期问题》，第330页。
37 西多罗夫：前引书（1955年），第393页。
38 参见格夫特和马尔科夫：前引书（1967年），第205页。
39 “迎接党史科学的新高潮”，载《苏共党史问题》杂志，1960年，第5期，第3—20页。
40 同上，第453页。
41 关于这个早期阶段发展的大部分情况，在东欧各国代表团提交给第十届国际历史科学大会的论文中作了充分的叙述，参见《波兰代表在第十届国际历史科学大会上》（La Pologne au Xe Congrès international des sciences historiques），华沙，1955年版；《南斯拉夫史学的十年，1945—1955年》（Ten Years of Yugoslav Historiography，1945—1955），贝尔格莱德，1955年版；《第十届国际历史科学大会上匈牙利代表团的研究报告》（Etudes deo délégués hongrois au Xe Congrès international des sciences historiques），布达佩斯，1955年版。至于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史学发展状况在1952年以后发行的《历史科学杂志》（柏林）上作了充分叙述。波哥·格拉凡诺尔（ Bogo Grafenauer）为我特地准备的报告——《南斯拉夫的史学》（“L’historiographie en Yougoslavie”），使我得益非浅。我还应当表达对彼得·哈纳克的特别谢意，他的论文“匈牙利历史研究趋势”（“Trends in Historical Research in Hungary”）是很有启发性的。
42 参见P·哈纳克：前引书手稿，第31页。
43 基斯·托马斯：前引书（1966年）。
巴勒克拉夫：《当代史学主要趋势》，杨豫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年版，第26—4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