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洋务、维新到资产阶级革命

李时岳

洋务运动、维新运动和资产阶级革命，是近代中国前进的几段重要历程。长期以来，从“批判剥削阶级”的原则出发，形成了一些固定的观念：办洋务就是买办化、卖国主义；搞维新无非是妥协、改良主义；干革命也不正确，因为是资产阶级的，必须“立足于批”。先验的原则窒息了人们的思想，研究工作只能在固定的框框内弥缝补苴。稍许出格，“歌颂帝王将相”、“为改良主义涂脂抹粉”、“为资产阶级争历史地位”等等罪名即随之而来，从而扼杀了学术民主，也就禁锢了科学前进的脚步。

拨乱反正，必须从实际出发，打破框框，重新进行认真的探索，广泛展开自由的讨论。

一

中国是以半殖民地的屈辱地位被强制拉入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落后使中国挨了打。当欧洲出现资本主义曙光的时候，中国仍然沉睡在封建主义的漫漫长夜里，封建统治者妄自尊大，固步自封，闭目塞听，闭关锁国，造成了对世界的愚昧无知。鸦片战争前，地主阶级中出现了以林则徐、龚自珍、魏源等为代表的一些人，他们提倡通经致用，揭露政治危机，讲求兴利除弊。这些有识之士，被称为改革派。但是，他们的改革主张仍然拘囿于古老的圣经贤传，并不能适应正在酝酿着巨大变化的中外形势。终于鸦片战争爆发了，堂堂天朝上国竟被不知从何而来的外夷小丑打得惨败。旷古未闻的奇耻大辱促使人们发愤图强。改革派开始认识了在当时世界潮流下改革的主要方向：“师夷之长技以制夷。”不过，改革派人单力薄，在权贵的压抑下不能有所作为。鸦片战争后，封建统治阶级仍然歌舞升平，醉生梦死，昏昏然不思振作。“师夷之长技以制夷”的主张只不过成为一种珍贵的思想资料在历史文库里闪闪发光。

紧接着是轰轰烈烈的太平天国农民战争。广大农民奋起用武器批判封建统治阶级的残暴和昏聩，打乱了整个封建统治秩序。全国规模的阶级大搏斗，使得地主阶级改革派也投入了镇压农民战争的反革命行列。林则徐死于前往广西镇压农民起义的途中。魏源在江苏高邮州举办团练，抵抗太平天国。他们的后继者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之流纷纷崛起，成为农民战争最厉害的敌人。

在历代农民战争中，地主阶级改革派的动向是十分值得注意的问题。这些人原则上反对农民战争，但又和权贵势力有矛盾。在一定条件下，他们可能投靠起义农民一边，和权贵势力作斗争，利用农民战争作为改朝换代的工具；也可能独树一帜，利用农民和权贵势力厮杀得精疲力竭的时机，“削平群雄”而建立新王朝；还可能站在旧王朝一边，在镇压农民战争的过程中，或多或少地排挤权贵势力，使自己成为新的权贵，从事某些改革以缓和农民和地主阶级之间的矛盾。太平天国农民战争时期出现的是最后一种情况。单纯农民战争以最后失败而告终是历史的必然，因为农民不能创建新社会。这就使得地主阶级改革派能够借助于农民战争而在历史发展中扮演重要的角色。

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等人对他们的前辈林则徐、龚自珍、魏源等是十分钦仰的。例如，左宗棠就曾说过：“所有天下士粗识道理者类知敬慕（林）宫保（则徐）”；“道光朝讲经世之学者推（魏）默深（源）与（龚）定盘（自珍）”。他们一般原属于地主阶级的中、下层，所谓“多非殷实之家”，“起于草莽、出自行间。”为了挽救整个地主阶级垂危的命运，他们互相联结，标榜“不要钱、不怕死、不恋官”，从举办团练以保卫自家、控制地方权柄到出省作战，逐步由权贵们手里夺得更大方面的军政大权。他们参劾庸懦猥鄙，严剔浮收中饱，调整地主阶级内部以及地主与自耕农之间的关系，“选将、练兵、修船、制炮、筹厘、榷税”，对吏治、财政、兵制、武备等各方面进行整顿，为镇压太平天国建立了政治、经济和军事基础，最后终于扑灭了农民战争的燎原烈火。

历史于是出现了转折。

农民战争打击了腐朽的权贵势力，给予地主阶级改革派掌握权柄的机会；掌握了权柄的改革派镇压了农民战争，成为新的权贵。新权贵们懂得“师夷长技”的必要，洋务运动于是发韧。旧权贵势力没有铲除，于是发生了洋务派和顽固派的斗争。洋务运动蹒跚跛行。洪仁玕向西方学习的方案《资政新篇》，尽管得到洪秀全批准，但在太平天国只是一纸空文，而恰恰是镇压太平天国的刽子手们却将《资政新篇》的主要内容如兴办近代工业、矿业、铁路、航运、电讯等等付诸实施。历史的发展就是这样矛盾、迁回的。

有什么办法呢？农民不能建立新社会，资产阶级还没有诞生，昏聩腐朽的封建顽固势力无所作为，中国越落在世界后面就越有亡国灭种的危险。在这种情况下，地主阶级改革派从实际经验中认识到外国“战舰之精”、“机器之利”，主张“师其所长而用之”，积极地从外国引进新式的军事装备，引进机器生产，引进科学技术，难道能够因为他们镇压过农民战争，因为他们的动机并不十分高尚而全盘否定吗？

义愤不能成为掩盖事实的理由。

洋务运动从来具有对内、对外的双重目的。对内是借用外洋盔甲以保护封建躯体，镇压革命；对外是“夺其所恃”以“绝其觑觎”，防止新的冲突，避免殖民地化。随着农民战争的逐渐平息和帝国主义侵略的日益紧迫，对外的需要也就逐渐突出起来。一般地说，洋务派是对外妥协派，他们的纲领是“和戎、变法”，他们是接受半殖民地统治秩序的。但“和”也需要一定的实力。洋人贪得无餍，肆意要挟，没有一定的实力就可能“和”不成，半殖民地秩序就可能被破坏而完全殖民地化，中国就可能灭亡。“不战”、“不守”也就不能“和”，只会像叶名琛那样被抓去当俘虏，所以必须讲求“自强”。用李鸿章的话说，就是“各国条约已定，断难更改”（半殖民地地位已无法改变），但“明是和局而必阴为战备”，“彼族或以万分无礼相加，不得已而一应之”（防止殖民地化）。维护现存统治秩序，从事枝节的改革，正是一切改良主义的共同特征。“一般说来，改良主义就在于，人们只限于提倡一种不必消除旧有统治阶级的主要基础的变更，即是同保存这些基础相容的变更。”（《几个争论问题》，《列宁选集》第二卷，第四一七页）无论对内或对外，洋务运动都是地主阶级的改革运动，半殖民地半封建中国的改良主义运动，本质上是反动的。不过，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枝节的改革也比顽固地守旧好些。听听当时顽固派的议论吧：什么“以忠信为甲胄、礼义为干橹”呀，什么“奇技淫巧败坏世道人心”呀，什么“耕织机器夺农工之业”呀，什么“师事洋人，可耻孰甚”呀。按照他们的逻辑，中国的固有文明己经好得不能再好了，终有一天“外夷”会拜倒在中国文明之前，“用夏变夷”，根本不需要，也不应该向外国学习什么东西。对比之下，洋务派承认中国在军事装备、机器生产、科学技术等方面的落后，承认有向外国学习某些东西的必要，不是较为“开明”或“进步”吗？

正是在洋务派主持下，中国拥有了第一批机器生产的兵工厂、造船厂、纺织厂、钢铁厂以及煤、铁矿场，创办了第一个轮船公司，铺设了第一条铁路、电线，建立了第一支海军舰队，开设了第一批外语、科技学校，派遣了第一批留美、留欧学生，翻译了第一批科技书籍，出现了第一代科技人才和在本国厂矿里的产业工人，在“官督商办”、“官商合办”的企业里一些地主、官僚、商人逐渐向资产阶级转化。所有这些，至少在客观上使封建坚冰出现了裂口，从而为开通资本主义的航道准备了某些必要的条件。自然，洋务派主观上并不想发展资本主义。他们严密控制军事工业，力图控制民用企业，并企图用封建性的垄断排斥自由竞争，越到后来就越显示出阻碍民族资本主义发展的反动的一面。但是，坚冰既经破裂，江水奔腾向前就是势所必至了，事物发展的客观规律不是洋务派主观所能控制得了的。

过高估计洋务运动在抵制帝国主义侵略方面的作用自然是不恰当的，但把洋务运动完全说成是适应帝国主义侵略的需要，仅仅起了加速中国半殖民地化进程的作用，也是不符合事实的。洋务派兴办的军事工业，规模最大的是江南制造总局和福州船政局，后者专造船舰，前者也兼造船舰，显然是为了“夺洋人之所恃”。洋务派兴办的民用企业，在一定程度上和一定时期内也多少具有和洋商争夺市场，挽回利权的意义。北洋海军的建立更不能说是出于对内镇压人民的需要。震惊于“数千年来未有之变局”和“数千年来未有之强敌”，洋务派积极从外国引进军事装备和机器生产，“自强”、“求富”，不能说完全是出于标榜。由于中国的落后，最初开办的工矿企业，从机器到原料，从工程师到技工，从设计、施工到经营管理，几乎都要依靠外国，从而不可避免地要遭受外国的愚弄、盘剥，乃至被外国人把持、操纵，这是无可奈何的事。它不完全是洋务派的罪过，因为当时中国自己在这些方面几乎一无所知、一无所有。自然，由于洋务派以维护封建统治、保持“中外和好”为前提，和广大人民尖锐对立，他们所从事的枝节改革不可能使中国真正富强起来，成功地抵制帝国主义的侵略，不可能阻止中国继续向半殖民地、殖民地的方向沉沦。而且，外国侵略者还千方百计地企图通过洋务运动来加速扩展他们在中国的侵略势力。客观上中国确实太落后，主观上对洋人又深怀恐俱，因此，每当帝国主义恃强侵凌，洋务派往往忍让退缩、妥协投降。正是在对外战争中的避战求和，军事上和外交上的失败，证明了洋务运动不能救中国，从而宣判了洋务运动的破产。

二

洋务运动破产之日，即维新运动兴起之时。

洋务运动在始初阶段，曾经得到各方面进步人士的一致拥护。被称为早期维新思想家的冯桂芬、容閎、王韬、薛福成、马建忠等人，实际上都是洋务运动的积极倡导者、参与者或支持者，即地主阶级改革派或洋务派。所谓早期维新思想就是洋务思想。对洋务运动的某些批评，基本上属于条陈或建议的性质。随着洋务运动的发展，地主阶级改革派或洋务派中逐渐出现了不同的倾向，或向官僚买办资产阶级转化，或向民族资产阶级转化。中法战争的失败，把洋务运动的纸老虎戳了一个大洞。洋务运动的反动本质开始被一些进步人士所觉察，它阻碍民族资本主义发展，导致外国侵略势力深入的反动作用的一面，逐渐显示出来，于是，反映民族资产阶级利益的维新思想开始崭露头角。他们指摘洋务派只是学习了西方的皮毛，而没有学习西方富强的本原；西方富强的本原不在于军事装备、机器生产，而在于资本主义的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因此，中国要想富强，必须实行全面的、根本的改革。“根本不净，百事皆非”、“全变则强，小变仍亡”。他们批判地主阶级改革派“中学为体，西学为用” 的理论说：有其体才能有其用，牛以负重，马以致远，如果以牛之体而求致远之用，以马之体而求负重之用，结果只能是“两蹶”而已。这样，维新思想便突破了洋务思想的樊篱，不是枝节的改革，而是根本的改造。这是新兴资产阶级要求变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为独立的资本主义的中国的呼声。甲午中日战争的失败，宣告了洋务运动的破产。事实证明，枝节的改革不能救中国。甲午战争后帝国主义妄图瓜分中国的严重危机刺激人们寻求新的救国方案，于是，维新思想大发展，并在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等维新派推动下，迅速掀起了维新运动的高潮。

维新运动首先是作为爱国运动而彪炳于史册的。一八九五年，割地赔款的《马关条约》传到北京，康有为联合全国各省进京会试的一千多名举人，向皇帝上书，请求“拒和、迁都、变法”，标志着维新运动高涨的起点。这次“公车上书”，完全可以和一九一九年“巴黎和会”上中国外交失败的消息传来，北京学生三千多人在天安门前集合，要求“外争国权，内惩国贼”的“五四”示威游行相类比。“公车上书”虽然没能阻止《马关条约》的签订，但大大地激发了广大知识分子的爱国热情，广泛地传播了变法维新以救亡图存的思想。维新派奔走呼号，救亡必须维新，维新为了救亡。他们反复申述亡国灭种的危机，痛斥地主阶级当权派的因循守旧、媚外卖国。他们把救亡图存作为变法维新的前提和目的，从而动人心弦地论证了变法维新的迫切性和必要性。“能变则全，不变则亡”，如再徘徊迟疑，四万万中国人即将沦为帝国主义的奴隶，连皇帝和群臣也将求为长安布衣而不可得。正是这个救亡的号召，使维新运动能够在短短的时间里迅速高涨起来，并得到全国上下广泛的支持和同情。维新运动的每一步进展也都是和当时的民族危机紧相联系的。在由德国强占胶州湾而掀起的瓜分狂潮刺激下，维新运动随即进人了最高潮——一百零三天的“百日维新”。

维新运动又是一个资产阶级的新文化运动。救亡是维新的前提和目的，维新则是救亡的内容和办法。为了团结维新志士，造就维新人才，推动维新事业，维新派开展了广泛的宣传、组织活动。建学会，设学堂，办报刊，鼓吹资产阶级的新文化，批判封建主义的旧文化，搞得热火朝天。据梁启超《戊戌政变记》的不完全统计，一八九五年后的二、三年间，各省设立的学会、学堂、报社就有五十一所，其中学会二十四所、学堂十九所、报社八所。李提摩太《留华四十五年记》则说，从一八九五年到一八九七年，仅报纸一项即从十九种增加到七十种。这些学会、学堂、报刊，一般都以向西方学习为宗旨。“要救国，只有维新，要维新，只有学外国。”（《论人民民主专政》，《毛泽东选集》第四卷，第一四七五页）欧榘甲描述当时情况说，举国士民“家家言时务，人人谈西学”。所谓“时务”，就是变法维新，所谓“西学”就是资产阶级的新文化——从西方传来的自然科学和社会政治学说。“物竞天择”、变化发展、独立自由、平等民权等观念被介绍进来，“恪守祖训”、专制皇权等观念遭到抨击，人们开始从封建文化思想的桎梏中得到解放，从而出现了一种朝气蓬勃、生动活泼的气氛。

凭借着救亡爱国运动和新文化运动的浩大声势，维新派博得企图“重振乾纲”的帝党官僚的青睐，并迫使最顽固、最腐朽的后党势力暂时退让，演出了维新运动的最后一场重头戏——戊戌变法。这是资产阶级夺取政权的初次尝试。按照康有为的设计，这场具有政变性质的变法是企图依靠皇帝的威力，通过增设新衙门由维新派掌握实权，保留旧人物的虚位虚衔以减少阻力的办法来完成的。在中央，设立制度局总揽新政大纲，并设立法律、度支、学校、农、工、商、铁路、邮政、矿务、游会、陆军、海军等十二个局分管各门事务；在地方，每道设立民政局，每县设立民政分局，督办各项新政。“请皇上勿去旧衙门而惟增置新衙门，勿黜革旧大臣惟渐擢小臣。多召见才俊志士，不必加其官而惟委以差事，赏以卿衔，许其专折奏事足矣。彼大臣向来无事可办，今但仍其旧，听尊位重禄，而新政之事，别责之于小臣，则彼守旧大臣既无办事之劳，复无失位之惧，则怨谤自息矣”。这就是康有为向光绪皇帝陈述的根本方案，即所谓“变法之原”。这是企图从顽固势力手中夺取政权的方案。光绪皇帝出于“不甘作亡国之君”采纳了维新派的建议，擢用维新人士，颁布变法诏令，力图为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开辟道路，给民族资产阶级某些民主权利，予资产阶级文化事业以合法地位。“百日维新”在全国范围内把维新运动推向了最高潮。自然，以为守旧大臣“无失位之俱”便不会反抗，只不过是维新派的一厢情愿。代表新兴资产阶级利益的维新人士，企图把封建顽固势力挤到一边，执掌政权，这本身就是严重的阶级斗争。顽固势力是不会甘心去坐冷板凳的。他们结集在西太后的周围，伺机而动，一举扑灭了新政，结果是光绪皇帝被囚，康有为、梁启超逃亡，谭嗣同等“维新六君子”被杀。

综上所述，维新运动作为救亡爱国运动，具有反对帝国主义的性质；作为资产阶级新文化运动，具有反对封建主义的性质，“百日维新”是资产阶级夺取政权的初次尝试，维新派和守旧派的斗争，实质是新兴资产阶级和封建顽固势力之间的阶级斗争。维新运动的终极目标是要把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变为独立的、民主的、资本主义的中国。因此，正如毛泽东同志所指出的，维新运动（ 戌变法）和太平天国运动、义和团运动、辛亥革命等等一样，“都表现了中国人民不甘屈服于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顽强的反抗精神”（《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毛泽东选集》第二卷，第六〇二页），“无一不是带了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性质”（《五四运动》，同上，第五二一——五二二页）“都是中国人民……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为了建立一个独立的民主主义的社会而斗争”的重要阶段（《新民主主义论》，同上，第六三七——六三八页）。

从总体上考察，维新运动可以说是资产阶级的启蒙运动。维新派的进步作用在戊戌变法失败后也没有立即消失。谭嗣同的《仁学》后半部，被改名为《君祸》，由革命派刊行。梁启超在《清议报》、《新民丛报》上鼓吹资产阶级的世界观、人生观。严复精心翻译介绍西方资产阶级的社会政治理论和哲学思想。所有这些，都具有反封建的启蒙意义，都为资产阶级革命运动的兴起做了思想理论上的准备。长期以来，把维新运动说成资产阶级改良主义运动是不确切的。按照严格的科学含义、改良主义是指工人运动中以不触犯资本主义制度基础的少许改良来代替无产阶级革命的政治潮流，它的著名代表人物为伯恩施坦、考茨基等。扩大其含义，在资产阶级政治运动中，以不触犯封建的或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剥削制度基础的少许改良来代替资产阶级革命的政治潮流，称之为改良主义也未尝不可。改良主义在本质上是反动的，尽管在某种特殊的历史条件下，客观上可能起了某些进步作用，但不能改变其反动的性质。维新运动显然不属于改良主义的范畴。它并不是为了维护半殖民地半封建制度，只是采取了企图通过政变实行自上而下改革的形式，即改良的手段。不应该把改良和改良主义混为一谈。维新运动的历史意义，不在于“特殊的历史条件下”的“客观进步作用”，更不在于以它的失败“证明了改良主义道路走不通”，而在于它点燃了爱国、民主的火炬，召唤着一代仁人志士为救国救民的真理而献身，召唤着资产阶级革命的到来。

三

还在维新运动开始高涨的时候，中国民主革命先行者孙中山便建立了第一个资产阶级革命团体兴中会。不过，在戊戌变法前乃至变法失败后若干年内，兴中会员和维新人士之间的关系是很融洽的，“向无芥蒂”，“彼此往来异常亲热，真无所谓有彼此之分”。这种情况，一方面反映了当时维新派以封建顽固势力为主攻方向，他们的活动具有启蒙的进步性质；另一方面也说明革命思想路线还没有完全成熟。事实上，民族主义、民权主义乃至民生主义，几乎都是由维新派发其端而由革命派竟其绪的。维新派首先提出只有实行民族主义才能有效地抵制帝国主义侵略的命题，鼓吹“满汉不分，君民一体”以实行民族主义。革命派从维新派手中接取了民族主义的大旗，着力论证不推翻以满族贵族为首的清朝统治，广大汉人的民族精神便得不到发扬，因此，实行民族主义的根本道路在于“排满革命”，建立“民族的国家”。民权主义理论最早也是维新派揭示的，不过，维新派以人民觉悟程度不够为理由，认为必须经过“开明专制”，“君主立宪”，借以“新民德”“开民智，“鼓民力”，把民主共和的实现推到遥远的未来。革命派争辩说，人民群众中蕴藏着民主主义的种子，只要去其禁遏，助其生长，就能迅速开花结果，“今日之民智，不必恃它事以开之。而但恃革命以开之。”维新派还介绍过西方社会主义运动的消息，并借以吓唬革命分子。革命派则引社会主义为同调，把社会主义看成“医治”资本主义“弊病”的药方，并从中引伸出改革中国封建土地制度的民生主义，作为战斗的目标之一。维新派说，维新为了救亡，救亡必须维新。革命派说，维新不能救亡，救亡必须革命。二十世纪初年，资产阶级革命派完成了对维新思想的改造，于是以独立的面貌出现于中国政治舞台，开展了资产阶级革命运动的新局面。

资产阶级革命是近代中国人民反帝反封建斗争发展的最高阶段。早在太平天国农民战争时期，马克思和恩格斯就曾预言，不久的将来，在中国这个最反动最保守的堡垒的大门上，说不定会出现“中华共和国”、“自由，平等，博爱”这样的字样。（《国际述评》（一），《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七卷，第二六五页）从太平天国到义和团，中国人民为反对帝国主义侵略和封建主义压迫进行了英勇顽强的斗争，但斗争都只是对侵略、压迫的直接反抗，缺乏建立新中国的明确方向和切实方案，这些斗争都还属于旧式的骚动或暴动的范畴。辛亥革命标志着“中国的旧式的骚动”终于“转变为自觉的民主运动”（《世界政治中的引火物》，《列宁全集》第一五卷，第一五九页），开辟了几千年来中国革命的新纪元，开始了近代中国人民斗争的新阶段。

不应当把资产阶级革命和群众自发斗争割裂开来，资产阶级领导的革命活动本身就是群众运动，没有群众，革命是运动不起来的。由于资产阶级革命代表了历史前进的方向，因而也就成为时代的中心，那些没有达到民主运动水平的群众自发斗争，客观上也就成为资产阶级革命主题歌的协奏。认为“资产阶级的革命活动，远远比不上人民群众的反帝反封建斗争”、“人民群众反帝反封建斗争的深度、广度和韧性都远远超过资产阶级的革命斗争”，是把二者割裂开来，歌颂自发性，贬低觉悟性的观点，只是从想当然的“原则”出发，完全没有经得起推敲的事实根据。

资产阶级革命思想体现了当时时代智慧的最高觉悟。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就是这种思想的结晶。有人说，“资产阶级革命派虽然提出了民主革命纲领，却远比不上人民群众提出‘扫清灭洋’等口号，公开举起反帝反封建的旗帜。”稍加分析，就可以看出这种说法是颇为荒唐的。“扫清”如果没有建立共和国的目标，就可以是地主阶级反满派的口号；“灭洋”所表达的则是笼统的排外主义。三民主义尽管存在着反帝不尖锐、反封建不彻底的弱点，但明确指出了建立独立、民主的新中国的目标，并指出了为达到这个目标的切实可行的步骤，怎能说“远比不上”“扫清灭洋”呢？

歌颂自发性、贬低觉悟性的特点之一，就是不顾自发斗争口号的本来含义，无限“拔高”，把它本来所没有的东西硬加进去。至于说：“资产阶级革命派提出了‘平均地权’的口号，农民却提出更彻底的反封建要求”，并列举《龙华会章程》的“要把田地改作公有财产”和萍浏醴起义檄文的“使地权与民平均”为证，就显得更加荒唐了。《龙华会章程》即陶成章等光复会员制订的《革命协会章程》，萍浏醴起义檄文即同盟会员魏宗铨等起草的《龚春台檄文》，恰恰都是资产阶级革命派企图用民主革命纲领发动群众、提高群众觉悟水平的文献，怎么能张冠李戴，把资产阶级革命派的主张说成是农民的，从而又说比资产阶级革命派的主张“激进得多”呢？

资产阶级革命派是当时人民群众最先进的政治代表。他们觉悟到自己的历史使命，自认为是“中等社会”的代表，负有“提挈”、“卵翼”下等社会，以“矫正”“破坏”“上等社会”的责任。他们不象历来的农民战争那样，运用宗教的形式，秘密组织和发动群众，而是公开向群众呼吁，力图唤起群众的觉醒，为建立共和国而斗争。把资产阶级革命派和人民群众对立起来是毫无道理的。资产阶级革命派不仅属于人民群众，而且是人民群众中最有觉悟的一部分，当时的工人、农民在政治上是资产阶级革命派的追随者，觉悟了的分子便成为资产阶级革命派的成员。当然，广大工农群众是资产阶级革命的主力军，正如列宁所说的，“如果没有群众革命情绪的蓬勃高涨，中国民主派不可能推翻中国的旧制度，不可能争得共和制度。”（《中国的民主主义和民粹主义》，《列宁选集》第二卷，第三六〇页）。但是，群众的一切斗争，最终都归结为“争得共和制度”，因此，认为历史发展的动力在这时期是集中到了资产阶级革命派手里，又有什么可以厚非的呢？怎么就会“排挤”工农群众，“抹煞”他们的作用，“颠倒”历史，“续”“帝王将相的家谱”，“落入了唯心史观的窠臼”呢？

政治觉悟是千金难买的非常宝贵的东西。旧式农民战争的英雄在失败的时候只能发出“天亡我也”的呼声，资产阶级革命党人在敌人的法庭面前，却能慷慨陈词，声明革命的必要，坚信革命事业的最后胜利。正是基于一定的政治觉悟，一代革命志士舍生忘死，英勇奋斗，用鲜血谱写了为真理而献身的壮烈诗篇。刘敬安“劲拒不稍回曲”的“铁汉”精神，林觉民《与妻诀别书》的思想境界，千秋万代，仍然感人肺腑。经过斗争、失败、再斗争、再失败、再斗争的艰苦历程，终于推翻了二百多年来的清朝统治，扫荡了最顽固最腐朽的满族亲贵势力，结束了两千多年来的封建帝制，创立了中国历史上从未有过的民主政体，为后来人民革命的胜利奠下了基石。他们的革命情操，他们的丰功伟绩，是永远值得人们崇敬和纪念的。

然而，却有人认为，对资产阶级革命派不能“无原则地歌功颂德”，因为他们本身属于剥削阶级，他们革命的目的绝不是也不可能是为了劳动人民的解放，他们所要改变的只是剥削的形式，而且在当时的世界形势下，资本主义也绝不是中国的出路，所以，必须“立足于批”。

看来，“立足于批”的所谓“原则”，就是宁可让历史停滞不前，也不可让非劳动人民为历史的前进做出贡献。按照这种“原则”，人类如果不能在一夜之间进入共产主义的大同世界，就应当永远像狼群一样在原始森林里徘徊；从原始人群到共产主义之间的一切文明、进步，都是必须诅咒的。这种“原则”，似乎很革命，实际上是“革革命的命”。正是在“立足于批”的原则指导下，出现了把资产阶级革命派及其领导的革命运动和人民群众及其自发斗争割裂开来，对立起来，借歌颂自发性以贬低觉悟性的咄咄怪事。

毛泽东同志高度评价了资产阶级革命派领袖孙中山的历史作用，指出“中国反帝反封建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正规地说起来，是从孙中山先生开始的”，“从孙中山先生开始，才有比较明确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青年运动的方向》，《毛泽东选集》第二卷，第五二七——五二八页），也就是说，近代中国人民的反帝反封建斗争从孙中山开始进入了新阶段，有觉悟的民主革命阶段。毛泽东同志还热情地颂扬了孙中山的“丰功伟绩”，指出他“全心全意地为了改造中国而耗费了毕生的精力，真是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现代中国人，除了一小撮反动分子以外，都是孙先生革命事业的继承者”（《纪念孙中山先生》，《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第三一一——三一二页）。也就是说，他不顾私利，为救国救民而献身，开辟了中国历史前进的道路，是一切革命人民的楷模。毛泽东同志也指出孙中山“有他的缺点方面”，但同时指出“这是要从历史条件加以说明，使人理解，不可以苛求于前人的”（同上）。对孙中山的科学评价，提供了正确评价资产阶级革命派及其领导的民主革命运动的指导线索，是值得认真体会的。

一八四〇年到一九一九年的中国近代史，经历了农民战争、洋务运动、维新运动、资产阶级革命四个阶段。前一阶段孕育着后一阶段的因素，前后紧相连接。前一阶段的运动尚未结束，后一阶段的运动业已萌发；后一阶段的运动己经开始，前一阶段的运动尚留尾声，前后交错。它反映了近代中国社会的急剧变化，反映了近代中国人民政治觉悟的迅速发展，标志着近代中国历史前进的基本脉络。

从洋务运动、维新运动到资产阶级革命，救亡始终是历史的主题。洋务派宣称，由封建统治者进行某些枝节的改革就可以臻中国于富强。维新派认为，中国的富强有赖于根本的改造，但这种改造不必采取暴力革命的手段。革命派坚信，只有推翻封建统治，才能改造中国，挽救中国的危亡。紧迫的民族危机要求人们对不同方案迅速作出抉择，不断地抛弃被实践证明失效的旧方案，接受、试验新方案。政治潮流于是一浪压过一浪，飞快地向前发展。这是近代中国政治的特点和优点之一，半个世纪走完了欧洲几百年的道路。

但是紧张的救亡需求带来了准备的不足，并往往忽略了对封建主义的严峻斗争。中国民族资产阶级是在很不成熟的状态被推上历史舞台的。它的经济基础薄弱，只是封建经济的汪洋大海中的若干小岛。它的政治经验短缺，往往表现出惊人的天真和幼稚。它的文化思想浮浅，几乎没有同封建文化传统进行过认真的较量。洋务派本属于地主阶级，自然以维护封建主义为己任。代表民族资产阶级的维新派和革命派，尽管开头锐气逼人，声势颇盛。但同封建势力打不上几个回合便败下阵来，而且一蹶不振。资产阶级政治运动的阵雨仅仅打湿了封建主义的地皮，远远没有动摇封建主义的根基，这是历次斗争成效不大的重要原因。

回顾近百年来的艰难历程，几代人在条件极不充分的情况下为中国的进步所做过的努力，是应当以历史的态度认真总结的。历史把资产阶级没能完成的任务付托给无产阶级，无产阶级没有傲慢地菲薄前人所做过的努力的理由，只有汲取前人的经验教训，掌握历史发展的脉络，将斗争进行到底的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