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容共”到“容国”
——1924—1927年国共党际关系再考察

王奇生

内容提要　1924—1927年间国共关系演变的复杂情形，实际远非过去人们认知中的“容共”或“联共”等语词所能简单概括。其时国共对相互关系的认知和表述既不尽一致，而且随着两党力量对比的变化，这种认知和表述亦发生相应的变化。无论“容共”还是“联共”，都难以单独完整表述该时期国共关系的动态变化过程。1925年后，加入国民党的中共党员只是其中一部分而非全部；与此同时，大批国民党青年转入共产党。国共关系的初始形式在发生改变，亦即由初期中共党员加入国民党的单向流动，发展为两党党员之间的双向互动。到后期，中共党员加入国民党者渐少，而国民党青年转入中共者日多。另一方面，中共意识形态的强势宣导，中共对国民党地方组织和民众运动的日趋“包办”，以及中共组织严密与国民党组织散漫的强烈反差，使国民党人感到共产党大有“反客为主”的态势，担心国民党“容共”，将转化为共产党“容国”。国民党人对共产党“容国”的危机意识，加速了第一次国共合作的破裂。

1924—1927年间的国共关系，一直是民国史和中共党史研究领域的一大热点。而两党“党内合作”形式又是其中极具争议的焦点之一。几乎从国民党改组之日起，国共之间的争端在很大程度上即是由“党内合作”这一形式引发的。在三年多的时间里，国共两党不仅对相互关系的认知和表述各有不同，而且各自的表述与客观事实之间亦存有相当的差距。加之1927年以后，两党的历史参与者难免从各自的立场来塑造有关这一段历史的记忆，乃至在数十年后的今天，海峡两岸学者以及大陆学者之间对这一段历史的描述和表述尚存有较大差距。[1]

事实上，这个时期国共两党关系一直处于动态变化之中。两党合作的形式、内容和表述亦随着两党力量对比的变化而有所调整和改换。这个时期国共关系演变的复杂情形，实际远非过去人们认知中的“容共”或“联共”等词语所能简单概括。本文试图考察这个时期国共对相互关系的认知和表述的变化，以及两党地方组织和普通党员之间的党际互动状态，进而描述两党党权的强弱对比和组织力量变化的实际情形，或有助于加深人们对这个时期国共关系复杂情形的理解。

一、从“容共”到“联共”：国共对相互关系的认知和表述

一般认为，1923年6月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和1924年1月召开的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各自正式确立了两党合作的政策。但值得注意的是，两党在做出这一决策的时候，各自对于相互关系的认知和表述，实际上是存有差异的。

首先，在两党关系的表述上，共产国际和中共方面一开始即将两党关系称之为“合作”关系。《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关于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的关系问题的决议》（1923年1月12日）称：“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认为，国民党与年青的中国共产党合作是必要的。”[2]中共三大《关于国民运动及国民党问题的议决案》称：“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议决中国共产党须与中国国民党合作，共产党党员应加入国民党，中国共产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曾感此必要，遵行此议决，此次全国大会亦通过此议决。”[3]观此可知，共产国际和中共中央从一开始就将国共关系定性为“合作”关系，并郑重其事地以决议的形式正式确立下来。

而国民党方面则有所不同，在最初两年多的时间里，一直没有正式认同两党关系为“合作”关系；国民党一大没有像中共三大那样通过一个关于两党关系的专门性决议。李云汉认为，国民党一大确定“容共”的标志，是1月28日大会讨论国民党章程审查委员会报告案，有关“容共”问题即包括在这一案中。[4]查该案讨论“容共”问题的原委，起因于代表方瑞麟的临时提议，要求在国民党章程中明文规定“本党党员不得加入他党”。针对方瑞麟的主张，中共代表李大钊发表了一个声明，表示中共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服从国民党的主义，并遵守其党章。经过多位代表的激烈辩论，大会最后表决，多数代表赞成“党员不得加入他党不必明文规定于章程”[5]。李云汉认为，这一表决，标志着“国民党的容共政策遂告确定”。实际上，提案中并未对两党关系的相关原则做出正面、直接和具体明确的规定。

其次，孙中山在国民党一大上先后发表过七次演说（包括开会词和闭会词）。[6]在其中关于民生主义的一次演说中，孙中山专门就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一事做出解释，既批评党内“老同志”思想稳健为“不及”，也批评“新同志”思想猛进为“太过”，强调共产主义与民生主义并无冲突，不过范围有大小而已，声称“新青年”一方已“诚心悦服本党三民主义，改共产党员为国民党员”。[7]这是孙中山在国民党一大上针对两党关系所做的惟一一次演说，其意为消泯国民党内“老同志”对接纳共产党员所产生的疑虑。除此之外，孙即使在开会词和闭会词中亦未提及两党关系。

与共产国际和中共中央分别就国共关系做出专门性的决议相比，国民党一大确定“容共”政策的过程带有某种消极性和模糊性。国民党一大宣言既未提及两党关系，国民党一大前后的舆论宣传，亦著力宣示其党务革新的意义，对与苏俄和中共的关系几乎没有正面提及。

国民党一大何以未就两党关系形成专门性决议和明文写进大会宣言，一或避免“赤化”嫌疑而有意淡化宣传[8]；亦或此事早经孙中山定夺于前，且中共加入既成事实，大会只在化解国民党内反对意见而已。除此之外，更直接的因素，当在孙中山当时的意识中，并不认为国共关系是一种党际之间的“合作”关系。在孙看来，中国共产党不过是一班“自以为是”的“中国少年学生”，是“北京一班新青年”的小组织。[9]“（孙）博士曾对国民党人说，中国的共产党完全不值一提，都是些在政治上没有修养的年轻人，不值得重视。”[10]在这种心态下，国共关系未被孙中山列为国民党改组大会中的重要议案，自是情理中事。在表述上，孙当时的提法是“改共产党员为国民党员”、“共产党员纷纷加入本党”。[11]所谓两党“合作”，在最初两年多的时间里，只是共产国际和中共单方面的提法。

当然，孙中山轻视中国共产党作为一个政党的存在，并未影响他对年青有为的中共党员个人的重用。如他解释任命中共党员谭平山担任国民党中央组织部长这一要职时，就明确表示他看重谭“有能力和有才智”[12]。可以说，孙中山在国民党改组前后赋予部分中共党员以相当职务和权力时，更多的是看重中共党员个人的才干，而非出于两党之间职位和其他政治资源分配等方面的考量。

国共关系建立后，中共党员和青年团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对“以个人身份加入”的解释，国共两党形式上尚无大的分歧。如李大钊在国民党一大上发表声明称：“我们加入本党，是一个一个的加入的，不是把一个团体加入的，可以说我们跨党，不能说是党内有党。因为第三国际是一个世界的组织，中国共产主义的团体是第三国际在中国的支部，所以我们只可以一个一个的加入本党，本〔不〕能把一个世界的组织纳入一个国民的组织。中国国民党只能容纳我们这一班的个人，不能容纳我们所曾加入的国际的团体。我们可以加入中国国民党去从事国民革命的运动，但我们不能因为加入中国国民党，便脱离了国际的组织。”[13]依李之意，中共作为第三国际的支部，是一个世界的组织，而国民党只是一个国内组织，后者无法容纳前者。故只能以个人身份加入。李的言意中，隐含着几分自得。其时国共两党都有中国革命是世界革命一部分之类的认知[14]，作为国际组织支部的中共，似无形中感觉比国内政党的国民党要高出一筹[15]。中共的这种“国际性”，当时也为国民党人所认同。如汪精卫在李大钊声明后表示：“党员跨党一层亦可不必过虑，且从前既已许之，固经过慎重考量，矧共产党又系国际的团体，更何碍于本党乎？”[16]据汪精卫追述，早在1922年李大钊加入国民党时，曾向孙中山声明自己不能退出共产党，孙中山明确表示说：“这不要紧，你尽管一面作第三国际党员，一面加入本党帮助我。”[17]孙视中共党员为第三国际党员，亦认可中国共产党在国民党之外的独立存在。

1924年8月，国民党中央执委会对国民党员颁发训令，内称中国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后，“仍不脱离中国共产党”；中国共产党“在本党之外”存在。“至于加入本党以后，仍不脱离中国共产党，则以中国共产党为第三国际之一支派，与国内角立之政党，性质不同”。[18]国民党人强调中共组织的“国际性”，含有中共不会与国民党角立争雄的某些意味。

但事实上，中共基于其阶级基础的自我优越感及其自恃与世界革命的直接联系，与国民党颉颃的意识甚为明显。故在中共党员加入国民党后，一再强调其自主独立性，强调两党关系是合作而非合并：“共产党人加入国民党，绝不是整个的共产党来加入国民党，而是共产党员以个人的资格加入的，并且不是共产党每个党员都加入，所加入的不过是一部分。共产党在国民党外有自己的独立组织，有自己的一切机关，有自己的政纲与策略。” [19]

依照国共双方的上述解释，意味着国共关系自始就存有两重性：中共党员个人加入国民党，即形成一种“党内合作”关系；与此同时，中国共产党在国民党之外独立存在，两党关系又是一种“党外合作”关系。若从国民党的角度言，即既是“容共”，又是“联共”。“容共”是“容纳共产分子”；“联共”乃“联合共产党”。从这个意义上说，单独称“容共”或单独称“联共”，都难以完整表述国共关系的这种两重性。

尽管两党对“以个人身份加入”的解释无明显分歧，但由于“以个人身份加入”的含义本身存有两重性，国共在对相互关系的认知和表述上实际各有侧重。在国民党一方，最初只强调接纳“共产分子”。孙中山虽然承认中共作为一个政党独立存在，但并不愿中共“自树一帜与吾党争衡”。而中共则反复强调两党关系是“合作”关系。中共最初虽未明说这种“合作”是一种对等合作，但欲与国民党平起平坐之意则甚明显。

1924年8月21日，国民党中央全会讨论国共党员纠纷问题。瞿秋白和鲍罗廷亦与会。会议决议在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政治委员会之下设立国际联络委员会，其主要职能在“协商中国共产党之活动与中国国民党有关系者之联络方法”。上海中共中央获悉这一消息后，十分震怒，马上致电广州鲍罗廷和瞿秋白：禁止在国民党的会议上进行任何有关共产党问题的辩论，禁止瞿秋白以党的名义在国民党的会议上发言，拒绝承认国民党下属的为解决两党间问题而设立的国际联络委员会。[20]陈独秀认为，孙中山的目的，“在于把中国共产党置于国民党的领导之下”，鲍罗廷中了孙中山的圈套。[21]显然中共欲与国民党平起平坐。若承认国民党下属的国际联络委员会有解决两党问题之全权，即意味着承认国共关系为一种领导与被领导的关系。这正是中共中央十分震怒的原因。

在表述上，国共双方开始并没有使用“容共”、“联共”之类的提法。据台湾出版的《国父全集》，最早所见“容共”的提法是孙中山于1924年3月2日发表的《通告党员释本党改组容共意义书》[22]。但据黄彦考证，孙中山的这一通告原稿本无标题（据称原稿现藏于台北国民党党史馆），1924年3月2日《中国国民党周刊》第10期发表时，题为《总理致海内外同志训词》。20世纪40年代国民党党史会纂修林一厂主编《总理史迹稿》时，才将标题改为《通告党员释本党改组容共意义书》。黄彦称，在所有的孙中山著作和孙中山逝世前国民党文件中，都看不到有“容共”的提法。[23]

国民党文件中，最早出现的与“容共”相似的提法，是“容纳中国共产党分子”。1925年5月25日，国民党一届三中全会通过《对全体党员之训令决议案》，该决议案内提到：“然因容纳中国共产党分子加入本党之故，社会对于吾党之疑虑，及吾党同志间之纠纷，由是引起”。“任何阶级无不闻共产二字而却走，及见本党容纳中国共产党分子之加入，率惊恐相顾，以为大祸之将临”。[24]这是国民党官方文件中较早有关“容纳中国共产党分子”之提法。[25]在此后一段时间里，“容纳共产分子”之类的提法渐成习惯用语。

中共在最初一段时间里也是认同“容纳共产分子”之类提法的。其后随着中共势力的日长以及与国民党抗衡意识的增强，“联共”才逐渐取代“容纳共产分子”的提法。“联共”一词，最早见于瞿秋白在1925年秋冬间所做的一次题为《国民革命与阶级斗争》的讲演。内称：“在开会（指西山会议）以前，林森、邹鲁电汪精卫谓广州执行委员违反孙先生的联共主义，而他们现在居然联络段祺瑞在北京开会，这是不是实行中山主义？”[26]“联共”被称作一种主义，当是瞿秋白个人所独创。

1926年3月12日，中共中央在《孙中山先生逝世周年纪念日告中国国民党党员书》中，首次在正式文件中使用“联共”一词。文中涉及孙中山和国民党对共产党的政策时，有8处用“联共”表述，1处用“容纳共产派”表述，1处用“党内合作”表述。[27]此后，“联共”一词逐渐在中共人物的言论中频繁使用。与此同时，“三大政策”的概念亦逐渐形成。

值得注意的是，在中共提出“联共”的前后，国民党亦开始承认国共关系为“两党合作”关系。

国民党正式承认国共关系为“两党合作”关系，并采取两党合作的具体措施是1926年5月召开的二届二中全会。以往研究者大多关注这次会议所通过的《整理党务案》对中共所加的种种限制，如规定不得怀疑和批评孙中山及三民主义；加入国民党的中共党员名册须交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保存；在国民党高级党部任职的中共党员人数不得超过1/3，并不得充任国民党中央机关之部长等。限制中共，自是蒋介石提出《整理党务案》的初衷和重要考量，但另一方面，蒋也看到中共势力的迅速增长，而不得不承认“两党合作”这一客观事实，从而首次以大会决议案的形式确认“两党合作”关系。会议不仅在提法上用“两党合作”来表述[28]，而且决议组织两党联席会议[29]，“审查两党党员妨碍两党合作之行动、言论及两党纠纷问题，并协定两党有连带关系之各种重要事件”。规定国民党员对于共产党员，或共产党员对于国民党员，有怀疑或不满之处，应呈诉或报告于各该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提交本会议审查后，交各该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分别执行。联席会议由5名国民党代表和3名共产党代表组成；两党代表分别有代表本党之全权。[30]

两党联席会议显然与1924年8月国民党一届二中全会所设立的国际联络委员会不同。国际联络委员会是国民党中政会下属的一个国民党党内机构，而两党联席会议则是两党对等的党际联络机构。这意味着国民党正式以联席会议的形式确立了两党对等的合作关系。

据蒋介石日记记载，《整理党务案》提出前，曾多次与鲍罗廷磋商“国共妥协条件” [31]。故《整理党务案》在某种意义上也可视作鲍蒋妥协的产物。蒋在1927年2月的一次演说中，曾声称“两党合作之议，最初发于本人之主张”，即指他所提《整理党务案》。[32]

《整理党务案》通过后，中共中央发表了一封致国民党中央委员会的信。中共在信中大致表达了这样两层意思：一是强调两党合作政策早已确定，两党联盟也早已成为事实；二是《整理党务案》是国民党内部的决议，与中共无涉，亦即否认该案对中共具有约束力。对于成立两党联席会议一事，中共在信中没有明确表示可否。[33]而谭平山在给共产国际的报告中，则对联席会议持相当肯定态度，认为组织联席会议对中国革命非常重要，“这不仅从消极方面来说，可以消除两党之间的冲突，而且从积极方面来说，还能同国民党一起制定中国革命的具体策略和方法。此外，这次联合全会使共产党在权利上与国民党处于平等地位。因此，共产党能够争取到合法地位。” [34]显然中共中央亦注意到了《整理党务案》的另一面。王若飞后来认定这就是“由容共到联共，党内合作到党外合作” [35]。李剑农在1930年出版的《最近三十年中国政治史》一书中亦认为，《整理党务案》的提出，标志着国民党的“容共”政策从此变为了“联共”政策。[36]

值得注意的是，当时对《整理党务案》攻击最力的不是中共，而是西山会议派。西山会议派所看重的正是《整理党务案》所承认的“两党合作”的“名分”。西山会议派认为，《整理党务案》是广州国民党中央与共产党订立的妥协条件，将“容纳共产分子”变为“两党合作”，意味着国民党从此将变成“国共联合党”。[37]在当时西山会议派的认知中，《整理党务案》亦是国民党由“容共”向“联共”转变的标志。

自《整理党务案》提出后，蒋介石在多数场合都将国共关系表述为两党“合作”。如1926年7月24日蒋在复张继书中写道：“本党与共产党合作，为总理与仲恺兄在日所确定，革命势力必求团结，共产党主义虽与本党有别，其致力革命则人所共认”；“本党所尚须讨论者，非与共产党应否合作之原则，在与共产党如何合作之方法”；“惟爱党必以其道，因革命势力必求团结，不能怀疑及于总理所定与共产党合作之政策”。[38]诸如此类的表述，与中共所称的“联共”实无歧异。

1926年8月25日，蒋介石在国民党湖南省第二次代表大会上演说时，对国共关系的表述实际即是“联共”。兹引述如下：

本党同志现在应该明白何者为革命派，何者为反革命派。中国共产党是革命派，我们应该联络。先总理要联合共产党与国民党合作，革命势力方能增长，革命精神方能发展。但在同志有许多怀疑者，引起许多的纠纷。西山会议派对于本党自相倾轧，亦即以此。殊不知中国共产党本是中国革命一部分的力量，有人说联合后恐国民党将为共产党所消灭，为具有新知识脑筋清白者，决不出此无稽之谈。我们要知道，共产党不仅有组织有纪律，而且比国民党组织纪律严厉得多，对于革命有步趋、策略、方针、政纲，与其他团体不同。国民党除与共产党合作外，尚有何党何派可与之联合？现在已可看得明白，革命党不仅不与共产党分离，且应日日团结，方能扩大力量，适合本党的政策。如放弃、排除，使共产党在革命工作上受打击，而本党处领导民众地位，离开共产党，所受打击更大些。故现在可说共产党消灭本党，是自己恐惶，只要自己努力向前奋斗，依照政纲进行，不仅共产党不能消灭国民党，且可为国民党辅助；如不努力奋斗，不联合共产党亦必终归于消灭。所以，对于共产党必不用其怀疑。且须知本党在领导民众地位，民众向本党团结，革命方可成功；反是，则是自杀。此为本党应注意的最大问题，兄弟所以特提出来要请各位格外注意。[39]

大约到1926年底1927年初，“联共”的提法开始在国民党报刊上频繁出现。有时“联共”与“容共”交相使用，不分彼此，如《广州民国日报》副刊《现代青年》1927年4月8日刊载一篇文章，标题为《我们为什么要拥护三大政策——联俄、容共、扶植农工》，正文首句为：“近来党内的同志和友党的人们都高叫起拥护三大政策（联俄、联共、扶植农工）来了！”标题中为“容共”，正文中为“联共”，“容共”与“联共”似乎通用。又《现代青年》第73期《编者的话》提到，不少读者来信质问和请求解释“容共”与“联共”的区别。亦说明当时“容共”与“联共”两种提法之并存。其时，被中共指为国民党左派的甘乃光对“联共”与“容共”有另一种解释，即认为共产党内存在着两种成分，一种是纯粹党员，一种是跨党的党员。国民党既“联络共产党纯粹分子”，又“容纳共产党跨党分子”。[40]

1926年底1927年初，“联共”与“容共”虽在国民党报刊上交相出现，但称“联共”者渐多，而提“容共”者渐少。这意味着国民党人亦逐渐认同“联共”的提法。到“四一二”前夕，“联共政策”已是一个“口号常呼着，标语常写着”的词语。[41]

二、《向导》式的文字与中共的话语强势

当1923年中共党员开始加入国民党时，党员人数不过400多人，而国民党党员号称20万。尽管如此，中共党人不仅没有顾虑可能被国民党吞并和溶化，相反抱有要充当革命动力去推动国民党革命的意图。他们坚信自己的党是无产阶级的先进代表，是人类社会未来的主人翁，具有高度的政治使命感和强烈的阶级优越意识。在那时中共“新青年”的眼中，国民党人的形象已是“老朽不堪”。曾几何时，加入同盟会的革命党精英亦曾是一批急进青年。如1911年7月18日孙中山致邓泽如书中即称：“金山致公总堂虽系洪门以反清复明为宗旨，然向多老朽顽锢，向无进取之气，故尝与吾党少年勇进之辈积不相宁。” [42]无奈时代变换的步伐实在太快，不过十余年的时间，当年视别人为“老朽顽锢”的“少年勇进之辈”，又很快被比他们更年青更急进的五四少年视为“老朽”。

民国2年后，国民党即因宋教仁被刺及其他主要领袖被迫流亡国外，而一度与国内的政治文化主流疏离。在1915年因“二十一条”而起的全国性的反日运动中，国民党人在民族矛盾和国内政争之间处于两难境地，内部意见分歧，基本上置身事外。及至次年的护国之役，唱主角的乃是进步党，国民党只起到辅助的作用。到五四新文化运动期间，国民党大体上仍在运动主流之外。[43]1923年7月《前锋》杂志创刊号有文质问国民党曰：“民国八年学生大运动的时候国民党在什么地方？民国四年反对日本二十一条要求的运动中有没有国民党？……无怪乎五四运动的学生把国民党忘掉，去年北京双十节纪念在中央公园开会，学生工人到者数千人，连创造民国的国民党名字多没有提起……革命党不能，而北京大学却能做革命思想的中心，这种事实实在不能令人满意。” [44]这颇能代表五四新青年对改组前国民党的观感。国民党的旧旗帜，显然已对五四一代新青年失去吸引力。

李云汉认为，“当时的国民心理一致倾向国民党，共产党的旗帜不足以号召群众” [45]。这一认知显然与当时的“国民心理”不尽相符。当时固不存在举国“一致”的“国民心理”，而国共两党的旗帜，谁更有号召力，关键要看是对什么样的“群众”和“国民”。如就社会底层民众而言，他们所传闻的共产党，也许囿于“共产公妻”的浮面印象而视共产党为洪水猛兽。[46]而对那时尊西崇新的知识青年而言，则可能又是另一种情形。罗志田研究五四前后思想文化运动与政治运动的关系时，即发现“社会主义”的招牌在那时具有相当的吸引力，尽管各派所标榜的“社会主义”的实际内涵可能相差甚远。[47]这当然仍是相对部分人群而言。事实上，当孙中山声称其“民生主义就是共产主义，就是社会主义”时，在某种意义上即是为了迎合五四新青年对社会主义的信仰，或者说是为了将当时知识青年对社会主义的崇拜，吸引和转移到对其三民主义的信仰上来。在那时城市知识青年的社会时尚认同中，“新青年”和“进步青年”的标准和表征，即以信奉主义为归趋，而且在崇洋趋新的风气下，主义愈新，对“新青年”愈具有吸引力。[48]当时有社会舆论指称：“现在的一般青年，未免太爱学时髦了……不谈政治则已，一谈政治，至少也要共产主义，再不然，还要无政府主义。” [49]此类言论虽不无夸张，但仍反映出五四以后知识青年的急进化程度。

正因如此，当国民党一大宣布改组时，北洋旧阵营一方的舆论大肆宣扬国民党已“赤化”、“过激”，而在“新青年”一方，却嫌国民党不够进步。当马林提议中国共产党员和社会主义青年团员加入国民党时，几乎遭到后者的一致反对。在当时中共新青年眼中，老国民党人是前时代人物，是落伍者，加入国民党，意味着共产党退化。[50]陈独秀在致维经斯基的信中所持反对加入国民党的理由之一，即是国民党“在广东以外之各省人民视之，仍是一争权夺利之政党，共产党倘加入该党，则在社会信仰全失（尤其是青年社会），永无发展之机会” [51]。当时共产党潜在的社会信仰群体主要是五四知识青年。如以代际来划分，改组前的国民党与新生的共产党大致分别代表了辛亥一代和五四一代。孙中山容纳共产党员的一个重要考量，即是要将这批五四新青年吸纳到他的革命队伍中来。在当时孙中山的认知中，国共两党的分别，一是“老同志”，一是“新青年”。[52]“老同志”固然疑虑“本党名义被彼利用”，而“新青年”更担心与“老同志”合流会失去青年社会的信仰。

当共产国际强迫中共党员和青年团员加入国民党后，中共中央谆谆告诫其党员不要对国民党人存嫌恶藐视心理和不屑与之为伍的成见，亦不可有骄矜自炫的辞色，而应该对他们努力“扶持”、“诱导”和“掖进”。[53]实际上，中共中央让其党员去“扶持”、“诱导”和“掖进”国民党，本身即是一种居高临下的“骄矜”姿态。而这种姿态，与中共党员受容于国民党的“党内合作”形式显然不相适应。

事实上，国民党方面最早反对国共合作的，主要是一批“老同志”。从冯自由到西山会议派诸人均是。这其间实不无代际冲突的因素。孙中山改组国民党时，倚赖的主要不是元老派，而是党内的少壮派和中共新青年。对国民党元老派来说，眼见这些后进少年轻而易举跃居党内高位，难免心有不服。在国共合作初期，像廖仲恺、汪精卫、胡汉民、蒋介石这批国民党少壮派和中共新青年相处尚属融洽，多被中共视为左派或中派；而被中共视为右派的，则多是国民党内的“老同志”。中共最初在国民党内的斗争矛头亦主要指向“老国民党员”，认为只有将那些“国民党老朽”清除出去，才能组织一个新国民党。[54]

在国民党内部，“老同志”和少壮派之间亦不无冲突。国共之争和国民党内部的左右之争最初几乎表现为老少之争。如国民党改组后不久，戴季陶即已深切感受到国民党旧同志与共产党新青年之间的差距：“今日最能奋斗之青年，大多数皆为共产党，而国民党旧同志之腐败退婴，已无可讳。”[55]戴于失望之余，愤而辞卸党内一切职务，一度不复与闻党事。此时年近40的蒋介石，亦常流露出对国民党“老同志”的不满。如他曾在一次国民党中央全会上公开指责：“许多老党员，应该知道他自己已是暮气沉沉，差不多已成为骨董，只能陈列着，不能有什么实用。现在最革命的差不多都是青年分子。”蒋在致张继的一函中甚至认为，“总理革命四十年而未成功，其原因甚多，然亦未始非一般老同志从旁掣肘，使总理不能径行其志之所致。”蒋在私下场合更是埋怨“本党老同志实不行也”。[56]李云汉认为，廖仲恺被害的一个主要原因，亦与他时常流露出对国民党老同志的不满而招人怀恨有关。[57]

由于革命是青年人的事业，故青年最革命、最能奋斗之观念，渐成为国共两党的共识。与此相对，“老”也就于无形中成了“老朽”、“保守”的代名词。以至于与“老”字相关的称谓，都难免暗含贬意。如西山会议派即指责中共将孙中山称为“老革命家”是别有用心，不怀善意。邹鲁指出：“犹记十三年冬，共产党在广东编平民学校教科书，称总理为老革命家，革命家而下一‘老'字，何等深刻！说[没]想这‘老'字至今通移到我们国民党的党员来了，其消灭本党的阴谋，须一个一夕（引者注：原文如此），却可于此见出。” [58]连“老革命家”也成了一个贬义词，可见当时革命话语的主导权已完全掌控在青年一代之手。崇新与鄙老，几成为当时“新青年”流行的价值观。

青年最革命、最能奋斗，也就不可避免地成了政党竞相争夺的对象。五四前后的中国都市社会，正游离出一大群“有些知识而又没有充分知识”、就业无道、谋生乏术、前途渺茫而对社会现实产生疏离和不满情绪的中小知识青年。他们自然也成为国共两党都想吸纳的政治资源。大革命时期国共两党的有生力量正是这批中小知识青年。

共产党自称是无产阶级的政党，大革命时期亦将其注意力开始投向工人和农民阶层。不过，在实际动员过程中，中共的意识形态宣传到底在多大程度上为社会底层的工人和农民所接受，尚值得探讨。以当时中共机关报《向导》为例。该刊曾刊登一封名叫“冬原”的读者来信。来信以“冬原”家乡的情形为例，说明农民不仅看不懂《向导》，也买不起《向导》，进而指责《向导》与其说是给无产阶级看的东西，还不如说是给资产阶级看的东西：

如贵刊者，实在是给资产阶级看的东西，我们苦人不但看不懂，买也买不起了。所以我要问你们：你们是希望资产阶级觉悟让步，而尽量的给他们《向导》看呢？还是主张无产阶级起来革命而尽量的给他们《向导》看呢？……里面虽写着“工人、农民、兵士们！起来！起（来）！”等话，但我老实告诉你们……他们买一块豆腐要吃惊，更说不到买《向导》了。因为《向导》究竟是废纸，包油条的废纸。他们并没有听着你们叫；他们也未曾看着《向导》这样东西的。你们的文字太深了……你们那些“列宁”、“马克思”、“实际”、“封建”、“军阀”，他们确实看不懂，比较看得懂的，是“共产”两字，你们想，这是多么恐怖的“共产”！所以你们现在既不瞎想帝国主义让步，却偏偏又要受过很好的教育的朋友才能看得懂的东西，需要革命而不知革命为何物者却偏偏不能给他看懂。这是一个什么的向导？[59]

这封读者来信颇能说明当时中共精英在意识形态社会化过程中的“自说自话”。启蒙者与被启蒙者之间两不搭界。启蒙者实际上是在对自己臆想中的被启蒙者布道。而真正的被启蒙者浑然不觉。当时《向导》并非免费赠阅，每份定价6分，对当时的农民来说，10文一块的豆腐已不敢问津。更重要的是，《向导》的文字非中等文化程度者不能看懂。20年代初的江苏南通，在张謇主导下大力发展实业、教育，以“地方自治”著称一时。但即使在南通这样开风气之先的地区，其市民识阿拉伯数字者也不过百分之二三。[60]在这样的社会大背景下，革命者在宣传其革命理论时，是否考虑过其宣传对象的接受能力呢？试想那时处于社会最底层的工人农民，他们连阿拉伯数字尚且不识，遑论“列宁”、“马克思”等洋导师以及“狄克推多”、“苏维埃”、“军阀”等洋名词了。[61]

实际上，那时的革命者未必不知他们所要唤起的民众的接受能力。如1926年4月中共中央特印发了一本名为《我们今后怎样工作》的小册子，要求每个党员必读。在这本小册子中，中央鉴于过去宣传口号提得过高，未能深入群众，提醒今后的宣传要顾及群众心理，适合群众要求，“群众有时很糊涂，我们便不能太过聪明，使他们离开我们，这时我们不妨也随着糊涂一点，引导他们由糊涂的路走到聪明的路”[62]。唤醒民众，启蒙民众，是五四后革命知识分子自任的一大使命。但如何唤醒？如何启蒙？显然还处在摸索之中。[63]《向导》记者在答复“冬原”时亦承认：“不用说卖钱，不用说《向导》式的文字，即使用极通俗的言辞，无代价的向农民去说，他们也不愿意来听，即来听亦难使他们了解……可知革命的理论是一回事，革命思想的通俗化文〔又〕是一回事”。“《向导》之不能通俗化，我们是承认的，然而中国革命中万分需要《向导》一类的刊物，这应该也是公认的事实，顾此则失彼；《向导》既然担起指导中国革命理论和策略的责任，自不能兼顾通俗化……马克思的《资本论》是共产主义的经典，然而一般工人又何尝能看懂呢？难道马克思也是希望资产阶级觉悟让步，而著作《资本论》给他们看吗？不过他方面革命思想之通俗化，亦是刻不容缓的事。本报读者来信亦常有提及之者。” [64]

《向导》记者以“中国革命中万分需要《向导》一类的刊物”为由，认为不能“顾此而失彼”。这实际透露出《向导》在工人农民之外，还存在着另一个潜在的读者群。这个潜在的读者群正是广大的中小知识青年。据1925年4月青年团广州地委的报告，《向导》“在广州只知识者看，一般工农群众一因国语白话，二因意义深奥，很少看得明白” [65]。除《向导》外，那时广州青年团还办了一份《平民周刊》。该刊虽名为《平民周刊》，但“阅者多非平民，故宣传意义，不外对非平民说：要注重平民教育”[66]。

名为面向“平民”，实则“对非平民说”，恐怕是这个时期中共宣传刊物的共同特征。《向导》式的文字无疑适合那群趋新崇洋而又急进化的“非平民”的知识青年的胃口。中共精英担心，《向导》和《平民周刊》若真通俗到能让普通工人和农民看懂，又恐失去这群知识青年读者。“顾此则失彼”即此之谓也。

事实上，《向导》亦明白它所宣扬的革命理论不可能直接为工人和农民所接受。从这个意义上讲，“冬原”指责《向导》不是给无产阶级看的，而是给资产阶级看的，亦不无道理。依中共的阶级划分，中小知识青年即属于小资产阶级。广大中小知识青年的作用，正是介于中共上层精英和底层民众之间，充当两者沟通的桥梁和革命的媒介。中共精英先向广大中小知识青年灌输革命理论，然后再通过他们深入民众中去动员和唤起民众。其时共产国际鉴于中共的相当一部分党员和工农群众都是文盲，曾要求中共广泛利用学生党员建立一支为工农组织服务的干部队伍，给工农群众读报讲报，宣读和讲解党的号召书和小册子。[67]

以今天的眼光观之，《向导》式的文字并无新奇之处，然在当时人看来，《向导》中充满了时髦和洋化的语言词汇，像“实际”、“封建”之类的词语，在“冬原”眼中即很新鲜。据当时担任《向导》和《新青年》校对工作的郑超麟后来回忆，两刊上的一些文章带有莫斯科东方大学或上海大学讲义的味道，有的稿子甚至是直接从莫斯科带回来的。还有的文章和启事是用半文言写的。[68]但正是这些洋化和半文言的词汇颇迎合那时趋新崇洋而又半新不旧的“新青年”的胃口，以至于当时一些“新青年”以读《向导》和《中国青年》为时尚。有一名“新青年”在给上海《民国日报》副刊《觉悟》的信中写道：“惭愧！象我这样年纪比较还轻，而受过中等教育程度以上的人，今朝才认识我所应该走的路——重新登记加入国民革命……我有时虽在读小说、诗歌、文艺一类书之外，也看过几本《中国青年》《向导》一类的杂志，但这不算我的诚意的研究，不过拿它做我文字或谈话的点缀资料罢。” [69]《向导》和《中国青年》的文字竟成了受过中等教育的“新青年”们用做谈话和作文的点缀资料，可见两刊在那时“新青年”心目中的“新潮”形象，以及两刊在“新青年”群体中之流行。这种流行，从另一侧面折射出当时“新青年”的急进化程度。[70]

从《向导》和《中国青年》的读者群来看，其影响面显已远远超出了中共党员和青年团员的范围。据1925年11月维经斯基给共产国际的报告，是时《向导》的印数已达3万份，并在全国许多地方翻印。[71]到1926年7月北伐前夕，《向导》自称销数达5万份。[72]5万之数是否属实，尚待考证。至少此前的3万之数当属可信，因为这是内部报告的数字。当时《向导》的发行是有价销售，3万之数在那时全国刊物销量中当居前列。北伐途中有人发现，即使在江西赣州这样的内地小城，一个书铺每期能代售《向导》七八十份，《中国青年》五六十份。[73]《向导》的大量读者来信也反映出它在当时广大“新青年”中受欢迎的程度，其中很多自称是国民党青年。1926年《向导汇刊》第4集出版时，其广告词写道：“本报自4年前出版至今，一向便是全国最急进的刊物。”[74]敢于以“最急进”来自我标榜和招揽，显示当时中国社会已形成了一个相当大的趋于“急进”的社会群体。

当共产国际代表马林于1922年春提议中共党员加入国民党时，一个重要的理由即是中共若不与国民党合作，则宣传的前景将十分暗淡。[75]后来的事实表明，马林的推测并不正确。事实上，国共合作后，中共在意识形态宣传方面仍保持自己独立的旗帜。恰恰在这一方面，中共形成了自己独特的优势。相比之下，国民党在意识形态宣传方面却自叹不如。改组后的国民党虽拥有《广州民国日报》和上海《民国日报》等大型党报，但两报均侧重新闻报道，不似《向导》、《新青年》和《中国青年》那样专门致力于意识形态理论宣传。甚至《广州民国日报》的社论文字亦有时照搬《向导》上的言论。[76]当时一些国民党青年埋怨国民党除了《三民主义》教条和偶尔发几个宣言、训令外，没有一个像中共《向导》那样的中枢言论机关，亦缺少面向青年的政治理论读物。[77]一位国民党青年深有感慨地说：“我们这几年来所看见的刊物是些什么？我们谁都不能否认是《向导》、《中国青年》、《人民周刊》、《少年先锋》……然而这些刊物只是为共产主义而宣传。”[78]在国民党方面竟没有一个刊物可以与《向导》相抗衡。当时连西山会议派亦慨叹“本党宣传工夫不如共产派，很可虑的”。[79]

这个时期的国共之争，很少在舆论宣传上公开对峙。西山会议派的分共反共，虽在上海《民国日报》上做过短期的宣传，实际只发表过屈指可数的几篇文字。国民党内只有戴季陶一人公开著书立说，试图与中共在意识形态上对垒。但戴所发表的文字，其理论的攻击力实在有限，而且刚一出笼，就遭到中共的文字围剿，戴几乎没有回击便偃旗息鼓。中共赠以“戴季陶主义”的帽子，实在是有些抬举了他。这个时期的几位中共领袖如陈独秀、瞿秋白等人，相当大一部分精力都投放在理论宣传上。[80]而在国民党内，自孙中山去世后，已无人堪与中共的陈独秀、瞿秋白等进行理论对垒。大革命时期中共在思想战线上的交战对手主要是国家主义派。这个时期与《向导》进行正面交锋的，一直是《醒狮》。对西山会议派和其他国民党右派的批判只是其偏锋而已。

不少研究者考证，北伐时期耳熟口顺的“三大政策”口号并非孙中山原创，而是中共对孙中山晚年所行政策概括后提出的一个口号。实际上，这个时期许多风靡的口号均是中共首先提出来的。如“国民革命”这个名词虽早在1906年由孙中山、黄兴、章太炎等起草的《军政府宣言》中就出现过，但此后的16年间不见再使用[81]，直到1922年陈独秀重新赋予它新的内涵后，才逐渐风靡。此后，“国民革命”这一口号亦为国民党人采用，很快成为一个全国普遍的口号。[82]

又如这个时期“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军阀”这两个响亮的口号，亦是中共最早提出的。陈独秀曾对这两个口号的提出和流行过程做过说明：

这两个口号，是我们分析并归纳中国一切乱源而定出的，始终是我们一切政策之骨干；然而最初喊出这两个口号的时候，我们的声势非常之孤，研究系的报上，笑我们扛出“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军阀”两块招牌，尤其“打倒帝国主义”这一个口号，民众多不了解，甚至有人说是海外奇谈；但后来革命的工人和学生首先采用了，国民党中一部分革命派也采用了，到现在，一部分进步的教授和商人也采用了，甚至于国民党中的反动派和一班工贼，他们向民众攻击共产党，有时不得不自称他们也反对帝国主义，因为他们恐怕若不如此说，民众会马上看出他们是帝国主义者的走狗；因此，我们可以看出本报（《向导》）所号召的“打倒帝国主义”这一口号已经深入民众了。[83]

当然，一个口号从提出到“深入民众”，毕竟有一个过程。如什么是“军阀”，什么是“帝国主义”，“民众”就在很长时间内不大理解。“军阀”是一个从日本照搬过来的名词。中共在1926年5月的一次党内通告中还提醒其党员在宣传时不要太抽象，“如军阀及帝国主义二字为群众所不易了解，便只简说张作霖的军队如何如何不好，日本人如何如何侵略中国”[84]。据称当时“一般自命为知识阶级的人，对于‘帝国主义'，常常要闹笑话，常常要误解”。最常见的误解，是将帝国主义理解为有皇帝的国家的主义。[85]甚至于“打倒”之类词语，也要反复解释，“民众”才能理解。故陈独秀所称“这一口号已经深入民众”，实际恐怕还只“深入”到受过初等和中等教育的知识青年这一群体中。

大革命时期另一对著名的词语“左派”“右派”和“左倾”“右倾”，亦是由中共从共产国际引进后，才风靡一时的。当时《东方杂志》有文说：“现代的世界，闹的乱纷纷的，不都是为了左右之争吗？各国国会中都有左党和右党；各政团中都有左派和右派；便是批判个人的思想行为，比较保守的，便算是右倾，比较急进的，便又说是左倾了。差不多现代一切的思想冲突，政治冲突，都不外是一种‘左右之争'。”[86]在中共的宣导下，“左倾”、“右倾”、“左派”“右派”很快成为流行一时的名词。当时西山会议派即指出，即使反对共产党者，亦不知不觉中使用共产党制造的“左倾”、“右倾”等“怪名词”。[87]甚至国民党右派的民治主义同志会也攻击共产党“右倾”、“卑劣”。[88]在国民党清党反共以后，一些地方实力派仍争相表白自己“不右倾，不腐化”[89]。将“右倾”与“卑劣”、“腐化”并列，亦可见当时人们对“右倾”的认知。

左派与右派之分，最初只是急进与稳健，或急进与保守之分，但在中共意识形态宣导下，左比右好，宁左勿右[90]，逐渐演变为这个时期一种强势的社会认知。蔡和森谈到，在孙中山逝世后，国民党青年党员群趋左倾，人人争当左派。“许多国民党青年党员不仅以右派为耻，而且听着中派这个名词亦很不高兴。”[91]1926年8月，顾孟余在与维经斯基的一次谈话中亦提到：“一些国民党左派比共产党人更左”，在一段时间里，汪精卫甚至以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来论述问题。[92]汪精卫当时有一句名言：“革命的反帝国主义的向左去；不革命的不反帝国主义的向右去。”[93]影响所及，连后来陈公博成立改组派时，亦声称自己是国民党左派，而不愿别人称他们为“改组派”[94]。

在中共的宣传下，左右之分逐渐演变为“革命”与“不革命”之分，进而又演变为“革命”与“反革命”之分。晚清以来，先后历经“中西之争”、“新旧之争”以及“革命”与“改良”之争，到20年代，在激进主义思潮的冲击下，与“革命”相对峙的已不再是“改良”，而是“反革命”。由于“革命”具有无可置疑的绝对正当性和合法性，故将“反革命”的头衔加诸不同政见者和政治敌对势力之上，即意味着剥夺其存在的合法性。到“四一二”政变前夕，蒋介石亦声称“我自信是最革命的一个！谁反对我的，谁就是反革命！”[95]显然蒋已意识到，谁垄断了“革命”话语的解释权，即可置对方为“反革命”。从此以后，国共双方互相指责对方为反革命，以剥夺对方存在的合法性。从晚清的“革命”与“改良”，到20年代的“革命”与“反革命”，其间不难窥视出近代中国革命话语的流变。在这一过程中，“革命”语汇日趋于专断，同时又隐含着相当的任意性。[96]

“四一二”政变后，蒋介石宣布禁止使用“左派”、“右派”等“怪名词”。他说：“年来共产党分化我党政策，无所不用其极，造作‘左派'、‘右派'、‘西山会议派'、‘新右派'等等名词，任意加于本党同志之上。受之者如被符魇，立即瘫痪而退。”[97]实际上，在此之前，蒋介石自己亦曾受中共话语影响而分“左”“右”，如1925年12月25日蒋在《忠告海内外各党部同志书》中，指责西山会议派“是真不自知其早已向右去，立于反革命地位，而徒怨他人分别左右，岂不可怪！如精卫同志向左向右之说为不当，乃反不如直言之曰革命与反革命二者之分为当乎，吾同志盍不自反而徒责人也。”[98]正是这位认为“徒怨他人分别左右，岂不可怪”者，一年之后亦开始“怨他人分别左右”了。

除了尚左贬右外，“无”比“资”好，亦成为这个时期一种主流认知。依照中共的革命理论，“越向上层的资产阶级越富于妥协性，越向下层的无产阶级，越富于革命性”。影响所及，当时趋于急进的“新青年”多以无产阶级自居。当时有舆论指出：“现在有一部分青年学生，动不动受了经济压迫，便说自己是无产阶级，所以要起来革命。其实无产阶级是什么东西，他还没有认识清楚……凡是没有钱用的，都自称是无产阶级。”[99]更有意思的是，国民党人亦不愿别人称他们的党为资产阶级政党，认为那是对国民党的轻蔑和侮辱。[100]这种对资产阶级的态度，大概与五四以后中国各派对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持不同程度的批判有关。[101]当中共将国民党重新定性为“各阶级合作的党”时，国民党人便十分乐意地接受了。但也有的国民党左派青年仍欲与共产党争着代表无产阶级，声称：“在国民革命期间，本党是代表各阶级的；迨国民革命成功，进而实行节制资本，平均地权，以达到大同的时候，本党是代表无产阶级的。”[102]还有的声称：“因为中国已经有了共产党代表无产阶级，便认为国民党是代表资产阶级或小资产阶级的党。这是只知道共产党代表无产阶级，而不知道国民党同样是代表无产阶级。”[103]“无产阶级”成为抢手货，虽与五四以来知识分子中流行的平民意识不无关联，而中共意识形态的强势宣导当是更直接的因素。

中共认为，国民革命是社会革命的过渡。共产党先帮助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完成国民革命，然后再进行无产阶级的社会革命。依照这一革命程序，国共关系成了“现在”与“未来”的关系：即现在是国民党的时代，将来是共产党的时代。中共这类富有前瞻性的革命话语十分迎合当时一些急进“新青年”的胃口。

不仅如此，国民革命是社会革命之过渡的观点，也于无形中潜移默化了像吴稚晖这样的国民党“老同志”。当吴稚晖于1927年4月1日以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名义弹劾共产党时，其立论即是沿用这一观点。吴在弹劾文中引述他3月6日与陈独秀的一次“闲谈”。“闲谈”中，吴问陈：“你定中国实行列宁式共产主义是若干年？”陈答曰“二十年”。吴闻后骇极，曰：“如此国民党生命止剩十九年了。前年总理答越飞，国民党国民革命完成应需三十年。若你们共产党急迫至此，未免取得〔代〕国民党的生命太快了一点，应当通融商量才好！”[104]吴陈对谈的立论基点，正是国民党革命是共产党革命过渡这一观念，两人的分歧仅在过渡期之长短。吴文公开发表后，西山会议派即批评吴氏立论错误，认为吴氏实已承认共产主义之可行，不过要求缓进而已。[105]

“三大政策”口号的提出及其风靡一时，是这个时期中共话语威力的又一最佳例证。“三大政策”概念在1926年10月前后正式定型，随后迅速传播，到1927年春夏间即已成为最流行的口号。当时有文这样描述其风靡的情形：“近来党内的同志和友党的人们都高叫起拥护三大政策来了！有些人拍出通电来表示赤诚拥护三大政策；有些人严辞质问别一个人是不是始终如一的拥护三大政策；无论甚么团体开会都要议决拥护三大政策；无论甚么刊物出版都看得见拥护三大政策；在大会场中的演说和口号里最容易听见的就是拥护三大政策；在标语和传单上最容易看见的，也惟有三大政策。”[106]一个口号能产生如此大的轰动效应，难怪当时国民党人认为中共的宣传口号具有一种无形的魔力。

值得注意的是，在“三大政策”口号流行的同时，还有“五大政策”之说[107]。但它在当时的影响，显然没有像“三大政策”那样风靡。

胡汉民在“四一二”清党后，对中共的口号威力仍心存余悸，认为口号是中共的一大利器，“即社会上耳熟口顺恬不为怪者……多半为共产党所制造”，“国民党人忽焉不察，随声呼喝，不久而社会观听为之动摇，遂至党内外误会，纷乱之事，层见层出。智者莫由究诘，勇者无法自存”。[108]

中共除以自己旗帜宣传其意识形态外，还在相当程度上影响和控制了国民党的意识形态宣传。如中共在孙中山逝世后的宣传纲要中，规定“宣传中山的三民主义，应以一九二四年一月民党大会的宣言、党纲、政纲为根据”；“切戒拿三民主义与共产主义或社会主义作比较，对于民主主义亦不可多作解释”。[109]据当时苏俄代表报告，国民革命军政治部所颁军队政治课教学大纲中，既有关于军阀制度、帝国主义的课程，也有关于马克思和列宁的课程，唯独没有关于孙中山和三民主义的课程。[110]1925年11月中共中央通告中提到：“在宣传上，我们应改变以前的态度，变消极的不谈三民主义而为积极的解释三民主义，各地可在国民党党员中组织三民主义学会，根据国民党第一次大会宣言，及我们的理论，解释三民主义。”[111]此后，中共中央在关于国民军中工作方针的决议中又强调“不宜宣传空洞抽象的三民主义，更不要宣传什么建国方略和五权宪法”，“宜宣传孙中山的革命策略，如联俄、联共、拥护工农利益的民生主义”等。[112]据此，大约此前政治部所颁军队政治课教学大纲是中共“消极不谈三民主义”的产物；而此后“三大政策”口号的提出，则又是中共“积极解释三民主义”的结果。

要之，从“消极不谈三民主义”，到“积极解释三民主义”，颇能反映当时中共对国民党思想舆论的主导。蒋介石在“中山舰事件”后的一次总理纪念周中慨叹：“现在本党有许多党员，无论在什么地方，甚至于在党部开会，连三民主义提也不敢提起，简直视三民主义为不足道的东西，这还成什么党员！”[113]蒋在此段话中实际表述了国民党员对三民主义的两种态度，一种是不敢提，一种是不屑提。蒋虽未指称这两种态度是受中共的影响，而其言外之意则甚显明。尤其是“不敢提”，显是指受外力的制约。蒋的话有多少事实根据，尚待考察。据《现代青年》的资料反映，当时一些国民党青年隐然已有言论不自由之感。他们感到“只有C.Y.说话，没有国民党员说话的空气”[114]；共产党人可以尽情地批评国民党，而没有人说他是“反国”；而国民党员若批评共产党，则“一定要受‘反共'或‘右派'的大罪名”，“为甚么我党党员又不能这样批评监督共产党呢？本党容纳共产党政策，仿佛像变为共产党容纳国民党政策了！”[115]

另一方面，在中共意识形态的强势宣导下，国民党青年大批左倾化。由于孙中山晚年曾反复强调民生主义就是共产主义，使本来就信仰模糊的国民党青年莫衷一是。在缺乏思想“抗体”的情况下，面对中共意识形态的强势引导，国民党青年纷纷改宗转党也就不可避免了。

三、从“容共”到“容国”：国共组织运作及权势易位

改组初期的国民党号称有党员20万，实际则是一盘散沙，而且当时其党员数量并非实数，如1922年达林会见孙中山时，即对孙将十万雇佣兵亦看做自己的党员表示惊讶。[116]改组前，广州国民党分部号称有3万党员，改组登记时才3000，不过1/10。在初到广州的鲍罗廷的认知中，改组前的国民党“作为一支有组织的力量已经完全不存在”，因为党同党员没有任何联系。[117]除了围绕在孙中山身边的少数国民党精英外，改组前的国民党实际上是一个无组织、无群众的徒有其名的政党。

正是在这样一个组织空虚的国民党内，中共以一个人数不过400余人的小党，利用国民党改组后急谋发展的机会，很快在国民党地方组织中取得支配地位。尽管中共在国共合作初期深恐引起国民党人的妒嫉而有所约束，但在1924年5月中共中央执行委员会扩大会议后即渐取积极发展路线，并迅速展示出中共在组织和宣传方面的明显优势。改组之后不久，戴季陶即已感觉到两党的差异：“盖一方则旧日同志，绝不觉悟，不合群，不努力；一方则共产党之扩张发展，日进无已”[118]。他显然为此深怀忧虑。

如果说，改组初期的戴季陶所看到的还仅是某种潜在趋势的话，那么，到国民党二大召开前后，国共两党的组织力量对比已明显形成逆转之势。如1926年2月10日维经斯基在给共产国际执委会的报告中谈到：“共产党实际上领导着国民党。小小的共产党处于国民党的机构之中，在组织和发展国民党”；“共产党的影响太大了，很难划清两党之间的界限，几乎所有领导权都掌握在共产党人手里。我们在那里的同志问，是否应该使国民党摆脱共产党的影响享有更多一些自由呢？”[119]维经斯基的说法可能有浮夸的成分，但共产党在国民党内的影响增大则是事实。据谭平山称，在1926年1月国民党二大召开前后，已有大约90%的国民党地方组织处于共产党员和国民党左派的领导之下。[120]

一般认为，“中山舰事件”后，特别是蒋介石《整理党务案》提出后，中共在国民党内的影响力显著下降。这其实只是一种表象。《整理党务案》虽使中共党员从国民党中央部长级的几个职位上退了下来，但并未影响到中共对国民党地方组织的控制。据当时中共广东区委书记陈延年等人给共产国际的报告，经过“三二○事件”和“五一五”之后，中共在组织上和政治上取得了更多的独立性，也更加深入到群众中去，在群众中加强了自己的影响。[121]1926年8月，国民党左派顾孟余在与维经斯基的一次谈话中提到，在省一级的地方党部，以及大量基层组织中，共产党人均占多数，而在另外一些地方，共产党人即使处于少数，也能通过其党团来领导国民党。[122]

同时期来自中共高层的报告进一步证实了顾孟余的这一说法。据1926年11月陈独秀关于国民党问题的报告，广东、上海、北京、湖南等几个重要地区的国民党组织都处于共产党“包办”之下（“包办”一词系出自中共党人之口），以至于广东、上海的资产阶级亦情愿直接与中共合作，而觉得国民党没有什么用。在北京，“所有工作皆守常在那里提调，几乎K.M.T.就是李守常”[123]。在上海，据当时中共上海区委的报告，上海国民党党部处于中共的“包办”之下，以至于“一般民众的心目中，上海特别市党部等于C.P.”[124]。“还有许多负民校（当时中共对国民党的代称——引者注）工作责任的同志，在民校的组织系统之下，不受民校指挥，不与民校上级党部发生关系，没有经过民校手续，而径自执行我们党的行动策略。”[125]这类情形并非中共上海区委的独特现象。如1926年8月23日，中共中央发出第12号通告，训令“各地国民党省党部市党部尤其是上海党部，应速发表很严正的宣言，公开反对孙传芳书函。内容要点是……”[126]中共中央居然能直接向国民党各省市党部下发训令，亦可见其“包办”之一斑。

在“包办”国民党地方组织的同时，中共还从国民党青年中吸收党团员。早在中共三大议决国共合作之际，中共中央即提出：“我们加入国民党，但仍旧保存我们的组织，并须努力从各工人团体中，从国民党左派中，吸收真有阶级觉悟的革命分子，渐渐扩大我们的组织，谨严我们的纪律，以立强大的群众共产党之基础。”[127]不过在国共合作之初，中共对自身组织的发展一直持谨慎态度，对吸收新党员控制甚严；而且在国民党内比较自我约束，其精力主要放在发展和扩充国民党组织上。[128]自1924年5月中共中央执行委员会扩大会议后，中共逐渐转变策略，开始注意在国民党内发展组织力量。中共的做法很快引起国民党人的警觉。1924年6、7月间，部分国民党员提出弹劾案，指责共产党破坏国民党，其中之一是共产党“在国民党原有的党员中，吸收所谓阶级觉悟的分子，成立一个国民党的左派”。8月中旬，国民党中央全会讨论弹劾案，又有国民党代表提出：“国民党员不得任意加入其他政党，凡共产党员加入本党者，应专从本党工作，不得援引本党党员重新加入共产党及为共产党征求党员。”[129]对此，陈独秀回复说：“在国民党内成立一个左派，直算是进步，不是破坏……若指吸收有阶级觉悟的分子入共产党，这乃阶级分化、政党分化之必然的社会现象，非人力所能拦阻。而且浅薄些说，为什么只许共产党党员加入国民党，而不许国民党党员加入共产党呢？”[130]

1925年7月，戴季陶在《国民革命与中国国民党》一书中也指责中共在国民党员中扩张C.Y.和C.P.的组织。对此，陈独秀并不否认，只是回复说，“在事实上，据我所知，年来由国民党员加入C.P.的很少很少，比较C.P.加入国民党的大约不及百分之二，比较由C.P.介绍加入国民党的大约不及千分之五。”[131]如果陈独秀所提供的数字属实的话，则此时国民党员转入中共者尚少。不过，陈回避了国民党员转入C.Y.的人数。而当时国民党青年改宗转党者，一般是先入C.Y.，再由C.Y.转入C.P.。

1926年1月18日，国民党二大上有代表提出，国民党员加入共产党时，要得到该地党部的许可。此议一出，当即遭到与会中共代表的反对。张国焘声称，世界各国政党的党员，入党出党都有充分的自由。而且国民党员加入共产党的，实数不过共产党员人数的3%。[132]张所说3%是否确系实数，尚待考证，但此问题提到国民党全国代表大会上讨论，说明已引起国民党人的高度重视。5月17日，国民党二届二中全会通过《整理党务第二决议案》规定：“本党党员未受准予脱党以前，不得加入其他党籍，如既脱本党党籍而加入他党者，不得再入本党。”[133]以决议的形式来对国民党员改宗转党加以限制，本身即反映出问题已有相当的严重性。据称在这一决议颁布后，中共方面曾声明，今后将不从国民党员中吸收新党员[134]，但实际并未执行。同年9月，共产国际执委会远东局使团在关于广州政治和党派关系的调查报告中谈到，在中山舰事件后的数月里，从国民党转到共产党里来的大学生多达300人。当时广州中共党员总数为2000人，其中学生知识分子党员约400人。[135]也就是说，从国民党方面转过来的党员约占广州中共党员总数的1/7，占知识分子党员的3/4。这类情形自然会引起国民党高层的警觉。1926年9月国民党代表邵力子在给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报告中，对共产党人提出两点批评：一是挑拨工农群众与国民党的关系，使国民党难以赢得工农的信任；二是“竭力要把国民党的年轻左派吸收到共产党组织中去，结果是国民党内几乎没有纯粹的国民党左派”[136]。

在中共意识形态的强势主导下，基层国民党青年大量左倾化。如中共中央在1926年9月的一份报告中谈到，在蒋介石视为其基本势力的黄埔军校学生中，左派分子占80%以上。[137]这些左派国民党青年实际成了中共的后备力量和群众基础。当时国共两党内流传着这样一种说法，即国民党成了共产党的预备学校。如1926年8月上海中共组织的一份文件中提到：“一直到现在，我们学生同志普遍的有个观念，以为国民党是C.Y.的预备学校，C.Y.是C.P.的预备学校。”[138]与此同时，西山会议派也指责中共“认国民党为预备学校，以共产党为正式班，国民党是他们的过程”[139]。国民党左派亦慨叹“国民党已经成了入共产党的桥梁！”[140]其时《现代青年》有文批评“做了国民党员又加入共产党”的行为是“叛党”行为，担心“脱党叛党者日益多，而本党前途乃有莫大的危险”。[141]

一种观念的普遍化，自是大量事实逐渐累积的结果。国民党员的大量加入共产党，实际上改变了国共合作的初始形式。亦即由中共党员加入国民党的单向流动，发展为一种国共党员之间的双向互动。国共合作之初，中共党员和青年团员人数甚少，几乎全部加入了国民党。但一年以后，即1925年1月中共四大决议：“今后我们的党员及在我们指导之下无党的产业工人，必须有工作上的需要才加入国民党。”[142]同年10月，中共中央扩大执行委员会在国共关系议决案中再次强调：“非必要时，我们的新同志不再加入国民党，不担任国民党的工作，尤其是高级党部（完全在我们势力支配之下的党部不在此限）。”[143]

如果上述决议认真执行了的话，则意味着大革命时期中共党员加入国民党的只是少数，没有加入的反而是多数。因为中共党员人数主要是在四大以后迅速增长的。在四大以前，中共党员仅950人，而到1927年五大时增至57967人。[144]特别是1926年4月以后的一年时间里，中共新增党员约4.5万人。这些新增党员加入国民党的比例未见统计。如果他们中的大多数依照中央规定的话，则大革命后期中共党员加入国民党者只是少数。

当中共决定新同志非必要时不再加入国民党后，中共党员可分为两部分：一部分是跨党党员，一部分是纯粹党员。国民党也同样由跨党党员和纯粹党员两部分组成。两党的跨党党员中又可分为两类：一类是先入中共，再加入国民党；另一类是先入国民党，再加入中共。前期跨党者主要是前一种情形，后期跨党者主要是后一种情形。

对中共而言，党内谁是跨党党员，谁是纯粹党员，自然心中有数；而对国民党而言，谁是跨党党员，谁是纯粹党员，并不清楚。因为中共党员的身份一直是秘密的。1926年5月蒋介石在《整理党务案》中，要求中共将党员名册提交一份给国民党中央，但中共没有提交。蒋介石曾声称：“究竟哪个是真正的党员，哪个是跨党的党员，究竟哪个是忠实的中央执行委员，哪个是跨党的中央执行委员，不说各位同志不明白，要怀疑，就是我做主席的，也弄不明白。”[145]蒋的这段表述显有夸大之嫌，因当时参加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的中共党员的身份早已是公开的秘密；至于对普通党员的党籍分辨不清则属实情。

中共党员身份的这种秘密性，一直令国民党人感到不安，觉得自己在明处，对方在暗处；国民党的家底，中共一目了然；而中共对其党员发号施令，国民党却不知底细；“国民党党务，共产党员可以操纵，而共产党党务，国民党员绝对不能参加”[146]。从国民党改组之日起，中共即在国民党内开展秘密党团活动。[147]国民党人认为，中共党员既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则在国民党内不应进行秘密党团活动，否则就是“党内有党”。当国民党发现中共党员和青年团员在国民党内有党团活动时，即明确表示不能容许，认为“既有党团作用，则已失其为本党党员之实质与精神，完全不忠实于本党，且其行为尤不光明”[148]。而中共方面则认为，“既准跨党，便不能无党团之嫌疑。国民党外既然有一共产党存在，则国民党内便不能使共产派无一致之行动。况既谓之派，思想言论必有相类之处，既有党外之党，则其一致行动更无可疑。”[149]

孙中山最初不愿与中共实行党外联合，而只同意中共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意在不愿中共“独树一帜而与吾党争衡”。未料随着事态的发展，国民党人越来越感觉不安的，正是这种“党内有党”的合作方式。尤其是中共党团在国民党内的秘密运作，最使国民党人深怀戒惧。[150]本来国民党亦可采取党团的方式对付中共。国民党一大所定总章中，专门列有“党团”一章，规定在秘密、公开或半公开的非党团体内，组织党团，“在非党中扩大本党势力，并指挥其活动”[151]。这与中共党团的有关规定并无二致。若此，国共双方均可能在对方党内开展党团活动，以扩张本党的势力。邹鲁回忆，在他担任国民党中央青年部长期间，曾在广东各校员生中组织国民党党团对付共产党在青年学生中的活动；同时还不断派人加入共产党，去侦察对方的情形。[152]

但国民党很快发现，在组织竞争方面远非中共对手。国民党改组后，除了党员数量急剧扩充外，其组织内聚功能并未得到增强，形式上仿效俄共组织体制，实际上仍是一盘散沙。[153]相反，中共及其青年团在人数上虽远不及国民党，其组织内聚力却相当强，在国民党内很快形成一种“反客为主”的态势[154]，以至于使国民党人感到，“所谓两党合作，事实上成为国民党的分子的个体与共产党整个的团体的联络，所谓国民党容纳共产党，事实上变为国民党分子不是为共产党所溶化，便是受共产党所包围。”[155]其时以国民党左派面目出现的甘乃光亦认为，由于中共在国民党内有党团组织的运用，而国民党内的纯粹党员因松弛散漫而无法与之抗衡，其结果，“则我们常常说国民党容纳共产党分子，恐怕在事实上是共产党容纳国民党分子了”[156]。

随着国民党左派青年不断加入共产党和社会主义青年团，许多国民党人感觉到国共合作的形式在发生变化。一方面，中共训令其新党员非必要时不再加入国民党，而另一方面，国民党青年却不断涌入共产党。其时，有国民党人慨叹：“本党容纳共产党政策，仿佛像变为共产党容纳国民党政策了！”[157]到国共合作后期，这种慨叹在国民党内几乎成了一种共鸣。《现代青年》上有文这样写道：

“容共”政策，年来所得的结果怎样呢？在外说得了不少的成绩，但在内来说，我敢老实不客气的说，已经不是国民党“容共”，实是共产党“容国”了，试看国民党青年，革命性丰富一点的，因为国民党组织散漫，纪律不严之故，无人指挥，欲工作而无从，最容易被人拉入共产党，那国民党已经成了入共产党的桥梁。这种事实，谁都不能否认的。[158]

当中共由“容共”改称“联共”的时候，国民党人却感到国共关系在发生主客易位，担心国民党“容共”，有演化为共产党“容国”的危险。这虽是国民党人的一种内在危机意识，但仍提醒我们，这个时期的国共关系远非一种静态的“容共”关系，而是处于动态变化之中。这种变化正是国共两党组织力量竞争、较量的结果。

四、结论

本文主要考察了1924年国民党一大到1927年“四一二”政变以前国共党际关系的演变过程。在这一过程中，国共两党对相互关系的认知和表述既不尽一致，而且随着两党力量对比的不断变化，这种认知和表述亦发生相应的变化。中共从决定其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之日起，即称两党关系是“合作”关系，强调中共在国民党之外的独立存在，并力图与国民党相颉颃，抵制孙中山欲置共产党于国民党领导之下的意图。其后，中共随着自身势力的不断发展壮大，与国民党抗衡的意识亦日趋明显。在对两党关系的表述上，逐渐以“联共”取代了“容纳共产分子”的提法。

国民党方面，孙中山始终不承认与共产党平起平坐，虽然承认中共在国民党之外独立存在，但一直未曾宣示两党关系是一种“合作”关系。直至1926年5月，国民党二届二中全会才正式承认“两党合作”，并以联席会议的形式将两党对等合作关系确立下来。

在两党关系的表述上，如果将“容共”解释为“容纳共产分子”，“联共”解释为“联合共产党”的话，那么，“容共”与“联共”正好表述了这个时期国共关系的一体两面。无论“容共”还是“联共”，都难以单独完整地表述这个时期国共关系的这种两重性及其动态演变过程。但也因为这种两重性的存在，国共两党在认知和表述上各有侧重，国民党强调“容共”的一面，而中共强调“联共”的一面。这自然是两党争夺领导权的反映。

在人们长期以来的认知中，这个时期的国共关系即是中共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且中共党员悉数加入了国民党。事实上，这种认知只能反映国共合作初期的情形，而不能概括1924—1927年间国共关系的全貌。因为1925年以后，中共中央规定“非必要时新同志不再加入国民党”，意味着此后加入国民党的中共党员只是其中一部分而非全部；另一方面，大批国民党青年涌入共产党，这实际上改变了国共合作的初始形式，亦即由最初中共党员加入国民党的单向流动，发展为两党党员之间的双向互动。到后期，中共党员加入国民党者渐少，而国民党青年加入中共者渐多。一些国民党人担心国民党“容共”，有转化为共产党“容国”之势。

另一方面，中共在宣传和组织方面所展示的优势，也在很大程度上使国民党人感到共产党有“反客为主”的态势。从“国民革命”、“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军阀”等中心口号的提出，到“左派”、“右派”、“三大政策”等名词的流行，充分显示了中共在意识形态社会化过程中的强势和政治影响力。到国共合作中后期，中共对国民党地方组织和民众运动的日趋“包办”，以及中共组织的严密与国民党组织的松弛散漫，更进一步强化了国民党人对共产党“容国”的危机意识。这种危机意识，有可能成为加速第一次国共合作破裂的因素。

中国共产党在意识形态方面的主导和对国民党地方组织的掌控，使国民党基层青年党员大批左倾化，乃至国民党在清党反共以后的相当一段时间里，仍未能彻底消泯中共意识形态的影响。在南京政权建立以后的数年间，南京中央对地方党部的控制能力甚为薄弱，不少地方党部和党员时常与蒋介石主导下的南京中央相颉颃。以左派面目出现的改组派之所以在国民党地方组织中拥有广泛的党员群众基础，亦是这种流风余韵的结果。南京中央之所以要对“三大”代表加以指派而不愿由地方党部选举产生，担心无法控扼地方党部的行为自是其一大考量。[159]其时众多地方党部和大批左派国民党青年聚集在改组派的旗帜下公然向南京中央权威挑战。这并非陈公博或汪精卫比蒋介石更具领袖魅力，只是改组派所提出的一些理论迎合了广大基层左派国民党青年的胃口。

但中共在意识形态宣导和组织运作方面的成功，并未能保证它在此次革命中取得最终胜利。合作破裂后，国共双方都总结各自的经验和教训。毛泽东从中得出了“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著名论断。蒋介石亦得出，国共之间只能拚武力，不能拚党力，如果国民党也搞起工农运动，不管成败如何，“均逃不出共产党之掌握”，“共产党何其巧，而吾党同志何其愚乎！”[160]他甚至断言，若“共产党从新起来，三个月后，国民党便会分散”[161]。足见中共的组织运作技巧给蒋介石留下了刻骨铭心的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