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方针研究

黄道炫

内容提要“攘外必先安内”是蒋介石二三十年代提出、执行的一项重要政策。本文从各个不同角度对之作了具体研究，揭示了这一政策的复杂演变和丰富内涵，认为：“攘外必先安内”有违背大众意愿、消极抵抗的一面，也有权衡整体国力，在当时形势下不得已的隐衷；有对内镇压和武力反共的迫切要求，也有最后关头准备起而抵抗的决心。是当时内外交困局面下，国民政府和蒋介石应付时局的一种复杂无奈的抉择。

“攘外必先安内”，是民国史上一个颇为引人注目的话题。论者常将其视作妥协投降的代名词而大加非议，但对其具体内容往往又语焉不详。其实，“攘外必先安内”从提出到成型经历了复杂的演变过程，具体内容也因时代不同历经转换，远非几句简单的定性概括所能包涵。近年，史学界开始更认真地审视这一问题[1]，提出了一些较为符合历史事实的见解，但总体看，对这一方针的历史渊源、发展脉络及针对性、复杂性等的研究仍嫌不足。本文将在前人研究基础上，试在这些方面再作努力。

一 “攘外必先安内”的提出

研究“攘外必先安内”，对其本身语意首先应有一个清晰了解。单纯从语意来分析，“攘外必先安内”的基点是强调先安内，将安内摆到首要位置，以安内为攘外的必要条件； 同时，也未否定攘外的必要性，将攘外悬为政策的基本目标。汪精卫在回答人们对该口号的责难时，曾振振有辞地从语意上辩解：“攘外是目的，不是手段。若以为必攘外，然后可以安内，那无异以攘外为安内的手段了。”[2]也就是说，先安内的判断，是和攘外的目标相联系的，要安内必须先攘外，攘外是目的，安内是基础。

当然，单纯的语意分析不能包容复杂的历史内容，“攘外必先安内”的语意提供了一种基本判断，但是，这种判断在不同的时代、不同的环境及不同的背景下，其所发生的影响、作用可能截然不同； 强调的重心不一样，其性质也会大异其趣。“攘外必先安内”历史和现实的发展线索都充分说明了这一点。

“攘外必先安内”，并不是蒋介石的发明，在中国历史上其源有自。当内外交困，面临重大统治危机时，历代统治者为应付危机、维护统治，常常以安内为中心，“安内”“攘外”并举。南宋朱熹在农民起义和金兵入侵的双重压力下，就提出过先“安内”后“攘外”的方案； 清王朝在内外交迫时，也以“灭发捻为先，治俄次之，治英又次之”为方针。两者间，虽然背景、重心、内涵不尽相同，但巩固自身，再求对外的思路则是一致的。事实上，从统治者本身利益看，安内是维护统治的基本企求，是永恒的、必然的；而遇到强大外敌入侵并危及其自身统治时，攘外也势在必行。

从历史的事实看，起码就统治者的判断言，“攘外必先安内”是建筑在外敌尚不对其统治构成致命威胁基础上的，只有这样，才会有先安内的时间，也才有可能以安内为攘外的准备。在存在选择可能的背景下，他们谈论攘外安内，或以安内为攘外之基础，或以攘外为安内之号召。而从一般意义理解，巩固自身，安定内部，是抵抗外侮的必要条件，往往更具迫切性。在多数情况下，他们通常会选择先安内，后攘外，形成所谓“内乱不已，外敌不宁”、“团结内部，一致对外”的基本思路。而在外敌压迫尚不急迫，国内政治又需借重民族精神时，他们也有可能在一定的范围内作出以攘外为安内之号召的选择。

蒋介石对“攘外必先安内”的使用，就前后经历了两种不同背景。他最初提出“攘外必先安内”，基本是属于后一种情况。1929年，蒋对全国形式上的统一刚刚完成，当时，内有地方势力环伺于侧，中共武装崛起四方；外有不平等条约的重重枷锁及日本等列强虎视眈眈，1929年下半年，中苏又在中东路问题上发生争端。内外交困之下，蒋开始屡屡以“反帝”、取消不平等条约为辞，将攘外和安内问题并提。7月，他数次发表讲演指出：“不平等条约已成为全国惟一之敌视，我们奋斗以求达到，固非难事，惟有一最大前提，即应永久拥护国民政府，俾有中心力量。”[3]“吾人前半期革命，对象为军阀，后半期为帝国主义，军阀恶贯满盈，吾人只须以破坏工作，表示民众力量，即可打倒，但对抗帝国主义，非培养真实力量努力建设秩序，并示人以集中统一之实际不可。”[4]这些话，针对不平等条约及日本等帝国主义国家的侵略，以“集中统一”、“建设秩序”为抵抗外侮的“最大前提”，和历史上的“安内攘外”主张若相契合。

10月，冯玉祥部在西北称兵，同时，中苏关于中东路的争端愈趋紧张。“安内攘外”如何进行，成为时人关注焦点。10月13日，鲁省军政首领陈调元、石友三等联衔致电南京国民党中央，提出：“吾国兵燹频仍，民生凋敝，近复边患日亟，共祸嚣张，凡属军人，宜如何猛省，凛煎豆燃箕之戒，策攘外安内之谋。”[5]这一电文，虽以拥护国民党中央姿态出之，但实际很尖锐地提出，在内外交煎时，国民政府应如何于“攘外”、“安内”间作出抉择。此时，蒋介石虽口头上将安内与攘外并举，但内心对攘外并无决心和成算，或者说，对外部压力的估计并不严重，判断外敌尚不对其构成致命威胁。中东路事件甫一发生，他就指示张学良：“即使其来挑衅，则我军应照集中于预定之防御线暂取守势，万不可在边境与之对抗。”[6]事态恶化后又强调：“对暴俄之扰乱边境，不必以强力抵御，用彼进则我退，彼退则我进之法，以应之。而速用全力最速时期以解决西北是为要着。”[7]所谓“西北”，即指冯部西北军的反蒋。显然，蒋介石将“安内”放在首要位置。

和致张电主张解决西北几乎同时，10月底，蒋介石连续发出“攘外必先安内”的呼吁。26日，蒋发表讨冯文章指出：“此次讨逆之意义，非特安内，实为攘外，盖内奸一日不除，外侮未有一日能免者也。”[8]28日，又通电全国强调：“冯逆玉祥所部宋哲元、石敬亭等，当暴俄入寇之时，竟敢悍然作乱于西北，自古未有国贼在内不先去之，而能外御其侮者。中正谨于本日赴汉督师，安内攘外，皆系于今日之役。在中正奉辞伐罪，誓翦奸凶，尤望我国人并力一心，同仇敌忾，扫除建设之障碍，造成永久之和平，虽有狡焉思逞之强邻，我亦不难于撙俎之间，以制胜于万里外也。”[9]这是蒋氏第一次提出先安内、后攘外的口号。[10]当时蒋介石所说的“攘外安内”，和人们更熟悉的30年代其大力强调时的内涵不尽相同。此时，安内对象包括共产党，但主要是针对反蒋的地方实力派；攘外则包括所有以不平等态度对华的国家，最主要的又指苏俄和日本。攘外安内，安内是绝对的中心，并以武力为基本诉求。与安内相比，攘外还只是虚晃一枪。对蒋而言，外部压力既还没有迫切到威胁其生存的程度，应付内部反对派又确须打出对外的旗帜，因此，攘外的宣传意义远大于实际作为。这时其“攘外必先安内”口号和历史上以攘外为安内之号召的做法更为接近。

蒋介石再次提出“攘外必先安内”是在1931年夏，当时，国内、国际形势再趋紧张。由于蒋介石不断加强对中共武装力量的进攻，国共内战愈趋激烈；扣押胡汉民引发的宁粤之争也愈演愈烈，大有再起武力冲突之势；再加上当年长江流域爆发百年一遇的大洪水，千万灾民流离失所，政府焦头烂额。同时，日本对东北的压迫日甚一日，万宝山事件和中村事件接连发生。蒋介石自称当时“天灾人祸，怵目痛心”，“外侮纷来，内乱频乘”。[11]局面岌岌乎又有失控之势。

严峻的内外危机又一次使蒋介石想到“攘外必先安内”。7月23日，他通电全国强调：“赤匪军阀叛徒，与帝国主义者联合进攻，生死存亡，间不容发之秋，自应以卧薪尝胆之精神，作安内攘外之奋斗。”[12]认为：“此次若无粤中叛变，则朝鲜惨案，必无由而生，法权收回问题，亦早已解决，不平等条约，取消自无疑义。故不先消灭赤匪，恢复民族之元气，则不能御侮，不先削平逆粤，完成国家之统一，则不能攘外。”[13]这时之安内，主要已是对中共而言，反对派武装退居其次；攘外则针对日本、苏俄及对华有不平等条约和各种侵略行为的国家，主要又针对日本。安内攘外，安内仍是核心所在。

总体而言，九一八事变前，在中国尚未遭受大举侵略的背景下，“攘外必先安内”并不具有强烈的针对性，其实际意义和影响均较有限。攘外基本限于口号宣传，尚未真正落到实处。蒋介石重提“攘外必先安内”后一个多月，日本即乘中国“内部仍纷争不已，对满洲问题恐难作出强烈反应”[14]之机，发动九一八事变，这对蒋介石武力安内政策不啻是一大讽刺。当然，也应看到，在民族危机还不十分迫切背景下，蒋介石提出攘外，以日本的潜在威胁和不平等条约为对象，虽然宣传意义远大于实际作为，但还是表现出了一定的顺应民族独立、维护民族主权要求的倾向。这种倾向，既是他借以应付时局的一种手段，也是其民族主义倾向的具体体现。

二 “攘外”：抵抗与妥协

九一八事变后，东三省沦陷，外敌压迫空前严重。面对骤然迫切的攘外任务，蒋介石依然坚持并更加强调7月间重提的“攘外必先安内”方针。1931年11月的国民党四全大会期间，蒋再三表白要抵御外侮，“先要国家统一，力量集中”。[15]同月30日又指出：“攘外必先安内，统一方能御侮，未有国不能统一而能取胜于外者。故今日之对外，无论用军事方式解决，或用外交方式解决，皆非先求国内之统一。”[16]在举国抗日气氛高涨，当政者或奔走呼号、声言抵抗，或犹豫迁延、噤口不言时，这一表态反映了他“攘外必先安内”的强烈信念。淞沪停战协定签订后，他更全力经营其所认为的安内首务——“剿共”军事，并逐步将“攘外必先安内”作为当时应付内外变局的主要方针。1932年6月，蒋主持召开赣、鄂、豫、皖、闽五省剿共会议，贯彻“攘外必先安内”。12月，在全国内政会议上，再次强调：“`攘外必先安内’是古来立国的一个信条，如果内部不能安定，不但不能抵御外侮，而且是诱致外侮之媒”，强调“攘外一定要先安内”。[17]“攘外必先安内”成为政府的重要政策。

随着形势的变化，“攘外必先安内”已经具有了不同的意义。“九一八”前，将攘外悬为未来的目标还颇能引起人们的同情与期盼，而“九一八”后，攘外的迫切要求则使人们难以接受先安内的判断。在领土主权遭受野蛮侵略，民族面临生存危机背景下，坚持强调安内，和民众期盼政府维护领土主权、民族尊严的愿望确实相距太远，对民众心理的打击是相当沉重的。当时有人提出：“我们要救中国，首先要统一，要统一中国，就需要认真对日宣战。”[18]强调：“因对外无策，遂益使内部涣散。”[19]认为面对日军的狂暴侵略，只有领导全民奋起抵抗，才能团结统一，充分培养、发挥中国的内部力量。这种攘外方能安内、攘外恰是安内有效媒介的主张，和“攘外必先安内”针锋相对。

全民奋起、立即与日本全面作战的主张，对“攘外必先安内”是一个直接的挑战，与普遍的民族情绪更为接近，显然更能获得人们的同情。对这一普遍的民族情绪，蒋介石自然不会毫无了解。1929年他最初提出“攘外必先安内”，以攘外为安内之号召时，事实上和这一思路也正有异曲同工之处。然而，当日本占据中国大片国土，民族危机更显迫切时，他对立即奋起攘外却缺乏信心，而将现实的政策重心集中到安内上。做出这一选择，他所持的理由主要有二：其一是认为中日间的未来战争形势极为严峻，是关系到民族存亡的一战。强调中国由于久经战乱，国力困乏，军事上也毫无准备，尚不具备抵御日军大规模进攻的能力，在国内没有安定统一时来谋攘外，将使自身“处于腹背受敌内外夹攻的境地”，“在战略上理论上说，都是居于必败之地”。[20]因此，大规模的攘外有待国力的充实和内部的安定。这是“攘外必先安内”的最基本思路，几乎是历史上所有“攘外必先安内”论者必然要提到的话题，虽不完全是无的放矢，值得注意的新鲜内容并不多。

由此引申，蒋的第二点理由是强调大规模的攘外须待最后关头的来临。从九一八事变开始，他对攘外就有所谓最后关头的说明。1931年9月，蒋谈到：“如至国际条约信义一律无效，和平绝望，到忍耐无可忍耐，且不应忍耐之最后地步，则中央已有最后之决心与最后之准备。”[21]1932年底，他又在日记中写道：“非至最后关头，乃确有把握可以得到相当价值，且必可保存党国之时，则不作无益之牺牲。”[22]日本发动侵华战争后，蒋介石对日本的侵华野心有较明确的意识和较清醒的判断，认为“彼之处心积虑，乃企图亡我整个之中华民族”。[23]作为最高统治者，他知道，和日本侵略者最后摊牌终究无法避免。

然而，“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基点毕竟还是立足于先安内。蒋虽屡屡以“最后关头”为辞，表明并渲泄对日本侵略的强烈愤怒和抵抗情绪，但是根据他的说法：“以我陆海空军之备之不能咄嗟充实，必至沿海各地及长江流域，在三日内悉为敌人所蹂躏，全国政治、军事、交通、金融脉络悉断，虽欲屈服而不可得。”[24]抵抗毕竟是为了生存，既然抵抗尚不足以求生存，现实的道路便只能是妥协。抵抗的未来目标和妥协的现实道路在这里悄悄地结合在一起。因此，“最后关头”既是他在日本压迫威胁其整个生存时，将不惜牺牲、全力一战真实想法的体现；又是他退避锋芒、忍耐求和，藉以拖延摊牌时间的策略。

蒋介石活用“最后关头”的最明显体现即在忍耐的限度上，1932年初曾任外交部长的陈友仁谈到：“蒋氏此种消极政策，如更进一步，难保其不接受日人之要求。”[25]对蒋作出悲观的判断。确实，即使在抵抗较为坚决的长城抗战期间，蒋对起而攘外的最后限度也没有明确想法。1932年12月，他在日记中判断：“倭寇攻热，必不能免，恐不出此三个月之内，甚或进占河北，捧溥仪入关；或另觅汉奸，作为傀儡，以伪造华北独立。”对此，其所设想的应付之法是“巩固中原极小之根据地，甚或被逼退至边区之一隅，亦必力图巩固，以为将来恢复之基”。[26]可见，蒋当时对丢失华北甚至中原地区都有心理准备。直到1935年10月，他仍然谈到：“今后的外患，一定日益严重，在大战爆发以前，华北一定多事，甚至树立伪政权都不一定。”[27]正是在最后关头限度上的犹豫彷徨，开启了蒋在对日具体交涉时妥协退让的方便之门。

然而，作为民族主义者，在日本的持续压力下，蒋介石的妥协终究是有限度的，“最后关头”的具体界限虽然长时间不明确，但确又是一个不会被忘却的存在。蒋的民族立场，也正是在这一原则问题得到体现。这一点，具体可从如下几方面理解：

首先，对日妥协以民族及国民政府统治的生存权为限度。蒋坚持认为，对日妥协，是为可能要发生的攘外战争争取时间，赢得生存的必要力量和空间，即以空间换时间，以小空间换大空间，妥协是手段而不是目的。他谈到：“自从`九一八’经过`一二八’以至与长城战役，中正苦心焦虑，都不能定出一个妥当的方案来执行抗日之战。关于如何使国家转败为胜转危为安，我个人总想不出一个比较可行的办法。只有忍辱待时，巩固后方，埋头苦干。”[28]孙科也说：“吾国在此三五年中，首先当全国团结，共为国力之培养与扩充，以取得将来世界大战重要一员之资格，然后以俟国际风云之变迁，庶偿一举雪仇之素愿。”[29]因此，国民政府在对日交涉中尽最大可能地坚持不订约、不讲和、不留文字根据，力图以尽可能小的代价换取更充足的准备时间。

其次，在复杂的形势变化中，蒋坚持不挟外力以自重，这一点，事实上也是区分民族主义者的妥协与媚外投降的关键。蒋介石的妥协是在以日本为未来敌人的情况下进行的，虽然出于复杂考虑，他有时也作出各种对日“亲善”举动，但正如日本人观察到的：“蒋介石对日阳表亲善，暗中仍作抗日准备。”[30]日本强加的生存危机使其与日本侵略者之间的矛盾事实上无法调和。尤其是30年代中期，他没有理睬日本所谓“共同防共”的诱惑，外与苏俄改善邦交，内与中共寻求接触，和日本的期望更背道而驰。1935年，蒋汪之间发生的微妙冲突，即是作为民族主义者的蒋介石和逐渐向媚日亲日蜕变的汪精卫之间有着本质区别的反映。[31]

第三，他确有一以贯之的对日抵抗准备的设想和行动。这一点，已有大量的原始资料和研究成果公诸于世。救国会领导人沈钧儒等也曾于1936年撰文肯定：“五年来，蒋介石先生历次表示埋头苦干，忍辱负重，准备抗日，这是天下所共闻的。”[32]

第四，某种程度上，蒋的妥协政策也有将其作为尽可能减少损失，保存国脉，争取生存空间一种方法的考虑。汪精卫曾就此作过说明：“中国比较日本进步迟了六七十年，中国的国家力量，不能挡住日本的侵略……只能想些办法，使我们退得慢些。”“趁着这慢些，腾出一些时间来，在内政上做种种准备工作，以加强我们的抵抗力。”[33]蒋介石本人也不乏类似的论述，多次提到：“安内是攘外的前提……安内即所以攘外，亦即所以救国也。”[34]他屡屡自比越王勾践，以岳飞、史可法等自励，表示要卧薪尝胆，忍辱负重。其所进行的一系列对日抵抗准备，也证明这种表白并非毫无凭藉。虽然这种以羊饲虎政策的实际效果颇值怀疑，但其以一定的代价迟滞日本侵略步伐的用心，确也不能忽略。

进一步分析，“最后关头”的说法从字面上看，和“攘外必先安内”的判断就不完全一致。“攘外必先安内”以安内为攘外的必要前提，“最后关头”则以日本的压迫程度为抵抗的依据，“最后关头”的判断和安内的成败没有必然的联系。这一提法本身就反映了蒋介石的抵抗意愿，和先安内的判断一起从不同方面构成其抵抗与妥协并用、相反相成的对日政策。而从根本上说，“攘外必先安内”不能离开最后关头的决心，否则就有可能滑向屈膝投降，“最后关头”本质上也需受到安内的制约，安内的成败，直接关系到最后关头限度的判断。

总体看，“九一八”后蒋介石的“攘外必先安内”政策，安内是中心，妥协是主基调，但妥协又有限度，“攘外必先安内”的判断和“最后关头”的提法，两者的结合点即要在妥协与抵抗、战与和之间保持一种艰难的平衡。“攘外必先安内”，有妥协的成分，也有抵抗的因素，在30年代初的中国呈现出十分复杂的内容。

三　政策的复杂运用

政策的原则终究要落实到现实，而且，现实的运用也许比空泛的阐述更能体现其实质。在大方针明确的情况下，政策在具体实施中，其措施和手段常常是多变的，表现出来的内容往往比政策本身更丰富、更复杂。“攘外必先安内”在这一点上表现得至为明显。按照蒋介石自己的解释：“所谓革命外交之不同于通常外交者，即在不被动而能自动，不固执而能因应，应刚则刚，应柔则柔，能伸则伸，当屈则屈，完全以变动不居的方略来实现不可变易的目的。”[35]这是从总的方针上谈策略与原则的统一，而事实上，蒋介石对该政策的解释及其内涵，本身就处在一个不断摸索的过程中。

30年代前期与“攘外必先安内”政策关系最为密切的几大事件是“九一八”、“一二八”和长城抗战。蒋介石虽然在“九一八”后反复强调“攘外必先安内”，但在蒋看来，“九一八”的处理并不代表“攘外必先安内”政策的真义，这一判断，和当时华北、东北的特殊情势紧密相关。东北易帜后，国民政府获得对东北的名义控制权，实权则操于张学良之手，尤其1930年张拥兵出关助蒋击破冯阎后，势力向华北伸展，握东北及华北部分地区财、政、军权于一手，蒋对之更退避三分。日军向东北发动进攻后，蒋对抵抗缺乏信心，哀叹：“天灾频仍，匪祸纠缠，国家元气，衰蔽已极，虽欲强起御侮，其如力不足何！”[36]而张学良则在南京中央默许下，指示所部不抵抗，坦言：“余窥透日军拟在满洲有某种行动后，即下令部下倘遇日军进攻，中国军警不得抗拒，须将军械子弹存入库房。当日军进攻消息传来时，余立时又下令收缴枪械，不得作报复行动。”[37]因此，蒋、张事后都有推脱责任之说，蒋的说法是，东北“在号称统一的政府之下失掉，我们应该负责任，不过……在东三省与热河，过去都没有在革命势力之下统治着，革命的主义不能在东北宣传。照这样说，这回日本占领东北三省和热河，我们是不能负责的。”[38]张则在致胡汉民函中暗示：“负最终之责任者当别有人在。”[39]不过，“九一八”前东北的半独立状态，究竟使蒋有推托的借口。后来他曾谈到自己“于淞沪停战之后，宣布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40]，将“九一八”摒于“攘外必先安内”政策之外，此似应别有深意。

相对而言，一二八事变时，“攘外必先安内”政策的真实态度得到比较充分的反映。事变爆发时，蒋虽仍是在野之身，但已实际负起领导全局的军政责任。1月30日，他发出通电，号召全军将士“抱宁为玉碎，毋为瓦全之决心”，与“暴日相周旋”。[41]2月初，令张治中率中央军精锐第五军开赴前线参加战斗。随后又主持召开徐州军事会议，部署对日抵抗，声言如日本不肯撤兵，“我方只有抵抗到底”，军事发展“究至如何程度，均难逆料”。[42]表现出一定的抵抗意愿。这些都表明，蒋介石虽以“攘外必先安内”为基本方针，但强调安内并不等于无条件放弃攘外。

当然，和“攘外必先安内”基本立场相应，蒋介石此时并未真正决心与日本全面作战。战争爆发后他一再表示，只要不丧国权，不失守土，即应趁早收手，“避免再与决战”[43]，希望把事变限制在局部范围。为此，他迟迟不愿向上海增兵，避免刺激日方，即使调派第五军参战，也指示“必须让功于十九路军”，“如外间不知我八十七、八十八两师同在苦战，正吾人所求之不得者”[44]，用心十分深密。其精神实质如他后来总结的，是“所谓节节抵抗的消极战术”[45]，即以抵抗表明中国领土“不能无代价的放弃”[46]，而在一定的抵抗后即努力寻求妥协，尽力避免全面冲突。抵抗既有象征性，也有对日警告，使日本知难而退的意味。对蒋而言，这时他还不认为日本有全面威胁其生存的危险，对抵抗收复失地更无信心。因此，无论从威胁程度，抑或他所相信的轻重缓急，安内的重要性都超过攘外，抵抗的目标终究还是要为安内求得时间。

安内是中心，是基本点，攘外必须在可控制的有限范围内进行，起码在30年代初，这确是蒋介石的政策基点。然而，作为当政者，蒋介石事实上不可能将其决策束缚于一个简单的判断，而必须根据形势随时调整政策，具体的时间、地点、场合，攘外安内的顺序并不是一成不变的。1933年发生的长城抗战，即清晰地体现出其政策的多面性。

东三省失陷后，国民政府对日军下一个侵略目标热河十分重视。1932年6月，汪精卫专程北上，与张学良商议热河问题。7、8月份，蒋介石又多次电达张学良，提出：“热河问题，不得不从速解决，以后治乱关键全在乎此。”[47]催促张学良先发制人，出兵控制热河，但均不见下文。8月6日，汪精卫发出鱼电，指责张氏在兵力充分和地理便利情况下，“未闻出一兵，放一矢，乃欲借抵抗之名，以事聚敛”，直言要张“辞职以谢四万万国人”[48]，闹出南京政府的政坛风波。对蒋、汪这些表态虽不能估计过高，但至少反映了在重民族危机下，其一方面以安内为重心，另方面也确有攘外的准备和行动。

1932年底，日寇图热日急，蒋介石密备部队准备北上，同时致电张学良指出：“今日之事，惟有决战，可以挽救民心，虽败犹可图存，否则必为民族千古之罪人。”[49]1933年3月热河失陷后，蒋介石北上保定，指挥长城抗战，中央军第一次在对日战争中使用于华北战场，同时，正在江西进行的第四次“围剿”也草草收场，部分主力北调转用于华北地区。[50]战局最紧急时，蒋介石甚至拟将负责拱卫南京的最精锐部队第八十七、八十八师北调，“以为背城借一之计”[51]，准备死守平津，绝地求生。他表白：如不奋起抵抗，“不惟世界之大无吾人立足容身之地，且为千秋万世后民族之罪人”[52]，传达出他内心对政权存废、民族兴亡乃至自身千秋毁誉的忧思。

长城抗战是“九一八”后、“七七”前中日间进行的规模最大、时间最久的一次武力交锋，最后虽仍以中国的退让妥协告终，但中国政府的抵抗意志得到更为充分的体现，日本此后也不得不有所戒惧。

从上述一系列事实看，“攘外必先安内”，有违背大众意愿、消极抵抗的一面，也有权衡整体国力，在当时形势下不得已的隐衷；有对内镇压和武力反共的迫切要求，也有最后关头准备起而抵抗的决心。在简单的六个字后面，体现着国民政府和蒋介石内外交困局面下应付时局的一种复杂无奈的抉择。这些，既影响了抗战大业的迅速展开，又为“攘外必先安内”留下了日后向抗日方向演化的内在因素。而政策中心何时可能转向攘外方面，安内成效的判断至关重要。

四 “安内”的内涵

“攘外必先安内”政策中，安内始终是这一政策的基本点，而攘外的可能性则取决于安内的判断。因此，安内安什么、怎样安，是“攘外必先安内”政策的核心问题。

30年代，蒋介石所说的安内，具体看，大致包括如下数层：首先是以武力镇压中共武装，消弭中共威胁，确立国民党的一党专政；其次是驯服党内、国内的反对派，削弱地方实力派，扩展中央统一力量，必要时不惜动用武力；再次为安定社会，充实国力，增强抵御外侮的能力。汪精卫曾将之归纳为三条：“一从政治上经济上致力统一，以形成整个的对外体系。二对于赤匪之骚扰后方，牵制兵力，予以扫除，俾无后顾之忧。三尽可能的努力谋物质上之建设，以期抗战力量之增强加大。”[53]大致说出了“安内”的基本内涵。

30年代前期“安内”的最主要内容是对付中国共产党。30年代初，蒋介石对这一点强调最多，也最直截。他多次提到：“我们要抗日，必先消灭赤匪，安定国本。”[54]在蒋反复灌输宣传下，这一认识在国民政府内一度有相当广泛的市场。张学良表示：“不安内，便不能攘外，要安内，必先剿灭赤匪，只有在扑灭赤匪以后，全国上下才能结成一致的对外战线，才能收复失地。”[55]国民党宣传干将刘健群认为：“攘外必先安内’，这是事实。国内社会不安定，政治不上轨道，当然没有力量去抵抗外侮。”[56]国民党人在中共建立苏维埃政府，与其全面对抗背景下，以武力“剿共”为理所当然，并视之为安内的最基本工作，“安内的工作，不止一端，而剿灭赤匪，为一切安内大计的前提，也可以说是一切安内大计的预备工作”。[57]

安内的另一目标是驯服各反对派，稳固中央政府统治。蒋自上台后，即设法削弱民国以来形成的地方长期割据局面，将权力收归中央，中央与地方间不同程度和规模的对立乃至战争持续不断。比较而言，“攘外必先安内”政策成立后，蒋对国民党内部争端相对慎用武力。1931年拘胡事件中，当两广方面集合力量，公开宣告反蒋时，蒋即于5月亲往探视胡氏，以示退让。6-9月，又数次发布书告，声明：“不愿国境之内，再启战祸。”[58]九一八事变后，更明确向粤方示好，派人携其亲笔信南下讲和，为双方实现合作作了铺垫。1933年察哈尔事件，蒋、汪军事与政治并举，达到威逼冯玉祥离开察哈尔同盟军，使同盟军迅速瓦解的目的。两广事变中，蒋虽也时动杀机，但主旨仍在避免使用武力[59]，当时奔走蒋、桂间调停的刘斐回忆，蒋的真心“是要和”。[60]周恩来致蒋介石函中也注意到：“先生解决西南事变，渐取停止内战方针，国人对此，稍具好感。”[61]由于有日本压迫的民族危机，蒋虽然继续从政治、经济、军事诸方面竭力削弱地方权力，加强中央政府的控制权，但总的看，对党内争端的态度明显和缓。其目标也具两重性，既有集中力量，统一国家的合理要求，也有寻求至上权力的私心。

考虑到攘外“最后关头”的需要，安内的最本质内容实际还应是安定社会、充实国力、培育民族精神，这是在未来民族战争中中国赖以坚持并获胜的基础。对此，国民政府也有所注意。蒋介石指出：“在今日谋国急务，非健全内政、先巩固基本地区及强固基本军队不可。”[62]将健全内政作为安内的重要方面。1932年12月国民党四届三中全会通过的《集中国力挽救危亡案》，具体阐明了安内的这一层意思，要求尽力达到“全国人力集中，各尽其才，俾得内部相安，共御外侮，及调节中央与地方之关系，消弭一切内战”。[63]

根据中国对日防御的战略态势，四届四中全会进一步决定将物质建设发展重心放在内地，要求“于经济中心区附近不受外国兵力威胁之区域，确定国防军事中心地”。[64]五全大会又明确提出“兴实学以奠国基”、“弘教育以培民力”、“裕经济以厚民生”等“建设国家挽救国难”的十项要计[65]，在财政、金融、交通、精神文化教育等方面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安内的这一项内容既是政府责无旁贷的责任，也和民众的强烈愿望相应，基本符合对日作战的需要，显然具有积极意义。

“安内”的如上三内涵，决定了其既有维护统治、镇压反对力量的私心，也有充实国力、安定社会、准备对日抵抗的要求。客观地说，作为一个全国性政府，提出安内的主张应无可非议，在急迫的民族危机背景下，安内更是迫在眉睫的基本诉求。要成功抵御日本侵略，统一国家和充实力量的确不可或缺，这也是包括中共在内的各政治力量的共识：“统一之局，迟迟不成，内外人心，惶惑无定，以之对外，如何有力。”[66]“要抗日就要和平，无和平不能抗日。”[67]问题的关键在于，面对国内动荡不安的现实及日本侵略的步步深入，安内究竟应以什么为中心，并应如何实现。

其实，无论就攘外或就安内言，安定社会，充实国力都是最本质、最迫切的，蒋、汪自己承认：救亡图存“治本则莫急于生产建设”。[68]但是，恰恰在这一环节上，30年代前数年的安内实践未见大的成效。当时，每年用于“剿共”及内战的军费开支达全国预算总支出40%以上[69]，大量财力物力投诸“剿共”军事和其他内战中，建设经费寥寥无几，致使生产建设及国防准备均乏善可陈。造成这一局面，国民政府武力和高压的安内方式不能不负相当责任，这种“一面准备而一面自相消耗”[70]的安内，使安内相对进步的一面难以真正发挥。应该说，正是在安内的方式上，蒋介石和国民政府的选择有着严重问题。

五　安内的方式

关于安内的方式，早在中国古代社会，即已有人提出，安内不尽为武力，“省刑罚，薄税敛，使民入孝出弟以敬其长上”[71]，是更本质的安内。换言之，安内不应只是政府以武力和压制方式消弭反对力量，更应是全体合法社会政治力量间的谐调。政府可以也应该在安内中发挥重要作用，但政府行为同样也应接受安内目标的制约。从本质上说，安内是一个社会政治问题，它有赖于各社会政治力量间的共同努力。压制式的安内既鲜有实效，也难孚众望。实际上，当时国内一个重要的不安定因素，正是蒋介石和国民政府执行的专制、消灭异己政策。

在《假如我是蒋介石》一文中，丁文江曾明白宣示“安内”的三条道路：立刻完成国民党内部的团结，立刻谋军事首领的合作，立刻与共产党商量休战。[72]这篇文章当时在全国激起很大反响，其中心意思就是安内要求团结而不是以武力。质言之，即所谓“和内始能攘外”。[73]大多数人相信，“安内非军事进攻之功，政治之成功在于利用环境，顺应大势。”[74]取消一党专政，实行民主政治，充分发挥各党各派及全体人民的力量，才能“一扫数年来因专政而致各派倾轧，陷政府于分裂、软弱的险象”。[75]相反，顽固坚持自我中心，坚持武力统一政策，很可能“求统一而反致分裂，求救国难而反增加国家的危机”[76]，形成“政府怀疑民众，民众也怀疑政府；中央不信任地方，地方也不信任中央；国民党怕被共产党利用，共产党也怕被国民党利用”[77]的恶性循环。长期与中央政府同床异梦的两广方面就谈到：“两粤极愿服从中央，若能予以保障，使得居一隅之地，努力建设，不致妨碍国家之统一，至所甘愿。但所以不敢遽然表示服从者，诚恐归顺之后，委员长遇有相当机会，即行下手，毫无保障耳。”[78]这虽不无为自己割据开脱之意，但确也道出了安内而内不安的部分症结之所在。

安内政策的最大症结在中共问题。中共的武装反抗，代表了专制统治下被压迫者的正义力量，有强大的群众基础和充足的合理性。而国民政府在中共成立苏维埃政权，与其分庭抗礼情况下，也视军事“剿共”为理所当然。但是，在急迫的民族危机面前，如何尽力化解国内政治冲突，形成统一对外的力量，是政府及社会各政治力量均应予以认真权衡的。国民政府作为国家最高权力代表，尤其有义务、有责任将国内局面向这一方向引导。正是从团结对日的认识出发，当时许多人对武力反共政策颇感不满，强调：“`国内问题取决于政治而不取决于武力’是`救亡图存’的基础。”[79]要求政治解决中共问题。虽然当时中共在左倾中央领导下实行的一些无助于解决民族危机的左倾政策也使一些人深感困惑，但他们还是相信，“以民族作为出发点，无论如何利害错综，然总可以寻得一个一致点”[80]，要求政府行动起来，“立刻与共产党商量休战”。[81]中共问题的成功解决与否，是关系到国家能否真正安定，攘外有无把握的至关重要的大事。舆论的呼吁，虽不一定抓住了问题的症结，但至少提供了如下一种思路，即单纯依靠武力不可能真正解决政治问题，中共问题只能在政治的范围内寻求合理的解决途径。

舆论的强烈呼吁，日本的步步进逼，国内扰攘不宁的现实，国民政府领导人本身认识上所具有的一定弹性，特别是福建事变后国民党内部矛盾的缓和及江西“剿共”军事的初步得手，使蒋介石等对安内的方式、重心及成效的判断逐步发生变化，并于30年代中期开始较大幅度调整政策。1934年间，蒋、汪数次联合通电全国，承诺改革政治，修正政策。11月，蒋、汪联名发出感电，为准备召开的国民党四届五中全会定基调，电文指出：“今日救国之道，莫要于统一，而实现统一，端在乎和平。”强调：“国内问题，取决于政治，不取决于武力。”希望以和平统一“充实国力，树立安内攘外之根基。”同时承诺：“决不愿徒袭一党政治之虚名，强为形式上之整齐划一。”表白：“中国今日之环境与时代，实无产生意俄政治之必要与可能。”[82]感电虽仅为一纸电文，没有实质的约束力，但仍可谓是其自“九一八”以来对国事最为积极的一次表态，指示着国民政府总体思路的发展方向。事实上，正是在这一年，蒋介石的政策倾向开始发生明显变化。

六　政策倾向的变化

由于作为民族主义者的蒋介石和日本侵略者之间矛盾的不可调和，随着日本侵略的步步加深，以及国内形势逐渐向有利于抗日方向发展，“攘外必先安内”政策的重心或迟或早要转向攘外方面。通常我们认为1935年华北事变是导致这一变化的直接原因，这是从日本的压迫一面看，但从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政策的本身走向看，1934年，这一政策倾向事实上已经开始发生重大变化。这年春夏，随着福建事变的平定及对共军事的初见成效，蒋自认安内已经取得一定成果，对日抵抗逐渐成为他认真思考的问题。

1934年2月，蒋介石在浙江发表讲演，指出：“现在我们国家和整个民族，已经到了存亡危急的时候，我们全国的同胞……必须个个人要效法越王勾践的‘卧薪尝胆’的精神和‘生聚教训’的方法来救国，然后国家才能救转，民族才可复兴！”[83]同月，蒋指示有关军事部门立即将“东南国防计划，北至海州、徐州、归德，南至温州、漳州之计划制成”。[84]3月，他对陆军大学学员强调：“我们弱国要抵抗强国，不能靠武力而要靠我们的国民尤其是军人的精神和人格。”[85]这一系列集中表态，和此前相比，明显更多表现出对日抵抗色彩。

与此同时，蒋介石发起被他视为“救国建国与复兴民族一个最基本最有效的革命运动”[86]的新生活运动。他指示运动的具体策划者南昌行营设计委员会：“吾人今欲使国家乘机转危为安，转弱为强，必在大战之前夕，竭力准备。予以为此种事业大概有两种，一曰明耻教战，即普遍的国民军事训练。一曰交通及基本工业之建设。”[87]此中提到的攘外准备的两种事业，前者包含于新生活运动中，后者即为次年春开展的国民经济建设运动的张本。[88]另外，1934年间，他竭力向所属官兵推荐《纪效新书》、《练兵实纪》、《洴澼百金方》等古典军事名著，尤其推重《洴澼百金方》，认为：“我们在此时能得到这部书，真好像国家民族得到了一个救星。”[89]指示下属“用心研究妥为运用，就可以（找到）抵抗日本最新的方法。”[90]《纪效新书》、《练兵实纪》是明代抗倭大将戚继光有关部队训练的军事著作，包含着戚继光抗倭战争中的经验总结，蒋自称“于戚氏遗书，寝馈与俱。心得之益，独深且多。”[91]《洴澼百金方》是研究中国历代防御战略、战术及其得失的军事著作，为历史上有关国家防御最为全面的著作之一。[92]蒋介石反复推荐上述几本著作，反映其军事注目焦点确已有所变化。

外交方面，1934年夏，蒋介石也有重要举措。1932年12月，中苏复交，双方关系虽大为缓和，但仍十分冷淡。1934年夏、秋，杨杰、蒋廷黻相继衔蒋介石之意访苏，蒋廷黻在与苏俄副外交人民委员斯托莫亚尼科夫会谈中表示：“在一定的条件下，中国会同苏联肩并肩地抵御来犯的敌人。”[93]蒋廷黻访苏，打开了中、苏两国的和解之门，两国关系在对抗日本扩张的共同目标下，迅速有了改善。当时苏方明确表示：“蒋介石的军队同中国红军间不实现统一战线，对日本的侵略进行严重斗争将是不可能的。”[94]而中、苏关系的改善，使苏方意见受到蒋介石的重视，这就为其此后寻求与中共接触打下了基础。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这一时期，“攘外必先安内”的提法也逐渐为“安内攘外”代替。7月，蒋提出：“可以拿我近来所提出的一个口号，作为全国国民和军人共同努力的目标，就是`安内攘外’四个字，意思就是安内为攘外的唯一前提与必要的准备工作……只要国内真能统一安定，集中力量，攘外就有绝对的把握。”[95]“安内攘外”，曾和“攘外必先安内”并同使用，蒋在此特别强调“安内攘外”，应是有所用心的。“攘外必先安内”强调安内，安内可以攘外，但并不必然指向攘外；而“安内攘外”则将安内与攘外并列，坚持安内，

又肯定攘外。两者虽仅是字面变化，倾向性的变化却已露征兆。事实上1934年开始，蒋对“攘外必先安内”已很少使用[96]，1935年后，即基本不再出现。其所反映的思路变化，从两次庐山训练中，更可明显看出。

1933年第一次庐山训练，蒋的注目焦点明显指向中国共产党，虽然他也提到，不能驱逐外寇，收回失地，保护国家的领土主权，是中国军人的“奇耻大辱”，“一定要刻骨铭心的记住”[97]，但他谈论的政治、军事方针，当时主要是针对中共武装的，“一切的设施，皆要以赤匪为对象”。[98]而1934年7月开始的第二次庐山训练，蒋已很少提及中共，主要是进行民族精神的灌输及对外战争的战略战术教育。他手订的训练任务是：“唤醒中华民国之国魂，继承中华民族之道统……训练官兵，统御所部，奠定我军人救国保种千古不磨之事业。”[99]这期间，他先后发表数十篇讲演，详细分析了国际国内局势和中日两国的力量对比，提出御侮图存的几个要诀，要求充分发挥民族精神的力量，与敌人作精神与物质的总体战。同时，要求时时刻刻准备与敌作战，强调：“我们对外作战……从此时此地起，随时随地要战胜敌人，无时无地不是在和敌人作战。”[100]

从第二次庐山训练内容看，蒋对未来反侵略战争确已作了认真思考，关于御侮图存几要诀的基本思路在后来抗战具体实施中都有体现，当时提出的强迫敌人近距离作战的设想和淞沪战役的发动就不无关系。同时，其对所部的要求也明显向准备抗日方向转移。8月，他在庐山与徐永昌谈话时说到：“我们现在讲不到整个国防，须就现地现时随时储粮做工，准备与敌各个抵抗，最小限能做到敌人十分之一的力量。”[101]同时他更曾告诫部下：“中国生死存亡的关头”，已经“临到我们的头上”，“可供我们准备的期间，恐怕最多也只有三年，因此国家民族的兴亡，就完全看我们一般军人，尤其是本团的学员，在这三年内的努力如何。”[102]1936年1月，中国驻苏使馆武官邓文仪与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王明会谈时也强调，庐山训练表面针对中共，实际则针对着日本侵略。[103]

可以看出，“攘外必先安内”向与其相对应的“安内攘外”转移，1934年前后是一个关键点。“安内攘外”和“攘外必先安内”虽没有绝对的区别，两者间有相当的继承性，但其政策重心的变化还是十分明显的。安内的内涵仍为三点，但重点转向建设；安内的方法向包容性方向有所发展；安内攘外重心则明显向攘外准备方向转移。另外，安内攘外顺序的判断也不再机械地论定先后。正如他在国民党五大上所总结的，民族运动：“对外应向国际为吾民族求独立平等，对内应向民族为吾国家求自立自强。”两个方面“必须同时平衡进展，方有成功之望”。[104]从这一意义说，蒋介石后来实施的收束“攘外必先安内”、明确最后关头具体领土界限、与中共谋求接触等措施，实际在1934年都已埋下了伏笔。

七　余　论

蒋介石在1934年间开始酝酿重大的政策变化，和其对政策的把握和理解，和国内外形势的发展密不可分。“攘外必先安内”的基本判断是安内而后攘外，政策本身也表现出高度的包容性，因此，随着国内形势的好转，政策趋向的变化也实属顺理成章。1935年后，国民政府的攘外准备更大规模地在全国展开，攘外最后关头的具体限度逐渐明确为华北的保全，安内的重心也明显向国家建设的方向转移，这种重心的转变直接促成了1936年中国经济成为20世纪前半段的经济标杆。安内攘外的如上表现，虽然由于“攘外必先安内”所具有的弹性，仍在政策范围之中，但和蒋30年代初强调的“攘外必先安内”内容确实已有相当距离。实质上，抗战前两年，国内各政治力间的冲突已更多地围绕着如何攘外即抗战路线问题进行，西安事变某种程度上即可看作为不同抗战观念冲突激化的结果。

当然，蒋介石这时加紧攘外准备，并不意味着其已决心对日全面作战，也不排除其继续谋求与日妥协。如他自己所说，中国是弱国、穷国，处于被侵略的地位，中国的任务是尽力避免和推延与强大的日本之间的战争，因此，中日关系的主动权“全在乎日本之本身”[105]，中国的因应终究须以日本的动向为依归。[106]蒋最终走上全面抗战之路，首先是由于日本的步步进逼所致；同时又受到国共关系及国际形势的变化、国内建设的逐步发展、抵御外侮能力的渐渐加强以及日益高涨的抗日热潮等诸多因素的综合影响；而其个人的思想基础和认识发展也和历史大趋势达成了相当的契合。确实，从起初实际是难寻底线的退却，到逐渐以保全华北作为最后抵抗线，到最终奋起抗战；从“攘外必先安内”到“安内攘外”，再到1936年前后的“团结御侮”，蒋介石走过了在他看来是符合历史逻辑不得不走的漫长道路，中国近代历史也经历了极为沉重而痛苦的一段。

附记：本文写作过程中，得到黄春生等许多师友的大力帮助，杨奎松先生督责、鼓励、指导尤多，铭此谨致衷心谢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