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与和的变奏
——重庆谈判至政协会议期间的中国时局演变

汪朝光

内容提要  重庆谈判至政协会议期间的中国时局演变，反映出战后中国面临的最重要问题，即战争还是和平，这是国人关注的主题，也是各种政治力量争执的焦点。国共两党虽然经过重庆谈判签订了“双十协定”，但由于并未解决军队和地盘这两个根本问题，因此仍然因为实际利益之争而发生了大规模武装冲突。其后，由于军事较量的相持，更由于外部环境的变化，国共实现了停战，并召开政协，讨论战后中国问题。但是国共停战的实现，缺少真正的内在动因。因此，在外部压力下实现的停战，其延续的环境十分脆弱，国共两党最终仍回复于战争，某些暂时的妥协只能是一时的“迂回”，并不妨碍双方实现其基本方针的决心与努力。在这样的形势下，所谓战与和的变奏，和不过是插曲，战才是主旋律。

毫无疑问，自1945年8月日本投降，到1946年年中全面内战爆发，中国时局发展与演变之错综复杂、波谲云诡，反映出战后中国面临的最重要问题，即战争还是和平。这是此时国人关注的主题，也是各种政治力量争执的焦点。在所有有关这一时期的事件进程和矛盾关系中，国共两党仍是当然的主角。国共矛盾不能解决，国共关系不能缓和，就意味着战后中国问题无法和平解决。鉴于目前学术界对于这一时期的研究，多集中于重庆谈判与政协会议两个主题，而对两者之间的历史发展进程及其矛盾关系有所忽略[1]，本文即将研究重点置于自重庆谈判到政协会议期间的中国时局演变，尤其是国共关系及其发展变化，从而为重庆谈判的结局提供一种解说，也为政协会议的举行提供一个背景。[2]

一、重庆谈判前后的国共战略

1945年抗战胜利前的国内政局，处于某种微妙状态。日本投降已是时间早晚的问题，国共均在着眼于战后部署。因为在赫尔利调停下的国共商谈未能达成妥协，中共正在执行南进计划，派部队远征，南下湘赣粤，另辟新局，壮大自身力量与地盘。而国民党也正在部署“剿共”军事计划，以遏制中共的发展势头。4月间，蒋介石要求军令部部长徐永昌，“对于清剿各战区辖境内之奸匪，应针对目前情势，分别研究有效办法，务期集中主力于七月底以前，彻底剿除，以免妨害今后之作战。希迅即照此分别拟具计划报核为要。”[3]与此相配合，政治上国民党亦采取较为强硬的立场，据其拟具的《对中共案政治解决办法（草案）》，要求中共将所有军队全部交回中央；所割据地区之政府应全部取消，地方行政交回中央；并限令于三个月内办理完竣。[4]照此发展趋势，不待抗战结束，内战即很有可能就此重起。

突如其来的日本投降使国共两党的部署均随之而改变。国民党的部署，首先是通过接收，在军事上占据有利位置，继而在政治上确立国家正统的代表形象，以继续其一党专政的统治地位。而中共及其武装力量和占领区的存在，实在是国民党能否实现其部署的最大障碍。如潘公展所言：“钧座（指蒋介石——作者注）对此顽梗之中共问题，苦心焦虑，非常人所能想像。”[5]虽然蒋介石内心里更倾向于军事解决中共问题，但国民党自上而下从外战转入内战的准备不够充分，而且在抗战刚刚胜利的情况下，再行内战将为众矢之的，因此而有蒋介石邀请毛泽东赴重庆谈判之举措。国民党在谈判中之基本策略为“军事拿紧，政治放松”；同时“准备破裂，因中共始终不会有诚意，故不能不随时准备破裂”[6]。蒋介石称其谈判方针是，对中共“政治与军事应整个解决，但对政治之要求予以极度之宽容，而对军事则严格之统一不稍迁就”[7]。即有和有战，和不排除战，战亦暂时不放弃和。如蒋介石告毛泽东：中共“对国内政策应改变方针，即放弃军队与地盘观念，而在政治与经济上竞争，此为共党今后唯一之出路”。[8]在这样的谈判方针下，注定国共谈判无法取得根本突破，国民党“终求大功之告成，悬案之终了”的设想也无法实现。[9]对国民党而言，重庆谈判实际是对外表示自己的中央地位，显示其对中共曲以优容，而在关乎其实际利益的地盘和军队两个问题上，则始终不愿作出实质性让步。青年党领导人李璜观察形势，分析国共关系，认为：“敌人忽然投降，高君（指蒋介石——作者注）得美助力，收复各要地，高兴之余，必骄而难说话。毛则到处有兵，横亘南北东西，势亦不弱，虽苏允独支高君，毛有十年内战经验，亦不愿随便妥协也”；“中共根本看不起国民党人，认为不是敌手，对蒋势力毫无所恐惧”。[10]

中共方面，日本投降后，中共中央向各地连续发出指示，要求“猛力扩大解放区，占领一切可能与必须占领的大小城市与交通要道，夺取武器与资源，并放手武装基本群众，不应稍有犹豫”[11]。抗战胜利之时，中共已有了比过去任何时候都要广大的地域、人口与武装，从而增强了与国民党抗衡的实力。重庆谈判期间，中共确定了“向北发展，向南防御”的战略发展方针，武装力量迅速进入东北，并在华北占据了一定的优势地位。重庆谈判虽然结束，但在至关重要的中共军队与地盘这两个问题上，国共双方未能达成妥协，因此，10月12日，中共中央在下发给各地的指示中着重强调：“和平基本方针虽已奠定，但暂时许多局部的大规模的军事冲突仍不可避免”；“顽军正在向我大举进攻”，“我方必须提起充分注意，战胜这些进攻，绝对不可松懈”。10月20日，中共中央又发出指示，提出：“目前开始的六个月左右期间，是为抗日阶段转变至和平建设阶段的过渡期间。今后六个月的斗争，是我们在将来整个和平阶段中的政治地位的决定关键。”为此，应“与政府当局继续谈判尚待解决的问题”，同时“集中一切力量反对顽军的进攻及尽量扩大解放区”。[12]

由于重庆谈判并未解决国共双方存在的主要分歧，双方仍以占领更多实地、尽最大可能争取并确立自己未来的优势地位为基本战略方针，并辅以谈判桌和宣传战的争斗，以争取民众及社会舆论支持，因此时局呈现出又打又谈，打打谈谈的复杂局面，而在关键的军事战线，国共双方的冲突不仅没有停止，反有越打越大之势。

二、国民党军向全国推进与国共军事冲突的升级

国民党战后的基本军事战略，就是以恢复交通为主旨，将其军队向全国推进，控制要点要线，占据有利的战略地位。所谓恢复交通，主要是铁路交通，因为空运数量有限，公路和水路则运输时间又太长。因此，只有恢复铁路交通，国民党军才可以运动自如，国民党的军事部署也是将部队沿铁路线向全国尤其是华北推进，结果必然造成与中共的军事冲突，孕育着内战的极大危险。

日本甫投降，8月12日，蒋介石的幕僚唐纵即将拟订的《日本投降后我方处置之意见具申》交蒋。他认为：为防止奸伪乘机进占重要城市与收编敌伪武装及为尔后恢复沦陷区秩序起见，似应发动全线部队从速推进，并特别派遣部队进据各重要据点，同时向美国交涉空运及海运，以为接受日本投降，收复华北，打击奸伪企图作准备。[13]随后国民党首先部署对于全国战略要点和大城市，“须于解除日军武装之同时，即能完全掌握之”；同时，蒋介石要求何应钦令各部队“迅速行动，以争取时间”。[14]9月2日，何应钦发出指示，要求各部队“急向所规定之受降地点挺进”；“受降地点以外之重要城市之据点，应迅速以有力部队接防控置之”；“奸匪活动地域，应集中优势兵力择要封锁之”。[15]

对于国民党而言，最为关注的是华北地区，因为国民党自信在江南“实力雄厚，党政力量亦能配合，尚不十分严重”，而华北中共部队“深入陷区，易制先机，控制交通，接近敌区，便于受降收械”。[16]因此，国民党在日本投降后首先部署其军队自北、西、南三个方向，向北平、天津、太原、石家庄、济南等华北城市推进，并在美国空海运的帮助下，于10月底前陆续接收了上述城市。

对于国民党军队向华北的推进，中共采取了坚决阻击的方针。因为国民党多数部队必须经铁路北上，中共从而敏锐地注意到一段时间内的国共军事争夺将主要围绕交通线展开，因此要求为“增加国民党军队与我争夺果实的困难，故我应彻底破坏所有铁道”。中共划定了归各地破坏和扼守的铁路路段，要求组织野战军并以地方部队配合进行阻击作战，以民兵和群众破坏铁路，并由公家订价奖赏。[17]9月22日，中共中央发出指示，提出对沿津浦、平汉、同蒲路前进的国民党军队“用纠缠扭打的战法”，“阻止顽军根本不能由上述三路北进，对我争取在东北和热察两省的胜利是极端重要的”。同时，周恩来在重庆会谈中警告国民党，在国共划分接收地区问题未解决前，国民党若要利用铁路运输北上接收，我方决不能同意，自不能坐视。[18]针对此一形势，唐纵判断中共将“转移兵力于华北乘势进入东北造成新割据局面”，建议在华北沿津沽至平绥包头线和青岛济南至石家庄太原线布防，以抑制中共之军事发展。[19]国民党军部分高级将领对“剿共”态度积极。军令部长徐永昌让下属拟出全盘防剿共党部署，于10月底连续与蒋介石商讨如何进行；白崇禧向蒋介石建议，“应乘战胜余威，先将共匪剿平，而后行宪”；杜聿明向蒋介石要求，“将共产党的武装游击队一律肃清，以消除今后建国之后患”；胡宗南亦向蒋献言，“请亲临西安或太原，则军心士气必振。补给、交通、通讯、卫生等解决，陆空联络解决，军民配合解决，一年工作，半年决可完成”。[20]主战派的主张得到了蒋介石的支持。10月13日，重庆谈判刚刚结束，蒋即给各战区长官发电，进行战争动员，要求各部“遵照中正所订《剿匪手本》，督励所属，努力进剿，迅速完成任务，其功于国家者必得膺赐，其迟滞贻误者当必执法以罪，希转饬所属剿共部队官兵一体悉遵为要”[21]。在蒋的命令下，国民党军沿华北各主要交通线进军，与中共部队发生大规模军事冲突。这种冲突的本质，是国共双方都企图以实力较量占据未来政治格局中的有利地位。中共中央明言：“只要我党有明确的方针与坚决的努力，战胜与大量歼灭向华北、东北进攻的顽军，争取我党、我军在华北、东北的有利地位，迫使顽方不得不承认此种地位，然后两党妥协下来，转到和平发展的新时期，这是完全必要与完全可能的。”[22]

华北国共军事冲突的焦点之一是平汉路。10月中旬，国民党第四十军、三十军和新八军，开始自河南新乡集结北进，企图与已经到达石家庄的第三十四集团军会合，打通平汉路北段。此一计划的进行，不仅将切断中共华北与华东两区间的联系，对中共在华北的地位是一大威胁，而且呼应平绥路国民党军的行动，直接牵涉到中共对华北、东北全盘战略部署能否顺利完成，因此中共中央致电晋冀鲁豫军区，要求“刘（伯承）邓（小平）亲自统一指挥对付平汉路北进顽军，务期歼灭其一部至大部”[23]。

10月25日，北上的国民党军进至河北邯郸南马头镇。由于缺乏统一指挥，加之渊源系统不一，又是临时组合成兵团，难以发挥集合战力。何况他们把对手“当作只能扰乱的游击队看待”，轻装急进，没有友邻支持与策应，“犯了‘夜郎自大’的骄傲和孤军深入的错误”，结果被中共晋冀鲁豫部队分割包围。[24]因新八军军长高树勋与中共早有联系，遂率新八军于30日宣布起义，使国民党军整个防线顿形动摇，战至11月2日，国民党军大部被歼。平汉战役，中共认为“关系全局极为重大”，结果“获得完满胜利”，使国民党军打通平汉路，继而控制华北、北进东北的计划未得实现。蒋介石得知此役之败，“亦甚悲观，似以为黄河以北一时殆无法收拾作为今后建国之洁净土”。[25]国民党所编战史承认，经此役连同上党之役，国民党军在华北的兵力优势大打折扣，而且“上党为晋、冀、豫交通之孔道，冀南漳河为平汉铁路所必经。由于两作战之失利，终戡乱全役，该两地之交通要冲，均未规复。东西、南北中梗，在用兵上形成极大障碍，行动之自由尽失。”[26]

华北国共军事冲突的另一个焦点是平绥路。9月中旬，第十二战区傅作义的部队已进至平绥路上之柴沟堡，离中共晋察冀区中心城市张家口不到百里。如其继续前进，将沟通国民党军在华北北部的战略联系，威胁中共在晋察冀和热河的地位，进而分割中共华北与东北两区的联系，对中共实现华北、东北的战略部署有重要影响。中共认为这“关系我党在北方的地位及争取全国和平局面极为重大”，遂发起平绥战役，并认此“为收复失地打开交通路而战，具有充分之理由”。[27]中共晋察冀和晋绥两区部队，于10月中旬分由平绥路东、南两面出击，至当月下旬，已攻占平绥路沿线各点，傅部退居归绥、包头，形势极为不利。根据情况的发展，中共中央要求对“傅部主力必须歼灭，归绥、包头、五原、固阳必须占领，如有可能则占领临河。大同必须占领，如能速占则速占之。”[28]至11月初，中共部队已扫清归绥外围据点，兵临城下。

面临军事危局，傅作义除连电向蒋介石告急外，同时深沟高垒，坚拒固守。而攻打坚固布防的城市，是中共部队以往所没有经历过的，归绥攻城部队无论数量还是攻击力都不居优势，几次攻击不下，至11月中旬，攻击顿挫，形成僵局。此时，由于东北局势的微妙变化（国民党撤退东北行营，苏联碍于国际影响，对中共在东北的发展有所限制），中共中央更注重绥远战役，认为“热河、察哈尔、绥远对我之全国战略意义更增加其重要性，必须求得控制绥远全省，才能有较巩固的后方，保障张家口侧翼，并建立将来必要时进入新疆的通路（如果东北不能建立巩固的战略基地，新疆或许有这种可能）。因此，绥远战役，实关系我在目前以及将来整个时期的全国大局。”[29]但前线指挥员从实际情况出发，认为此一计划“显然是不妥的”，建议“看情况发展，必要时应该考虑结束绥远战役”。[30]因此，在12月初攻击包头未果的情况下，中共部队主动撤出了战斗，结束了平绥战役。

津浦路是国民党军北上重点路线，兵力最为雄厚。中共山东主力调东北后，新四军北移山东，其中心任务“就是截断津浦路，阻止顽军北上，并力求消灭北上顽军之一部或大部”[31]。他们以津浦路徐州至济南段为作战中心，先后占领邹县、滕县、宁阳、曲阜等地，围困临城、枣庄，包围兖州、泰安。国民党前线将领均连电告急，“恳速饬大军北上，否则鲁省恐将不保”[32]。至1946年1月，津浦路济南南至徐州北、陇海路徐州东、胶济路济南东至青岛西的大段区间，均在中共部队控制下，国民党军一直无法经此前进。

国共双方战场较量的态势，中共虽在平绥路作战中未达预期目的，但较为成功地阻止了国民党军沿铁路线向华北的推进，并进而打破了国民党在军事上全面控制华北的企图，说明国民党对军事作战不利面的估计不足，这对国共和谈的继续进行和停战的最后实现有着重要影响。

三、打打谈谈  边打边谈

重庆谈判结束时，国共双方同意就有关未决问题继续商谈，因此国共双方在战场较量的同时，还在谈判桌上进行着激烈的争斗。这种争斗，不仅对于国共双方战后的政治军事战略至关重要，而且对于争取民心和舆论，确立自身的和平形象，将对方置于好战的被告席上，也有着重要意义。

自10月20日至11月17日，在国共双方军事冲突的枪炮声中，国民党代表张群、王世杰、邵力子和中共代表周恩来、王若飞进行了多轮谈判。双方首先就召开政治协商会议的有关问题达成妥协，但对何时召开政协则意见不一。国民党首先提出尽早召开政协，然后如期在11月12日召开国民大会。此时国民党之所以热心于其以往深为反感的政协，目的是通过政协确定国大的召开日期，进而通过国大制定宪法，确立其统治合法性，同时以军事进军控制全国局势，企图政治军事双管齐下，对中共施加压力并约束中共至其框定范围内。但此时国共双方的军事冲突正在激烈进行，中共统治区受到严重威胁，使中共对国民党的态度更加怀疑。为不使国民党以召开政协，继而召开国大获取政治利益，10月20日，中共中央致电周恩来表示：蒋现以70万大军向我进攻，如不停止，我方对政治会议（即政协——作者注）无甚兴趣。[33]周恩来遂在国共谈判中提出，为不致妨碍政协之进行，应在开会前将军事和解放区问题商得眉目，实际是将这两个问题的解决与否作为政协召开的先决条件。

在这一阶段的谈判中，军事方面，中共提出国共军队停止冲突，各守原防，重划受降区，各自执行；国民党则提出治本之法为速开军事小组会议，解决中共军队整编及驻地问题，治标之法为中央军通过中共地区时，中共军队不应妨碍。政治方面，中共提出对解放区或维持现状，或进行选举，或直接由中央委任中共提名人选；国民党认为如此做法，则问题根本未解决，殊非办法。[34]军队与地盘问题本为国共之争的重点，在有双方最高首脑参加的重庆谈判中都未能解决，此时要想解决这两个问题更属困难，双方谈判因意见不一而呈胶着状态。恢复交通问题，亦为此一阶段谈判的重点之一。10月26日，张群在会谈中以蒋介石名义提出，铁路交通必须恢复，中共军队须退至铁路线以外，早日召开军事小组会议，商谈中共军队整编及驻地问题。周恩来愤愤而言：受降问题现在未得解决，甚至视我军不如日军，日军在中国境内尚得保持武器，受命维护交通，而中共军队则须退出交通线，揆诸情理，宁可谓乎？他警告说，在解放区问题未得解决和受降区没有重划之前，我方视中央之进兵即为进攻，而我方之破坏交通，阻止中央军之前进乃为当然的事。[35]张群请中共提出在何种情况下可以恢复交通的方案。29日，中共提出恢复交通的前提条件是：停止进兵、进攻、进占，停止利用敌伪，在华北的八条主要铁路线上双方均不驻兵，国民党如向平、津、青岛运兵须经过协商；在上述问题之原则决定后，军事小组可以拟出具体办法；如不能取得协议，可以先召开政协，但开会时须先解决避免内战、恢复交通问题。31日，国民党就中共条件提出对案，主要内容为：双方下令部队各驻原地；中共部队撤离铁路线10公里以外；由第三方组织交通监察委员会视察事实提出报告；中央军队如在华北各路运输与中共协商决定；一个月内对中共军队驻地及整编商定办法；按计划召开政协。[36]但中共同意撤出铁路沿线的条件是国民党不得用来运兵，这个对案对此未作明确规定，双方未能谈成。

对于国共谈判的停顿，国民党中央党政军联席会议最高小组于11月2日举行第九次会议，检讨局势，向蒋介石建议“本党一面与中共继续商谈，一面就政治及宣传方面作若干措施，以击破中共假借民主企图割据之阴谋”。他们提出“与中共商谈至现阶段时之对策”意见6项，其核心即为“对于政治协商会议，我中央宜采取催促中共速派代表并始终期待政策”，“此种催促手续，可由我方四代表或三代表书面为之，亦可用文官处名义发电催促，其电文均须在报端发表，必要时并可请委座再电毛泽东催促。凡此均表示中央之绝对诚意容忍”；同时表示对于国民大会和“五五宪草”问题，国民党并无定见，一切均可待政协解决。[37]国民党随后即利用社会舆论和人民渴望安定的心理[38]，发动宣传攻势，《中央日报》频发言论，指责中共破坏交通，阻挠复员，称“我们不能容许任何人再对这交通建设作有计划有组织的破坏，不能让国库负担的交通建设费成为无代价的牺牲，更不能坐视社会经济生命的断绝”。同时呼吁“要终止目前的混乱局面，惟有共产党体念国家的前途，悲悯人民的痛苦，迎合全国的期望，不再延期来出席政治协商会议，以谋合理解决一切问题”。[39]

此时国民党军正和中共部队发生大规模武装冲突，军方强烈主战，国民党内强硬派又以宣传战形式向外表达国民党的态度，并向内对中央施加压力，使全面内战危险更迫在眉睫，由此使国民党内主和派颇为不安。主和派的代表人物之一、当时正在新疆与三区代表谈判的张治中，11月4日曾专门给蒋介石写了一份万言书称：“关于中共问题采取政治方式解决，钧座与中央曾一再宣示，此为国人所共同体认与热烈拥护之方针。盱衡当前局势，似仍宜尽量予以最大之容忍。倘问题能适时解决，固所愿望，否则亦不妨暂为等待，以俟时间之转移，不宜遽行变更方针，采取其他解决方针也。倘为一时感情之愤激所冲动，或为任何个人与某一地区目前之利害，而放弃政治解决之方针，使国家蒙受极不利之影响，职殊未敢苟同。”张向蒋分析了国内外形势，认为国际上此时不会发生大的战争，国民党不宜借任何一国之力量解决国内问题，而且内战将大大影响中国的国际地位和蒋个人的声望；在国内，人民经多年战乱，急需休养生息，恢复元气，战争违反人民的愿望，厌恶战争、渴望和平为不可遏止之时代巨流。他坦率地告蒋：“以今日之国军士气与态度而论，亦不能继续作战。各将领在钧座之前，或不敢显然作厌战之表示，甚至有自告奋勇，坚持以武力解决中共者，然以职所接触之若干将领中，其不愿战争之心理，甚为普遍，且今日多数之国军，实亦不能作战。”[40]王世杰和张群也向蒋建议，与中共订立一个暂时避免冲突的办法，“盖内战一发，势将不可遏止，中共或可藉此机会，藉苏联为暗援，夺占热察绥甚或东北三省，而自成一国”。王世杰还认为，“中共问题与苏联问题不可分开，今后苏联定将采取与美英合作路线，抑或背道而驰，不久当见分晓。在此一问题未决前，政府对于中共问题，只可尽力防范其扰乱之范围，不能希望得到根本解决。”[41]由于他们的意见，也由于军事进军受阻的不利形势，蒋介石对主战强硬派的行动并未完全放手支持。他在11月1日给正在东北与苏联交涉接收问题的蒋经国去信，谈及其方针是：“近日国际形势严重程度有增无减”，“至于国内中共问题，近为其挑战与进攻绥远，乃先行其宣传政策，又使国际眩惑不安，而我政府仍一本息事宁人，沉默置之，正与其从事交涉，竭力忍让，以期获得妥协，使我东北接收乃能顺利进行也。此时只可以尽我人事之力，至于成败利钝，惟有听诸天命。但公义正道之努力，决无失败之理，此可深信，故不必以经过之艰危曲折为意也。”[42]

对于国民党的宣传攻势，如同对其军事攻势一样，中共采取了坚决反击的战略。11月3日，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致重庆代表团电，认为“目前形势于我有利，我必须达到下列目的：华北、东北、苏北、皖北及边区全部归人民自治（孙中山主张），仅平、津、青三地可暂时驻一小部中央军，将来亦须退出。其他各地中央军已到者须退出，未到者停止前进；阎锡山、傅作义须免职，民选各省省政府；华北、东北各设政治委员会统一管理各省，中央政府不得违背自治原则派遣官吏，已派者须取消。”他在电中还提出：“应公开承认破毁铁路是为受降、灭伪、制止内战绝对必要，毫无不好。又蒋军侵占各县须退出。请警告蒋方如华北各地受降不归我方，我方是绝对不答应的。”[43]当时正值中共在东北的发展较为顺利，在华北又于平汉路上阻止了国民党军的前进，因此毛泽东对国民党的态度相当强硬。[44]5日，毛泽东再草致重庆代表团的电报，认为他们“在恢复交通问题上有几点提法已处于被动，必须考虑成熟，恢复主动”，即“强调必须立即制止内战，必须先解决受降、伪军、自治三大问题，才能恢复交通”。电报要求代表团公布平汉战役缴获的蒋介石给各战区的“剿共”密电及各战区的进攻计划，对国民党进行反宣传战，“借此转弯，采取强硬态度”，而且“不但我们在之交通线彼不得进，我们不在彼亦不得进，已进者须撤退，否则一定是内战”。[45]当天，毛泽东的意见以中共发言人谈话的形式公之于众。谈话提出：“我们和旁人一样，主张交通线迅速恢复，但是必须在受降、处置伪军和实行解放区自治三项问题获得解决之后，才能恢复”；“三大问题不解决而言恢复交通，只是使内战扩大延长，达到内战发动者们淹没解放区的目的”。[46]

遵照中共中央的指示，中共重庆代表团于11月8日向国民党提出四项要求：全面停止向解放区进攻，从进占区全部撤退，从8条铁路线撤退，取消各地“剿匪”命令，表现出毫不退让的立场。由于国共双方距离相距过大，谈判没有进展，双方一时无法取得妥协。11月中旬，在最后两次谈判中，双方泛泛交换了意见而未涉及具体问题，但双方均表示希望继续商谈，和平解决问题。11月25日，周恩来飞返延安，国共谈判暂时中断。[47]

四、社会各界的反战呼声

在抗战胜利之后的国共对峙中，有一个因素是国共双方都不能不考虑的，这就是中间势力和社会舆论的态度及其所反映的民众呼声。尽管中国当时的政治制度和国民党一党专政体制，决定了中间势力和社会舆论所起的作用是有限的，但是，争取中间势力和社会舆论就是争取民心，就是争取他们所代表的一部分社会力量，这是企望掌握中国未来命运的国共两党所不能忽视的。得民心者得天下，即此之谓。在这一方面，由于中共自身处于非执政地位，力量还弱于国民党，在与国民党的争夺中，更需要广泛利用各种社会资源，因此也更注意争取中间势力和社会舆论，收到的成效显然大于国民党。

重庆谈判结束后，社会各界所期待的和平局面并未出现，相反，“一个为我们所最忧虑的、所最厌恶的、所最恐惧的大祸，终于无端的飞临在我们的头顶上盘旋着”。这个“大祸”就是“中国有史以来空前大规模的内战”。[48]国内愈演愈烈的内战局势，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忧虑与担心。历经八年抗战的艰辛，刚刚赢得了胜利的中国人民，亟需休养生息，担心内战重起，因此社会各界和舆论界一片反内战呼声。他们一致要求：内战必先停止，是非再付公论。政治问题必须用政治的方式、和平的方式解决。中间势力的中坚力量中国民主同盟的言论可为全国反内战呼声的代表。民盟负责人黄炎培于10月30日致函国共两党和谈代表，表示：“此数日，各报发表收复区军队双方冲突，益趋激烈，各方关心国事者，一致惊讶”；提出双方立即停止冲突，听候解决；组织包括各方人员参加的调查团，前往冲突地点，调查真相，或就地商决，或电报中央商谈解决；“至一切基本问题，恐须有待于政治会议，此会议必须早日召集，借以协商结果，安定人心”。[49]民盟发言人也发表谈话，表示：“在抗战八年以后，在全面胜利以后，假定大规模的内战终于无法避免，这不仅要为一切中国的友邦所齿冷，要为新遭惨败的敌人所窃笑，这简直是在对着整个国家的生命当心一枪，简直是对着四万万五千万老百姓瞄准扫射。国家绝对无负于任何党派，任何党派不应该这样毁灭国家。老百姓也绝对无负于任何政团，任何政团不应该这样的残杀老百姓。”既然“现在一切谈判，既已经过两个月，而得不着一个具体的结论，当然便只有把这个问题全部公诸国人之一途，舍此已无其他更好的办法了。”[50]所谓公诸国人，就是召开政治协商会议，而这是国共两党已经同意的事。因此，社会舆论要求早日召开政协的呼声日高。

在国共两党对峙的形势下，中间势力和社会舆论的态度大体处于中立立场，国共两党则极力争取他们由中立转而倾向自己一面。在国共双方对中间势力和社会舆论的争夺中，国民党先是因为指责中共“破坏交通”、“阻碍复员”而得了一分。但由于中共的坚决回应，并部署有组织的反战运动，一向疏于组织群众运动的国民党很快即处于被动。因为反内战的呼声一旦转为实际行动，便很难避免与当局的冲突，而这种冲突又必然对当局的形象不利。

11月底，中共云南地下工委为发起反内战宣传运动，组织以西南联大为首的昆明各大学学生自治会召开时事演讲会，讨论如何制止内战。讨论会进行过程中，遭到军警干扰，引起学生愤慨，各校相继罢课，要求当局查办有关人员。云南军政当局认为这是“共党煽动”的结果，遂在各校策动成立反罢课委员会，组织党团人员与学生会抗衡，并号召“以宣传对宣传，以流血对流血，进行还击”，致军警便衣人员与学生发生多次冲突，昆明形势趋于紧张。[51]12月1日，军警及具有国民党背景的闲散人员百余人企图闯入西南联大各学院，与在校学生发生冲突，结果导致4人身亡，数十人受伤。

“一二·一”事件消息传出，引起全国各界和舆论的强烈抗议，国民党当局自然难逃干系。民盟发言人发表谈话，要求“对此次学潮，即应予以圆满的解决，以平全国之公愤”[52]。在“陪都各界追悼昆明被难师生大会”上，邓初民演讲时疾呼：今天有人在争论是谁在发动内战，是谁先放的第一枪。是谁？“一二·一”的惨案等于不打自招。谁反对学生反内战，谁就是内战的发动者！[53]中间派的《新民报》发表社评《刺刀乎？民主乎？》，认为“昆明学潮惨案，受害的却是赤手空拳的学生。他们既无武器更非军队，而竟受到武力的攻击，这乃是证明没有武力的就得不到安全保障？假如无武力即无发言权，我们又有什么理由来责备共产党的拥军自卫呢？”[54]这些言论将国民党置于发动内战的被告席上，实际呼应了中共的宣传，使国民党极为被动。事后奉派赴昆明处理的西南联大常委傅斯年为此抱怨说，“地方当局荒谬绝伦”，“此等惨案有政治作用者岂有不充分利用之理？”身历其事的联大国民党党团负责人之一姚从吾亦感叹，云南军政当局“热心有余，见识太差”，“指挥既不统一，见识又甚卑陋，实在没有政党的组织，也没有政治斗争的能力，就这次的学潮而说，C.P.可能完全胜利了！”[55]为了缓和社会各界的压力，国民党政府不得不于12月10日下令，以“此次学潮之酝酿与扩大，虽系有人策动，惟关总司令负地方治安职责，究属防范欠周虑，以致学生竟有死伤”，将云南警备总司令关麟徵停职议处，云南省党部主委李宗黄调离云南。[56]

昆明“一二·一”事件引发的风潮虽得以平息，但社会舆论要求和平的呼声更形扩大，此时又值外国尤其是美苏两强对中国内战表示了不赞成态度，使反战舆论更添一重助力，整个社会环境已经对内战的继续构成了强大压力。

五、中国局势的国际反响

对于中国内部冲突的国共双方而言，另一种社会环境与压力，即来自国外的对中国局势的反响与压力，也是不能忽视的，因为中国的局势与当时的国际局势和大国关系、尤其是美苏关系有直接的联系。在战后世界总体格局下，美苏两强处于相对平衡态势，双方在中国势力范围的瓜分，已由雅尔塔协定所确定，美苏都不愿轻易改变这样的格局。因此，无论是美国对国民党战后接收，还是苏联对中共在东北发展的支持，都还是有限度的，维持着某种微妙的平衡。但是，中国内部局势的变化不定，存在着打破美苏两强在华平衡态势的现实危险，而这种平衡一旦打破，可能导致美苏间的直接冲突。因此，中国局势的发展引起了国际尤其是美国的关注，因为美国在华利益较多，与国民党的关系也较深。

战后美国对华政策面临着从撤出中国到军事干涉的多种选择，但出于美国国家利益和战后国际形势的考虑，美国选择了有限度介入政策，即继续在各方面支持国民党政府，但避免进行直接的军事干涉，同时谋求和平解决中国内部纷争，要求国民党扩大政府基础，结束一党训政，使中国在蒋介石和国民党统治下得以稳定，从而最大限度地维护美国在中国的战略利益。为此，美国总统杜鲁门任命马歇尔为总统特使，前往中国调处国共冲突。[57]

12月15日，美国总统杜鲁门发表对华政策声明，认为一个强盛、团结和民主的中国，对于世界和平是极端重要的；而一个紊乱、分裂的中国，在现在和将来都将是一种危及世界稳定与和平的力量。他提出，国共军队应停止冲突，召开包括各主要政治力量代表的全国会议，筹商解决内争的办法，并表示美国将继续支持国民政府，但不会发展为军事干涉。他特别提出，国民党一党专政的政府如果扩大其基础，容纳国内其他政治力量，中国和平、团结和民主的改革才能推进。[58]杜鲁明声明确认了美国对华政策的连续性，并表示了不支持中国内战的态度。接着，12月26日，在莫斯科结束的美、英、苏三国外长会议发表公报，表示在国民政府下，有一统一与民主之中国，国民政府各级机构中民主党派之广泛参与以及内部冲突之停止，均属必要，并重申不干涉中国内部事务之政策。[59]至此，不支持中国内战成为美英苏三强公开表达的共识[60]，成为中国冲突的双方——国共两党都不能不注意的动向，而国共两党对此表现出了基于自身利益考量的不同反应。

美英苏三强虽然都公开表示支持国民政府，但又都要求停止国共军事冲突，特别是要求实现中国的民主化，作为执政党并企图继续维持一党统治地位的国民党，由此承担着更大的压力，他们对此的反应显得颇为消极和无奈。杜鲁门声明发表前，中国驻美大使魏道明特意约见美国总统顾问李海，希望“总统宣布对我协助之旨，必须明确切实无疑，当更有助益，否则影响匪浅”。但杜氏声明并未如国民党所愿，魏道明称其“措辞不少含浑之处，语气亦嫌有未当者”。因此，国民党对杜氏声明表现出“抗拒式的沉默”。只是由于魏道明的建议，为“避免外间可能发生误解起见”，蒋介石才对外表示，杜鲁门的声明与他的初衷并不违背。[61]为了抵消杜鲁门声明可能产生的消极影响，国民党中宣部特别向各省市发出密电，解释杜氏声明实为表示美国对国民政府政策的不变与全面和无条件的支持，目的为马歇尔使华之后盾，并协调各大国之关系；如以为“似不免对我施以相当压力者，此实为一种不应有亦不必要之过虑”；“望我各级机构在此期中，不论对于军事政治均须充分提高警觉性，以资防备，对于共党组织联合政府一项宣传攻势幸勿轻信谣言，一切镇静应付听候中央指示为要”。[62]无论如何，对于国际尤其是国民党赖以依靠的主要支持者美国向国民党施加的公开压力，国民党难免不无失望之感。

与国民党的消极无奈相比，中共对国际干预中国内部事务的表态倒显得积极主动。由于杜鲁门声明明确要求国民党实行改革，而且只有在这种改革基础上，美国才能提供其所要求的援助，中共认为这表明“美国已决定不直接参加中国内战，不援助蒋介石武力统一中国，而援助中国的和平统一。所有美国政策的这些变动，对中国人民要求和平民主的当前斗争是有利的。”因此，中共中央发言人发表谈话，对杜氏声明表示欢迎，并“希望杜鲁门总统的建议能为中国各方面在实际行动中所接受”，“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一切民主派别有充分诚意，希望与中国国民党在杜鲁门总统建议的基础上求得妥协”。[63]莫斯科三国外长会议公报发表后，中共中央发言人再度发表谈话，表示其“与中国人民目前的迫切要求相适合”，希望国民党“在全国人民一致要求与三强对中国所一致表示的愿望的基础上，迅速以政治商谈的方法，来解决国内的一切争论，以求实现团结与民主”。[64]虽然苏联与中共有一定的共同利益，对战后中共的发展也给予了相当程度的支持，但在处理国际关系问题时，中共更注意美国的态度。毛泽东认为：“中国防止内战的希望在很大程度上（比早先大得多）依靠外国影响，其中，尤为重要的是美国。美国在中国和远东的力量日益增长，它是能够起决定作用的。”[65]基于这样的认识，杜鲁门的声明和马歇尔来华，受到中共有限度的欢迎，并认为美国有可能重新考虑其对蒋政策，因此，中共迅速做出了政策调整，同意马歇尔参加国共谈判，并为在美国调停下签订停战协定和整军协定、进而由美国参与停战后的军事调处铺平了道路。

六、余论——短暂和平的实现

国民党军事进攻未达预期成果，中间势力和社会舆论对于和平的强烈呼声，迫使国民党不能不考虑停止战争，召开政协。中共军事力量处于弱势，尚不具备立即以武力推翻国民党的实力，需积蓄力量，自然欢迎停战，并对召开政协重又表示积极。国际对于中国内战的反对态度，则为国共双方暂时结束战争，回到和平轨道提供了可以接受的前提，停战的时机成熟了。

12月16日，中共代表周恩来等回到重庆，并向国民党建议，立即无条件停战，召开政治协商会议。与此同时，国民党预备参加政协的代表，亦在孙科主持下开会，达成了应尽快召开政协的共识。他们认为：就国内形势而言，（1）大战以后，民多厌战，如仍用兵力解决中共问题，殊非人民所愿赞同；（2）百业凋残，民力已尽，作战费用，极难筹措，加以田赋已免征一年，征粮借粮之战时政策，亦未便沿用下去，收复区尤无粮可供征借；（3）人民如仍无以为生，势必铤而走险，在战事继续至相当时期，最易受共党之煽惑裹挟，致与政府对立；（4）国军风纪不尽佳，改编之伪军尤未必可恃，督之继续作战，一败即难收拾；因此，军事解决困难殊多，不能不寄望于政协能得差强人意之结果。就国际形势而言，（1）美国及三国外长会议既对政府与共党两方施行压力，如过于反其道而行之，恐将招致美苏英之共同干涉或美军不待任务完成，即行撤退，表示消极的干涉；（2）美国人民对中共好恶参半，政府亦未易导引舆论使皆助我，驻华美军内心实急求返国。倘使美军民演变至“弃我如遗”之一日，则影响之恶劣不难预计；（3）苏联疑虑美英心理，尚未彻底扫除，如三国间再发生其他纠纷，复当防苏联以共党之扰乱为有利，嗾使共党为所欲为。因此，如用武力平共，为国际所不愿，返求诸己，惟有利用政协求内部纠纷能告一段落。有鉴于此，他们建议：（1）军事方面，停止军事冲突，恢复铁路交通，举行三人小组会议，组织军事考察团，军令统一，中共军队隶属于国家；（2）政治方面，采用甲乙丙三方案之一[66]，容纳各党派参加，并由本党召开二中全会，授权国民政府主席为之。他们建议国民党最大让步之限度与原则为，（1）政权不妨开放，但军政军令必须统一；（2）中央政权尽可开放[67]，但地方政制绝不容许紊乱割裂；（3）县以下各级官吏，可察酌情形实行民选，但省级官吏则必俟宪法制定，省之地位确定后，方得变更；（4）各党派可推荐省政府人才，由中央依法任命，但绝对不容许指定人员与省区，强迫中央照委。（5）国民大会已选代表必须坚持有效，而以合理合法方式，尽量容纳各方代表主张，并限其职权于制宪。如能做到上述各点，则他们期望政协之效果为：最佳结果，彻底解决中共军队与政权问题；其次，能做到军权之真正统一，政权不统一，则暂与容忍；再次，能做到军权之假统一，即暂保持中共军队20师之数，其将领则由中央任命，驻地由中央指定；复次，姑准中共军队暂驻原地，但须不妨碍国军接收，中央保证不进攻共军，共军亦保证不破坏交通拦阻国军。纵使上述各项均不能办到，但亦须办到其他小党派能参加中央政府，并使中外同情政府之苦心，更认识中共不就范之野心与经过。[68]在这样的共识下，23日，蒋介石召集国民党高级干部讨论全盘形势，决定“对共方针，若准其成立地方政权，不如准其参加中央政府。只要共军受编与恢复交通，则其政治上之要求，决尽量容纳也。”[69]国民党的对共方针又由战而和，国共谈判便在这样的大背景下得以恢复。

1946年1月10日，张群和周恩来分别代表国共双方签署了《关于停止冲突恢复交通的命令与声明》。也就在同一天，有国、共、民盟、青年党和社会贤达五方参加的、旨在解决战后中国问题的政治协商会议开幕，并在经过激烈争论后取得了若干积极成果。一度经历了战后国共武装冲突的中国大地，重又露出了和平曙光。

自重庆谈判到政协会议，国共由和而战，又由战而和，历史的发展经过了一段曲折。从这一段历史发展的轨迹审视，国共虽然经过重庆谈判签订了“双十协定”，但由于未解决军队和地盘这两个根本问题，因此取得的实际成果是有限的，国共双方仍然因为实际利益之争而发生了大规模武装冲突。重庆谈判结束后，《新民报》评论说，在谈判的比重上国共双方一致之处不是最重要的，现实的问题不是堂皇的原则所能解决的，假如这些现实的问题得不到最后的结果，即使不至于推翻已有的成果，也可能阻碍已有成果的实施。[70]现实也正如此。而在经过一度武装冲突之后，由于外部环境的变化，国共和谈的基础较重庆谈判时更为广大一些，因此政协会议也就取得了较重庆谈判更具有积极意义的成果。

但是即便如此，国共停战的实现基本上仍然是外部因素造成的（社会舆论与国际干预），而缺少真正的内在动因。国共军事较量的相持不下，本可以使停战更具有内在动力，但国民党自恃其武力，并不因作战一时失利而对其军事战略做根本调整，也缺乏对其党内相争的政治生态与日益恶化的经济形势深刻反省；同时，中共从来不因其自身力量的暂时弱小而屈服于对手的压力，更何况中共上下一心，并在其他方面有自己的优势。因此，在外部环境作用下实现的停战，其延续的环境十分脆弱，对国共两党战场相争的现实也缺乏有效的约束。停战的实现，政协的召开及其达成的协议，虽然为中国展现了和平民主的前景，但结果仍无法将国共两党纳入和平相争的轨道，国共两党最终仍回复于战争，解决中国问题的方式仍是武装斗争。周恩来曾经总结说：国民党的“基本方针任何时候不会改变，他一有机会就要实现他的方针，但客观形势常常不让他实现，那就要走些迂回的道路。我们也是同样的，联合政府的方针，要搞垮大地主大资产阶级，这个方针也是定了的，但也因为客观形势与主观力量的对比，我们有时也不得不走些迂回的道路。”[71]这段话再清楚不过地说明了国共相争的基本现实，既然基本方针双方都不会改变，因此某些暂时的妥协只能是一时的“迂回”，并不妨碍双方实现基本方针的决心与努力。在这样的形势下，所谓战与和的变奏，和不过是插曲，战才是主旋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