墨西哥革命中的反教权主义运动及其评价

韩  琦，李  超

摘要：20世纪前半期，伴随着墨西哥革命的到来，反教权主义运动再次爆发并不断扩展和激化。这一时期，墨西哥国家与教会之间的斗争出现了三次阶段性高潮。这场反教权主义运动在墨西哥的国家重建进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它推动了墨西哥现代民族国家的形成，促进了墨西哥的社会变革和文化革新运动，并加速了墨西哥“新人”的塑造。但是，这场反教权主义运动在取得巨大成就的同时，也存在不少过激行为，由于天主教势力根深蒂固，反教权主义最终没有被贯彻到底。

反教权主义运动是反对天主教会在政治、经济、文化等领域的世俗特权，破除教会在现实生活中无处不在的强势地位及其影响的社会文化运动，它伴随着资产阶级的成长和自然科学的重大发展首先发生在17－18世纪的欧洲，19世纪扩展到世界其他国家。它倡导理性主义和人文主义，反对宗教迷信和神学的专制统治，主张政教分离、教育世俗化、宗教宽容和信仰自由，是国家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在墨西哥，反教权主义运动由来已久。20世纪前半期，墨西哥反教权主义运动再次爆发，并与革命和国家重建融合在一起。国外学术界对相关问题的研究相对成熟，研究成果可谓汗牛充栋。墨西哥官方史学派以及修正派史学家对这一问题的认识曾出现过较大的分歧，但都未从整体上考察这一时期的反教权主义运动。[1]近几十年来，受新文化史研究范式影响，学界对这一时期的宗教问题与国家建设之间的关系越来越重视，对反教权主义运动的评价和认识趋向于多元化。[2]从国内现有的学术著作来看，以往的研究中缺乏对墨西哥革命期间和革命之后文化运动的研究，对这一时期墨西哥政教关系和反教权主义运动的研究也相对较少。[3]本文尝试通过梳理墨西哥革命时期[4]反教权主义运动的三个阶段，探讨这场运动在革命和国家重建中的具体作用，并对其进行客观评价。

一

墨西哥革命爆发之初，教会问题并不是革命精英关注的首要问题。但是，由于部分天主教士在革命初期支持独裁者波菲里奥·迪亚斯（Porfirio Díaz），参与了维多利亚诺·韦尔塔（VictorianoHuerta）将军对付马德罗政府和立宪派的活动，与大庄园主站在一起，敌视民众和革命政府，于是立宪派的反教权主义立场得到强化，教会问题再次凸显，并伴随着革命的推进不断升级，教士成为立宪派和革命的首要敌人。所以1916—1917年制宪会议中的自由派代表认为自己有责任引导墨西哥人民远离保守的、无知的、不宽容的、迷信的、狂热的教会，如果不击败制宪会议中代表教会的势力，教会支持的保守派将会发动另外一场使国家处于危险中的革命。[5]反教权主义成为墨西哥革命意识形态的重要组成部分，其结果是制宪会议出台的新宪法对教会进行了严格的限制，主要体现在以下条款之中：

第3条规定：教育是自由的；公立学校教育应是世俗的。私立教育机构提供的教育，无论是初级还是高级，也应当是世俗的。任何宗教团体、机构和牧师不得建立或指导初等教育机构。私立初等学校只有在官方的监管下，才能建立。公立学校中的初等教育应当是免费的。这一条强化了国家在教育中的作用，确定了教育世俗化的方向。

第24条规定：任何人都有选择宗教信仰和在教堂或私人住所内举行宗教典礼、祈祷或仪式的权利，只要这些活动不构成法律所认定的犯罪或违法行为。任何公共宗教活动均应当严格在教堂内举行，教堂永远受政府监督。这一条确立了宗教信仰自由原则，但同时将宗教活动限制在教堂和家庭之内。

第27条规定：教会无资格获得、拥有或经营不动产，对教会的不动产予以没收，教会的各种建筑物为国家所有。这一条对教会财产给予了限制，并且试图削弱教会与慈善团体之间的联系。

第130条规定：议会不得颁布设立或禁止任何宗教的法律，但政府可以干预宗教事务，联邦政府有权制定法律干预宗教礼拜和教会组织等事务。州立法机构被授予确定和限制教士数量的特权，可以根据本地需要确定各种宗教派牧师的人数上限。所有宗教人士必须是在墨西哥出生的墨西哥人，外国传教士被禁止。墨西哥牧师绝对不准在正式的公共或私人集会上，以及在礼拜或传教仪式中批评国家的根本法律，不准特指地或笼统地批评政府；牧师没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也没有为政治目的而结社的权利。教堂内禁止政治集会。教会牧师无资格继承近亲以外的人的遗产。法律不承认教会等宗教团体的法人资格。婚姻是一种民事契约。[6]这一条主要涉及政教分离与教会管理等问题，其中确立了国家在管理宗教事务上的最高权力，严格限制了教士的权利。

1917年宪法是一部激进的反教权主义宪法。该宪法之所以这样规定，其原因在于：首先，革命精英继承了18世纪波旁改革以来墨西哥历史上反教权主义的传统，特别是19世纪以来，国家与教会的冲突不仅表现在制度上，而且也表现在文化上。激进的自由主义者抨击教会，不仅涉及教士的权力和教会的财产，而且指出教会文化本身就是创造实用的、工业化的、开明的、品德优秀的“新人”的障碍。其次，迪亚斯政府缓和了与教会的关系，教会势力大增。到20世纪初，天主教会成立了天主教工会和天主教国民党（Partido Católico Nacional，PCN），提出了一整套土地改革方案和劳工组织政策，并且试图在全国范围内构建天主教会主导的教育体系。通过自身革新以及对社会和政治事务的回归，天主教会重新获得了往日的势力和民众的信任，开始与世俗政府分庭抗礼。再次，文化冲突成为革命政府关注的焦点。在1916—1917年的制宪会议上，许多激进分子谴责罗马教廷控制的教会是“国中之国”，他的承诺要结束教会与大庄园主以及韦尔塔反对派之间的合作，并且抨击教士们用来毒害农民心灵的教会文化。[7]墨西哥的宗教狂热，尤其是农民的宗教狂热，阻碍了现代公民意识的形成。教会把持初等教育毒害儿童心灵，严重影响国家发展。[8]在改革派看来，现代国家的建立需要重新塑造整个“传统文化”，这一过程涉及摧毁社会下层大众文化中的“无知”和“迷信”，现代性的主要障碍是宗教，尤其是大众宗教和宗教“狂热”。因此，世俗化、对神圣世界的祛魅以及用对神圣化的人类的崇拜取代对上帝的崇拜，就变得合理而迫切了。墨西哥国家与教会之间的斗争出现了三次阶段性的高潮。

1918—1924年是第一阶段。对墨西哥天主教会而言，1917年宪法严重威胁到教会的合法存在和正常运行，威胁到天主教意识形态的霸权地位，这引发了教士们的强烈不满和抗议。1917年2月24日，墨西哥大主教何塞·莫拉－德尔里奥（José Mora y del Río）联合10余名主教公开指责新宪法侵犯了宗教自由，对其中的反教权主义条款进行逐条批驳。[9]年轻的天主教激进分子则组成了“天主教青年协会”（Asociación Católica de la Juventud Mexicana，ACJM），他们的目标从最初的着力形成共同的信仰发展到后来的采取政治行动甚至武装行动。改组后的墨西哥“天主教青年协会”迅速发展成为一个全国性组织，成为教会抗议的急先锋。到1922年，该协会已经拥有125个中心，包括4000名会员，分属于18个地区组织。[10]他们在1921年5月12日的一次抗议性示威游行中制造了流血冲突。教会还力图控制工人运动，在1922年4月成立了“全国天主教劳工联合会”（Confederación Nacional Católica del Trabajo，CNCT），联合了353个地方团体，会员人数达8万人。许多会员在参加1922年5月1日的游行示威中，手持武器，高喊“基督万岁”“消灭布尔什维克”等口号，袭击庆祝五一劳动节的工人队伍，向他们扔石头和开枪，伤者甚众。[11]天主教工会利用其影响，极力阻止工人政治积极性的增长，呼吁他们不要走上“不信上帝、违抗当局、不服从富人”的道路。鉴于它的反动性质，政府不承认“全国天主教劳工联合会”是合法工人团体。在土地改革问题上，教会一再谴责政府的土地改革计划。阿尔瓦罗·奥夫雷贡（Alvaro Obregón）政府和教会在工人组织和土地改革等社会改革问题上表现出对立的立场和情绪，政教之间的冲突几乎不可避免。

在教育领域，奥夫雷贡政府设立了公共教育部（Secretaría de Educación Pública，SEP），任命何塞·巴斯孔塞洛斯（José Vasconcelos）为部长，制定了庞大的教育改革计划，旨在通过建立和扩大公立学校系统同天主教会学校展开竞争，以推动教育和文化普及，培育新公民和塑造新文化。1920—1924年，政府建立了1千多所乡村学校。但由于政府既缺乏充足的财政支持，也缺乏相应的师资队伍，无法保证所有儿童都能接受教育。[12]教会教育依旧十分活跃，其在教育领域的垄断地位难以撼动。

奥夫雷贡政府对教会公开违背宪法条款的宗教活动态度强硬。1923年1月，政府援引宪法禁止户外宗教活动的条款，反对在瓜纳华托古皮莱特山（El Cubliete）上建立基督雕像，庆典领导者教宗使节欧内斯托·菲利佩（Ernesto Filippi）遭到驱逐，基督雕像被捣毁。1924年10月，政府对参与全国圣餐大会（National Eucharistic Congress）的相关人员采取强硬措施，以其违反法律为由，驱逐参与其中的外国教士，解雇了参与大会的政府雇员。[13]1923年12月6日发生了在教权派支持下旨在推翻奥夫雷贡政府的阿道弗·德拉韦尔塔（Adolfo de la Huerta）领导的反动军人叛乱，教权派希望德拉韦尔塔完全恢复教会以前的权利。叛乱者一度控制了全国1/3的领土，奥夫雷贡总统动员民众起来捍卫1917年宪法，反击叛乱者，最终在1924年初平定了叛乱。

但总体而言，奥夫雷贡政府对教会的态度是倾向和解的。宪法中的反教权主义条款并没有被广泛和彻底地执行。[14]1922年，奥夫雷贡向新当选的教宗庇护十一世（Pope Pius XI）发去贺电，并强调革命政府和教会目标的互补性。[15]1924年，教宗与奥夫雷贡政府就重新向墨西哥遣派使节问题达成协议。[16]

1926—1929年的“基督战争”（La Guerra Cristera）是第二阶段。1924年12月1日，曾担任奥夫雷贡政府内政部长的普鲁塔科·埃利亚斯·卡列斯（Plutarco Elías Calles）继任总统。他决心彻底解决宗教问题，并表现出不宽容和不妥协的立场。新总统的这种立场一方面同他的成长经历密不可分，他成长的索诺拉地区与墨西哥其他地方相比，更多受到新教、世俗主义、游牧暴力等文化的影响；另一方面与1920年代墨西哥的政治形势密不可分，此时政府和教会的激进势力均在增长，政治制度化的步伐在加快。在卡列斯看来，墨西哥天主教与民族主义格格不入，天主教会是其巩固政权和推进政治制度化的严重障碍。[17]

卡列斯将反对其出任总统并参与德拉韦尔塔叛乱的教权分子当作一个显著的政治威胁，因此在他上台之后，政府对待教会的态度明显强硬起来。地方和中央政府对天主教会采取了进攻态势，在墨西哥城以及塔瓦斯科、哈利斯科、科利马等州，地方政府开始或继续实施反教权主义政策，政教冲突有所增加。1925年1月30日，塔瓦斯科依照1个教士服务3万民众的标准将全州教士人数限制到6人。2月下旬，卡列斯政府开始支持创建独立于罗马天主教会的“墨西哥使徒天主教会”（La Iglesia Católica Apostólica Mexicana，ICAM），旨在将天主教会置于政府的控制之下。卡列斯分裂教会的做法引发了严重的后果，部分教士和激进教徒对政府的挑衅极为恼怒，对墨西哥天主教会能否正常存在下去深表担忧，政教关系进一步恶化。3月1日，天主教报纸《工人报》（El Obrero）宣称：全墨西哥的宗教迫害正在展开。[18]教士和天主教徒的抗议活动增多，信徒自发动员起来，这种群众性动员使暴力冲突的可能性逐渐增加。同月，激进的教众组织“全国捍卫宗教自由联盟”（Liga Nacional Defensora de la Libertad Religiosa，LNDLR）成立，旨在为取消宪法的反教权主义条款而斗争。到6月底，除了索诺拉、坎佩切和金塔纳罗奥三地以外，该联盟成员已达36000人。[19]8月，卡列斯改组了内阁，阿达尔贝托·特赫拉（Adalberto Tejeda）成为内政部长，激进派在政府内部的势力进一步扩大。[20]1925年秋，形势继续恶化。

1926年，政教关系最终破裂。2月5日也即新宪法颁布9周年纪念日，墨西哥大主教莫拉发表了一项声明，重申反对1917年宪法有关反教权主义条款的态度。卡列斯政府宣布此举是在反对国家的基本法，随即下令关闭教会学校和修道院，并驱逐200名外国教士。卡列斯决心“排除群众的狂热性”，消灭宗教，以促进国家政权和民族的进步。[21]随后，卡列斯政府开始对教会实行新的清洗。1926年6月14日卡列斯签署了实施宪法第130条的法令，该法令又被称为“卡列斯法”，共包含33项条款以及3项临时条款，前22条详细规定了违反有关教士本国化、教育世俗化、禁止教士干预政治和批评政府、限定宗教活动范围、禁止教会拥有不动产等条款的处罚措施。后11条则明确了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官员）在实施宪法反教权主义条款中的责任，以及对实施法律不力的政府官员的惩罚措施。[22]其中，该法令规定对教士实行强制性登记，这就剥夺了主教们的任命权，而将任命与罢免教士的权力交给了政府。新政府的这些举措令天主教分子的忍耐达到了极限。

在教会的支持下，“全国捍卫宗教自由联盟”在全国范围内进行动员，实施广泛的经济抵制。联盟号召民众限制购买除生活必需品之外的一切商品，减少使用公共交通和私人交通的出行，限制用电，停止娱乐活动。此外，联盟还呼吁父母拒绝将儿童送往政府开办的世俗学校。[23]随着《卡列斯法》在7月31日生效，经济抵制上升为宗教服务抵制，1926年8月1日，主教们停止了星期日所有公共礼拜仪式，钟声哑然，教堂空寂，礼仪搁置，圣事转入地下，政教关系正式决裂。卡列斯并未因此动摇，他把这一事件称之为“黑暗反对光明的斗争”，决定战斗下去。[24]“全国捍卫宗教自由联盟”被迫采取了另一种选择，即在全国范围进行武装动员，举行起义。在主教委员会的默许下，1927年1月1日，墨西哥天主教青年协会领导雷内·卡皮斯特兰·加萨（Rene Capistran Garza）发布“致国民”宣言，基督战争正式爆发。

基督战争参加者主要是中西部地区的农民，他们几百年来深受天主教文化的影响，其价值观念根植于几个世纪积累起来的天主教传统中，天主教信仰就是他们的精神支柱。他们没有受过现代教育，不理解上层精英的革命理想，当宗教服务突然停顿下来时，他们感受到了可怕的生存危机，这使他们不惧死亡，“宁愿死也不愿否认基督王，……拿起武器，捍卫正义的事业。……同时，每个人重复高呼着口号：基督王万岁！ 瓜达卢佩圣母万岁”！[25]从1927年1月1日起，在哈利斯科、科利马、萨卡特卡斯、瓜纳华托、米却肯、杜兰戈等中西部各州先后发生了基督派发动的起义，其武装力量在1927年为1.2万人。到1929年，基督派叛乱的区域扩大到17个州，武装力量达到5万人。[26]这是一场反对反教权的中央政府的地区性起义，平叛过程十分缓慢。部分民众在对待革命政府和社会改革问题上出现极端对立情绪，政府的合法性被削弱，社会改革计划遭到了强烈抵制。在顽强的文化抗拒与巨大的政治、经济和外交压力下，政府不得不调整了策略。

在美国驻墨西哥大使德怀特·惠特尼·莫罗（Dwight Whitney Morrow）的斡旋之下，墨西哥政府与教会领导层经过一系列谈判最终达成妥协。1929年6月21日，政教双方之间和解协议最终签订。在协议中，教会高层重申了爱国立场，并决定重开宗教服务，恢复宗教礼拜活动；政府则否定了反宗教和干涉精神事务的意图，除了允许在墨西哥恢复礼拜之外，政府还在教士注册、宗教教育以及教士请愿等问题上缓和了立场，给予了让步，比如只有高等级教士才需要登记，可以在教堂内（但不能在学校内）进行宗教教育，恢复教士作为公民请愿改革法律的权利等。[27]最终结果是，政府承诺以一种和解的精神实施宪法，教会在表面上终止了对叛乱军队的支持。政府和教会之间的协定公开之后，抵抗运动慢慢平息。

1932—1938年的“第二次反教权战争”是第三阶段。1929年和平协议只是暂时平息了宗教争端，1930年代，官方反教权主义再度复活。反教权主义运动的复活缘起于一些州政府对教士数量的严格限制。[28]1931年3月，墨西哥最高法院宣布：州政府具有实施反教权主义法律的权力，即使这些条款干预到宗教内部事务。[29]4月，哈利斯科将全州教士限制在250人。6月16日，维拉克鲁斯州州长特赫拉签署第197号法令，依照1∶10万的比例将该州神职人员数量限制在13人，并豪言要将维拉克鲁斯建设成革命的标杆。[30]其他地方政府纷纷效仿，限制教士数量的做法迅速传遍全国。从1931年到1934年，几乎所有的地方政府都颁布了严格限制教士数量的法令，如果这些法令全部实施，那么墨西哥全国将会只有197名牧师工作，平均1个牧师服务8万民众。[31]这样，各州严格限制教士数量的做法再度激活了官方的反教权主义运动，诸如要求教士注册、禁止公开的宗教活动、关闭教堂、迫害和驱逐教士等其他措施在一些州仍在继续实行。

这一阶段，反教权主义运动以新的形式趋于极端化，反教权主义者敌视基督和天主教价值，试图摧毁与宗教相关联的一切事物，进而为新价值理念的形成和扩散创造条件。这种倾向主要表现在反偶像运动和革新节日礼仪两个方面，前者体现为压制性和破坏性，后者体现为建设性。革命精英希望通过压制性手段，摧毁与旧宗教相关联的一切符号和象征之物，从而切断民众与宗教之间的联系，最终消除宗教迷信和宗教狂热，创建新的信仰体系。为此，革命者在各州掀起了一场消灭宗教符号的战争。他们不仅驱逐和迫害教士，没收、破坏教堂或将其改造为世俗用途，而且焚毁圣像、十字架和宗教书籍，一切宗教偶像或象征之物都成了革命者攻击和破坏的对象。在“革命的实验室”塔瓦斯科，托马斯·加里多·卡纳瓦尔（Tomás Garrido Canabal）及其领导下的“红衫军”（Camisas Rojas）破坏了包括主教座堂在内的众多教堂，将圣克鲁斯（Santa Cruz）教堂付之一炬。泰阿帕（Teapa）的教师领导民众将本区内教堂的圣洗池和圣坛砸得粉碎。此外，政府还禁止在墓地放置十字架和墓石，强制从教堂和民众家中收集圣物。1931年12月12日，仅亚尔帕（Jalpa）一地就烧毁了超过两千件圣像。在米却肯，政府用革命英雄人物塑像替代部分圣像。[32]在哈利斯科首府瓜达拉哈拉，教育局负责人组织民众在传统宗教节日烧毁8000册“反动”历史书籍。[33]随着加里多出任农业部部长，“红衫军”的反教权主义活动被带到了墨西哥城和全国各地。他们每周都要集会，到处举行反教权和反宗教的演说，焚毁从居民家中强制收缴的与宗教相关的物品。[34]

反教权主义者还通过革新旧的宗教节日仪式和添加新的革命节日的方式创造新的节日文化，以此填补破坏圣像带来的信仰真空，传播革命思想和世俗文化，进而促进新的公民价值和道德体系的形成。革命政府一方面保留了部分传统宗教节日和爱国节日，如瓜达卢佩圣母节（12月12日）、宪法纪念日（2月5日）和独立纪念日（9月16日），另一方面又设立了大量的新的世俗节日，这些节日大都和革命人物或革命进程有关，具有极强的意识形态特征，如革命纪念日（12月20日）的设立。[35]在新的节日体系中，新的世俗节日和旧的宗教节日展开竞争。在塔瓦斯科，为了削弱人们的宗教情感，众多以本地土产命名的节日出现，如香蕉花节、橘子节、椰子节、烟草节、玉米节、可可节等，水果取代了圣人。人们在节日上向教会发起进攻，上演讽刺和挖苦教士的讽刺剧，在某次节日庆祝活动中，一头被称为教士的种牛出现在游行队伍里，屁股上则被贴上了教宗的标签。[36]在索诺拉，传统的礼拜和酒吧聚会被“文化星期日”活动取代，宗教节日被世俗节日取代。[37]新型节日为人们讽刺教会、攻击旧信仰、焚毁圣物从而传播革命思想提供了活动空间，成为宣传反教权主义思想、去宗教狂热和树立革命信仰的新途径。

同期，墨西哥的教育改革向纵深发展，政府扩大了公立世俗教育、引入了性教育内容并且开始大范围推行社会主义教育。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开展体现了革命派内部左翼激进势力的立场和主张。1933年12月，国民革命党（Partido Nacional Revolucionario，PNR）提出“六年计划”，确立了教育改革的社会主义方向。1934年7月，在著名的“瓜达拉哈拉呼声”（Grito de Guadalajara）中“最高领袖”卡列斯宣称：革命仍然没有结束，革命要进入到精神和心理征服阶段，号召革命者“进入和征服孩子们的心灵和年轻人的思想，因为他们属于而且必须属于革命”。[38]同年12月，议会通过了宪法第3条修正案，最终将社会主义教育纳入宪法之中。修正后的宪法第3条加入了以下条文：“国家推行的教育应带有社会主义性质，除了摒除一切宗教信条之外，还将与宗教狂热和偏见作斗争。为此，学校将遵循这一宗旨组织教学制度和教学活动，以使青年一代树立起关于宇宙和社会生活的理性和准确的观念。”[39]拉萨罗·卡德纳斯（Lázaro Cárdenas）总统上任初期在教育领域继续压制教会势力，社会主义教育成为反教权主义运动和文化革新的主要内容。由于公众将修改后的宪法第3条与在此之前教育部长纳西索·巴索尔斯（Narciso Bassols）提出的实施一种温和形式的性教育的建议相混淆，1935年西部地区基督徒再次发动起义，大约有7500名基督徒参加了游击战，在此后3年的时间里，大约有100名教师被暗杀，有200人被毁容（经常是被割去耳朵），并有无数学校被焚毁。[40]由于土地改革对卡德纳斯政权极为重要，新总统越来越担心这场运动会威胁到他所推行的经济社会改革，为了减少来自教会的阻力，卡德纳斯很快放宽了反教权主义政策的实施。

1936年春，卡德纳斯重新阐述了政府的宗教政策，向教会抛出橄榄枝。在2月和3月的一系列公开讲话中，卡德纳斯否认政府有迫害教会的意图，否定社会主义教育的反宗教性，并指出政府无意发动宗教战争，强调政府的首要目标是经济社会改革问题而不是宗教问题。[41]在新氛围的影响下，地方反教权主义活动有所减弱。3月，科利马、坎佩切、瓦哈卡、新莱昂、索诺拉、锡那罗亚、格雷罗、纳亚里特等地教堂重新开放，宗教服务得以恢复。[42]随着反教权主义政策的缓和，部分地区甚至废除了限制教士数量的法令。在梵蒂冈的支持和教会温和派的主导下，墨西哥天主教会对此进行了善意的回应，转变了敌视政府的立场，在1938年1月第一封致信徒的信中，新任大主教和教宗使节鲁伊斯·马里亚·马丁内斯（Luis María Martinéz）既不批评政府，也不抨击宪法，他并没有关注教育问题，而是关注心灵安宁和基督道德，呼吁教徒为和平而努力。[43]天主教会开始搁置意识形态分歧，支持政府的社会改革计划。1940年，新总统曼努埃尔·卡马乔（Manuel Camacho）宣称：“我是个（天主教）信徒。”墨西哥政府不再坚持推行反教权主义政策，政府和天主教会不再相互敌视，对墨西哥民众而言，革命民族主义与宗教信仰不再相互冲突。

二

1910—1940年墨西哥革命中的反教权主义运动与墨西哥历史上自由主义的反教权主义运动已经具有不同的特点，它除了思想来源中增添了反映时代特点的实证主义、无政府主义、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等多种思想成分之外，其目标也发生了变化，不仅仅是为了实现政教分离，剥夺教会的种种特权，而且试图根除天主教价值体系对墨西哥社会和民众的不良影响，为构建现代民族国家、培养墨西哥新型公民、塑造墨西哥新的世俗的文化价值体系而铺平道路。美国学者艾伦·奈特（Alan Knight）曾将该时期的反教权主义运动评价为“试图重塑墨西哥社会、实施文化转型计划的核心措施，以准军事方式开展的意识形态战争，推行广泛和富有野心的社会计划和实行发展主义的核心支架”。[44]

这场运动取得了多方面的成功。首先，反教权主义运动推动了墨西哥现代民族国家的形成。墨西哥革命政权成立之初，革命政府在组织上是脆弱的，在形式上缺少同民众的联系，天主教会等既得利益集团并没有主动退出对国家权力的争夺，而是不断地干涉政治事务，并通过天主教会垄断着意识形态和文化上的霸权，掌控着部分民众，成为初生政权在组织和意识形态领域的重要威胁。但是，革命精英决心建立一个强有力的民族国家，压制一切反对势力和旧利益集团。反教权主义运动体现了革命政府加强意识形态建设、获取民众支持的迫切需求，也体现了革命精英强化国家控制和巩固政权的愿望。

革命政权通过对教权乃至教会的种种打击，通过宣传革命民族主义的理念和科学理性的新文化，强化了革命意识形态的控制，天主教会对墨西哥政治和社会事务的干预程度下降，天主教对民众的影响力和控制力被大大削弱。这一运动与政府的土地改革、石油国有化等措施一起，使革命派和国家的社会基础不断扩大，新政权的合法性得到承认，墨西哥民众形成了新的文化认同和政治认同，现代民族国家得以形成。墨西哥教会最终重新支持政府，并自愿加入到现代政治生活中，墨西哥资产阶级则实现了他们的夙愿，牢牢控制了整个国家。[45]

其次，反教权主义运动强化了国家的社会改革。革命政府为了促进国家发展，出台了一系列改革措施，其中包括土地改革和教育改革。但在最初，这两项改革均遭到天主教会的强烈抵制，因为土改损害了教会的经济利益，教育改革直接危及教会学校的生存和教会的价值体系。政府原希望通过实施土地改革解放农民，并对其进行反教权主义的政治动员，但是，不同农民团体由于文化信仰上的差异，对土地改革的态度相差甚远，甚至形成了相互对立的集团。在教会势力强大的乡村地区，教士组织农民和庄园主抵制政府的土地改革计划，农民被分裂了，成为政府和教会争夺的对象，农村成了政府和教会的战场。[46]教育问题更是如此，新政府推行的教育改革计划中许多措施是直接针对教会学校和天主教价值体系的，世俗教育和理性教育对教会教育和天主教理念形成了强大的冲击，教会和教众组织对这些举措进行了顽强的抗议，甚至激化为对政府的暴力和武装抵抗。[47]但是，通过这场反教权主义运动，教会最终转变了立场。卡德纳斯执政后期，对于大多数改革计划，教会不再持反对态度。在土地和农民问题上，教会不再反对重新分配资源甚至是没收土地。1937—1938年，教会组织了一系列教育大会，向农民宣扬重新分配土地的好处。[48]大主教在报纸上公开宣布支持政府的土地改革计划，只要政府不参加反宗教活动。在地方，教士开始帮助农民开展土壤保护，提高农业技术，使土地改革更有成效。部分教士还吹捧墨西哥的土地改革是世界上独一无二的，它集中了美国、欧洲和布尔什维克土地改革的长处。[49]在教育改革问题上，教会也采取了同政府妥协的态度。

第三，反教权主义运动促进了墨西哥的文化革新。墨西哥革命改变了墨西哥文化的内容和表现形式，也改变了墨西哥文化的发展方向。新的文化体现了这一时期剧烈的社会变革，表现出明显的时代特征和民族主义印记。作为文化转型的核心举措，反教权主义运动反对封建迷信与宗教狂热，提倡理性与科学、民族主义与革命的进步价值观念，对墨西哥新文化的形成和扩散做出了巨大贡献。

革命政府通过对教育体制、教育理念、教学内容和方法的改革，通过在壁画、戏剧、诗歌、民谣、小说等各种艺术形式中注入反教权主义的主题，通过创建新的节日体系和世俗化的庆典方式，使进步价值理念的影响从城市扩展到乡村，最终被越来越多的民众接受和认可。这场运动与其他文化革新举措共同推动了墨西哥文化的世俗化、大众化、民族化和革命化进程，墨西哥文化不再拘泥于对外国的模仿，而是开始展现新的形式和主题。

第四，反教权主义运动加速了墨西哥“新人”的塑造。20世纪初期，墨西哥人的现代公民意识尚未形成，但是社会变革与国家重建都离不开民众的支持和参与，政治动员、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都离不开新型公民，因此，培育新型公民成为政府的迫切需要。对革命者而言，重建国家首先意味着“拯救”墨西哥人。[50]他们偏执地认为，教会应该为旧墨西哥人所呈现的一系列诸如愚昧、无知、懒惰、不健康、狂热、酗酒、低效率、种族退化等缺陷负责，尤其是墨西哥的儿童、妇女和印第安人，受宗教狂热毒害甚深。塑造新型公民是墨西哥革命精英所面临的迫切任务。对革命精英而言，反教权主义运动就是同教会争夺民众，使其远离天主教邪恶影响，从而提升墨西哥人公民意识的重要途径和手段。

通过反教权主义运动和同期的其他文化革新运动，墨西哥人们的娱乐和生活方式发生了较大的变化，不再局限于传统的宗教活动或酒馆聚会，世俗化的庆典取代了传统的宗教礼拜和集会，新式的竞技体育活动开始盛行。学生从宗教教育的抽象观念中解放出来，妇女从家庭生活和宗教生活中解脱出来，男人则抛弃了诸多恶习，远离了教会。新的公民价值和道德体系得以建立和传播，新的墨西哥人成为国家公民，而非只是上帝的子民，他们对民族和国家具有了强烈的认同感，现代公民的形成对墨西哥国家的发展起到巨大的推动作用。

但是，不可否认，这场反教权主义运动存在着一些局限性。首先，革命精英低估了传统宗教文化改造的艰巨性，运动中出现了不少过激行为。1917年宪法关于教会问题规定的前提是宗教自由，反对的是天主教特权和宗教狂热。但是，在反教权主义运动中，激进反教权主义者一度走向了极端，将运动扩展到了反宗教本身。如卡列斯政府忽视下层农民几个世纪以来形成的宗教感情，在没有提高民众教育水平的情况下，采取强硬的暴力措施反对教权甚至试图取消民众的宗教信仰，结果导致了全国范围内长达三年的战争，战争消耗了大量的财力、物力，无数人为之殒命，政府也为此付出了沉重代价。再如，反教权主义运动中出现了偶像破坏行为，偶像破坏者认为，当偶像被破坏后，宗教也就随之完结。所以，在许多州，成千上万的雕像、印刷品和十字架从教堂、学院、天主教学校和个人家中查抄出来，被当众焚烧。但是，由于这种行为缺乏教育基础，一些粗暴的做法不仅未能劝服信徒群众，反而激发和鼓励了憎恨的情绪，强化了他们为宗教牺牲和殉道的实践。

其次，反教权主义最终并没有被贯彻到底。由于天主教会势力的根深蒂固，也由于墨西哥当时缺乏改革所必要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基础，反教权主义运动最终以妥协而告终。尽管政府并没有修改1917年宪法，但放宽了对宪法的解释，不再对教会财产实行国有化，也不再限制各州教士的数量，反而重新开放教堂，恢复宗教服务，撤回允许州政府干涉宗教内部事务的规定，宣布政府和教师尊重宗教信仰等等。经过三个阶段的博弈，墨西哥逐渐形成了一种新的政教关系格局。

这场运动表现出来的局限性从另一方面说明了反教权主义的艰巨性和长期性，但不可否认，反教权主义运动在墨西哥民族国家的形成和国家核心价值体系建构中的地位和作用不可低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