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博物馆学研究综述
苏东海
中国博物馆学的研究是随着中国博物馆事业的兴起而兴起，随着中国博物馆事业的发展而发展的。中国近代博物馆产生于本世纪初。近百年来，中国博物馆出现了三个发展时期，随之，博物馆学研究在中国也有了三个相应的发展时期。这三个发展时期就是本世纪的30年代、50年代和80年代。试分述之。
一、第一个发展时期 中国博物馆学研究的兴起
中国酝酿建立博物馆的时间并不太晚。在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中国几乎和日本同时发起了向西方学习的运动，开始了近代化的进程。建立西方式博物馆被认为是“开民智”的一项措施。但是中国清政府的腐朽统治，扼杀了中国的近代化运动。办博物馆也遭到清政府的拒绝。中国博物馆事业的先驱者张謇先生，几经奋斗终于1905年自费筹办成功了中国第一座私人博物馆——南通博物苑，开始了中国现代博物馆事业的纪元。1911年孙中山领导的革命推翻了清王朝的统治，建立了中华民国。他的政府中的教育总长蔡元培、社会教育司官员周树人（鲁迅）都是重视博物馆建设的。政府成立的当年（1912年）就开始筹办中国第一座国立博物馆——中国历史博物馆。可惜这个政府不久即为军阀政府所取代。1928年蒋介石统一了中国，他的南京政府在30年代有一个发展时期，博物馆事业有了较大发展。这就是中国博物馆事业的第一个发展时期。据统计，1928年全国博物馆仅有10个，到1936年就发展到77个，平均每年增长29%。当时博物馆业务相当活跃，博物馆的社会影响日益扩大。
由于博物馆事业的发展，博物馆学的研究随之兴起。1935年成立了以研究博物馆学为宗旨的中国博物馆协会。编印了《中国博物馆一览》、《博物馆学书目》。协会会报刊登了一批博物馆学论文。1936年6月出版了生物学家费畊雨、费鸿年编的《博物馆学概论》，7月出版了上海市博物馆学者陈端志著《博物馆学通论》，胡肇椿《征集品之修复与保存》等。总之，30年代是中国博物馆事业富有希望的年代，是博物馆学在中国兴起的年代。可惜抗日战争中断了这一富有希望的进程。
在这个发展时期，中国博物馆学研究表现出两方面特点：
第一，向西方学习
一般地说，先有博物馆实践，后有博物馆理论。但是中国博物馆是从西方移植进来的，是先有博物馆的认识和研究，而后才有博物馆的建立。中国对西方博物馆的认识和研究有个由浅到深的过程。从1866年中国第一批外交官访欧开始，30多年间介绍西方博物馆的著述不下数十种，对于国人了解博物馆是有帮助的。但那时还谈不到对西方博物馆的研究。直到上世纪末、本世纪初，康有为、张謇等的著述问世后，才有了对西方博物馆较深刻的研究。康有为对西方博物馆收藏保管文物、研究文物和展示文物的收藏价值、教育价值和审美价值的阐述，接触到了西方博物馆理论的若干问题。张謇经过对西方博物馆的多次考察和专门研究，对西方博物馆的理论与实践的认识达到了更高的水平。蔡元培在多次出国考察教育的过程中，深入研究了西方的博物馆。他的论著更深刻更完整地表达了博物馆本质及其规律。1936年，即中国博物馆协会成立的第二年，中国人出版了两本博物馆学专著。其中，陈端志的《博物馆通论》，参考了10种日本博物馆著作和21种欧美博物馆学著作，广泛吸收了西方博物馆学的成果，是向西方学习的产物。需要指出的是，这时西方博物馆学理论也并不是十分先进的，西方的博物馆理论远远落后于实践。一直到19世纪末期才有人提出博物馆学这个概念。最早使用这个名词的是德国人杰·格拉瑟。他在1883年发表的《博物馆学与古物学》一书中第一次在“博物馆”后面加上“学”字。成为Museologie。在此前后，西方的博物馆学著作主要是博物馆历史研究、功能研究和博物馆技术研究的论文或论著。到1934年才有《博物馆学》（两卷本）问世。因此，在这个时期，无论是西方还是中国的博物馆学研究，都是处于学科建设的起步阶段。
第二，突出博物馆的社会使命
中国第一批博物馆的建立不是自发产生的，是为了实现一定的使命而自觉创办的，是在社会有识之士的强烈呼吁下产生的。早期改良主义思想家郑观应在《盛世危言》一书中，甚至把办博物馆与修铁路、造轮船、开矿山相提并论。上海强学会把办博物馆列为强国的要事之一。康有为起草的上海强学会章程序言中，指出办博物馆“以开风气而成才”，“济中国”而“自强矣”。可见中国从西方移植博物馆，一开始就突出了博物馆的社会使命，办博物馆和开发民智，救亡图存联系了起来。这是当时中国博物馆办馆宗旨，发挥功能的一大特点。也是中国博物馆研究的首要课题。
还值得重视的是20世纪初，与中国第一批博物馆建立的同时，中国还出现了一批以振兴实业为主旨的国货陈列馆。如天津考工厂陈列馆、直隶省国货陈列馆、河南劝工陈列所等。这些馆所实际上是一种准博物馆，是博物馆实现社会使命的补充。30年代中国博物馆发展的第一个高潮中，同时还出现了一大批的古物保存所。这种古物保存所，也是一种准博物馆，是实现博物馆保存古物的社会使命的重要补充。
总之，中国博物馆学的研究，一开始就体现了时代的呼唤，着眼于历史的使命和社会的责任。在博物馆宗旨、博物馆功能的研究中，突出社会使命意识，是中国博物馆学研究在第一个发展时期值得重视的特征。
二、第二个发展时期 中国博物馆学研究的再兴起
在1937年至1945年的抗日战争和1946年至1949年的解放战争中，中国博物馆事业遭到战争的破坏，中止了发展的势头。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国博物馆事业进入了第二个发展时期。中国政府对发展文物博物馆事业是十分重视的。中央人民政府刚一建立就发布了一系列法令保护珍贵文物和文化遗址，还专门发布了《征集革命文物令》。国家许多领导人都曾到博物馆进行视察。文化部长沈雁冰发布了对地方博物馆建设方针、任务、性质及发展方向的指示。这时对旧博物馆的改造和新博物馆的建设都是参照苏联社会主义类型博物馆模式进行的。新中国政府刚成立时，中国大陆只剩下25个博物馆，3年后的1952年统计，全国省市以上博物馆已经发展到40个。1953年中国第一个五年计划开始后，博物馆进一步学习苏联，仿照苏联地志博物馆的样子，筹办全面反映地方自然、历史和社会主义建设面貌的地方志性质的博物馆。1957年第一个五年计划结束时，全国博物馆总数已达到73个，除青海、西藏外，省级博物馆大体已建立。基本上改变了旧中国博物馆集中于少数城市的不平衡局面。1959年又建成了中国历史博物馆、中国革命博物馆、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中央自然博物馆等大型博物馆，把中国博物馆的水平提到新的高度。
随着新中国博物馆事业的蓬勃发展，中国博物馆学的研究再度兴起。在第二个发展时期中，由于时代的变化，社会的变化，中国博物馆学的研究具有了崭新的内容和崭新的课题。其主要特点是：
第一，向苏联学习
新中国成立后，向苏联学习是一项国策。博物馆的建设和博物馆学的研究，当然从向西方学习转而向苏联学习。苏联当时是社会主义国家，苏联的博物馆称为社会主义类型博物馆，它的博物馆学是我们直接承袭的。苏联博物馆学是重视理论建设的，它力求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建设博物馆。从1917年十月革命开始，经过几十年的积累，于50年代初集中一批苏联学者和专家写成了《苏联博物馆学基础》一书。这本书是苏联博物馆理论和实践的最高成就。它的第一章专论苏联博物馆学的理论基础。这本书第一次系统地提出了在马克思主义世界观指导下的博物馆各种理论问题，回答了苏联博物馆学研究的认识论问题、方法论问题、博物馆的本质特征问题、起源问题、功能问题等。苏联博物馆学与西方博物馆学最大的区别在于它把马克思主义注入到了博物馆概念之中，从而使博物馆的理论和实践具有鲜明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特征。《苏联博物馆学基础》一书传入中国，成为中国博物馆学界一本必读的教科书，指导中国博物馆的理论研究和业务实践。向苏联学习，成为这个发展时期中国博物馆学研究的主要承袭方向。
第二，突出博物馆的政治使命
如果说突出博物馆的社会使命是博物馆学研究在第一个发展时期的主要课题，那么，突出博物馆的政治使命则是博物馆学研究在第二个发展时期的主要课题。
新中国成立后，进行了一系列的社会改造运动和政治运动。中国博物馆界在突出政治、突出阶级斗争的大环境中，加强了对博物馆性质问题、宗旨问题、功能问题的再研究。这些问题的讨论不光是在学者中进行，而且发动博物馆界全体工作人员进行大讨论，形成了博物馆理论问题的一次普及运动。在这次大讨论中最为博物馆界关注的问题就是博物馆的政治功能问题。“为谁服务？如何服务?”是有关博物馆功能的一个重大问题。由于讨论中注入了阶级观点和政治观点，因而强化了博物馆界的阶级意识和政治倾向。在理论指导实践中，博物馆纷纷办起配合政治运动的各种展览，大大加强了博物馆的政治功能。如办土地改革展览、革命运动史展览、解放台湾展览、帝王农民生活对比展览等。“为政治服务，为生产服务”是50年代初期关于博物馆功能的基本命题。这个时期博物馆学关于性质和功能问题的研究不断深化，是中国现实生活提出的要求。突出博物馆的政治使命是这个时期博物馆学研究的一个突出特点。
第三，中国的理论概括
50年代中国博物馆学的大讨论，起到了博物馆学研究的普及作用。1956年5月召开了全国博物馆工作会议，进一步把对中国博物馆学基本问题的认识，加以理论化。这次全国会议实际上是一次大型的博物馆学讨论会。在这次会议上产生了著名的“三性二务”论，即：博物馆是科学研究机关、文化教育机关、物质文化与精神文化遗存或自然标本的主要收藏所三重基本性质和为科学研究服务、为广大人民群众服务两项基本任务。会议热烈讨论了三重性质之间的关系，两项任务之间的关系。文化部副部长、中国学者郑振铎作了学术结论。他对三重性质关系的结论是：博物馆的科学研究、文化教育与征集保管文物标本三项基本性质之间是不可分割的辩证关系，三方面同样重要，博物馆的性质特点就是由于同时具备这样的三种性质。他对两项基本任务讨论的结论是：为科研服务，为广大人民群众服务二者是统一的，是提高和普及的辩证关系。为科学研究服务也是为了长远的人民利益服务。“三性二务”是中国博物馆学界对博物馆基本性的和基本任务的理论概括，具有中国的特征。
三、第三个发展时期 博物馆学研究深入
1978年12月召开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开辟了中国走向现代化的新道路。在改革开放的新国策下，中国博物馆迎来了第三个发展时期。受60—70年代世界博物馆大发展的影响，和国内条件的变化，80年代中国博物馆发展空前迅速。十几年间，中国新建了大大小小一千座博物馆。博物馆学的研究也进入了高潮。1982年中国博物馆学会成立，之后各地方博物馆学会、各行业博物馆学会相继成立。以这些学术团体为核心，在中国迅速掀起了研究博物馆学的新运动。研究者的阵容远比过去强大。至80年代末，仅中国博物馆学会就已拥有会员近2000名，各地博物馆学会也发展了相当数量的会员。这个时期全国性和地方性的学术会议不断举行。在全国出版物中公开发表的博物馆学论文，据不完全统计已达2000多篇。广泛接触到了各种宏观的和微观的课题。80年代开始出版了多种博物馆大部头专著。其中《中国博物馆学概论》（1985年国家文物局编）和《中国博物馆学基础》（1986年王宏钧主编）是两本很有份量的学科概论。之后出版了具有学术权威性的《中国大百科全书·博物馆卷》（吕济民主编）。中国博物馆学会会刊《中国博物馆》自1984年创刊至1992年底止共发表了学术论文785篇。会刊《中国博物馆通讯》每月及时传播全国博物馆学研究的信息。各地学会主办的学术刊物也很活跃。80年代以来，中国博物馆学研究出现的学术繁荣景象，远远超过了前两个发展时期，并且还在发展之中。
在第三个发展时期呈现出以下新的特点：
第一，创建有中国特色的博物馆学
本世纪初，中国开始自己动手创办博物馆，但是却没有走出自己的道路，不是循着西方办馆的道路走，就是循着苏联办馆的道路走，直到中共十二大提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号召之后，我们才自觉地、坚定地走上创建有中国特色的博物馆的道路。随着实践的发展，创建有中国特色的中国博物馆学的历史任务也降临了。中国博物馆学研究的注意力转向了中国特色的研究。中国博物馆界在理论上和实践上遇到的突出问题是如何解决博物馆的世界共性和民族个性、国家特色的关系问题；如何解决放眼世界与立足中国的关系问题;如何解决现代化与中国现实基础的关系问题;如何解决外来博物馆文化与本国博物馆文化的关系问题；如何解决传统博物馆文化与当代博物馆文化的关系问题，以及如何解决市场文化与博物馆使命的关系问题等等。这些问题都是建立有中国特色的中国博物馆学的过程中，需要和正在解决的问题。
第二，突出博物馆的文化使命
在第一、第二发展时期，博物馆突出了改造社会的使命和配合政治运动的使命，而在80年代的第三个发展时期，博物馆的文化使命突出了。由于阶级斗争和政治运动的减少，博物馆从狭隘的政治功能中解放出来了。因而博物馆的文化本质得以恢复和发扬。博物馆成了精神文明建设和物质文明建设的重要窗口。博物馆与旅游业结合，与学校教育结合，与科学普及运动结合，与经济建设相结合以及大力进行的爱国主义教育，大大扩大了博物馆的文化使命感。在中国博物馆学的研究领域中，近10年来，博物馆文化本质的研究、博物馆美学与美育的研究，以及民族博物馆学研究、民俗博物馆学研究、科技博物馆学研究都有人在进行。80年代博物馆文化使命的突出，有利于中国博物馆学研究与国际博物馆学界的研究相接轨，有利于国际文化的交流。
第三，学科建设发展迅速
我国对博物馆学基础理论的研究十分重视。50年代就有了一定程度的展开。80年代以来基础理论的研究更广泛地接触到了一些深层次的问题，例如，博物馆和博物馆学定义的再讨论，中国博物馆学理论体系及框架的讨论，博物馆学方法的讨论，博物馆本质及其基本矛盾的讨论以及有关博物馆的若干哲学思考等。学会会刊《中国博物馆》杂志发表的稿件中，基础理论的稿件占28%，可以看出我国理论博物馆学研究方面的活跃。
在应用理论方面的研究，正在广泛展开。博物馆管理的研究，博物馆立法的研究，博物馆技术设备的研究都在积极进行。在业务研究方面，博物馆陈列学、博物馆保管学、博物馆教育学等分支学科正在创建。其成果体现在分支学科的概论《陈列艺术手册》、《藏品保管手册》、《社会教育工作手册》之中。
博物馆史的研究颇有成果。出版了一批史料汇编，如宋伯胤编《博物馆历史文选》（1985年）、国家文物局和南开大学汇编《博物馆学参考资料》（1986年）以及一些省市的大事记、年鉴，一些博物馆的史略等等。还发表了一批博物馆史研究的专著，如吕济民著《中国博物馆历史发展概貌》（1986年），梁吉生著《旧中国博物馆历史述略》（1986年），苏东海著《博物馆演变史纲》（1988年），胡骏著《社会主义新时期我国博物馆事业回顾》（1991年），吕济民著《中国博物馆事业一百年》（1992年）等。这些历史专著都是以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研究博物馆历史，具有中国特色的研究成果。
中国博物馆学的研究如同中国博物馆事业一样，经历了：兴起——衰落——再兴起——再衰落——新的兴起，三起两落的曲折过程。这是中国社会曲折发展的结果，也是战争与和平，进步与倒退交替发展的结果。时代在前进，历史在前进。中国博物馆事业和博物馆学研究，已经出现了初步的事业繁荣和学术繁荣的新局面。在改革开放的新时期中，中国博物馆学研究，一方面加强国际合作与交流，一方面加强民族个性、国家特色的发展，把博物馆事业和博物馆学研究推上一个新的台阶。
《中国博物馆》1993年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