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物馆的社会责任与社会教育
单霁翔
教育是民族振兴的基石。博物馆凝聚着人类文化遗产的精华，叙述着人类历史发展的进程，展现着人类整体文明与智慧，具有独特的教育资源优势。因此，将博物馆纳入国民教育体系，推动博物馆与学校教育、社会教育的紧密结合，组成更加健全的社会教育网络，既符合世界博物馆发展潮流，是博物馆履行教育使命的需要，也是提高全民文明素质，完善我国现代国民教育体系，建设学习型社会，形成终身教育体系的必然要求。
一 完善博物馆的教育体制
1880年，美国学者詹金斯（Jenkins）在其《博物馆之功能》一书中指出：博物馆应成为普通人的教育场所。1906年美国博物馆协会成立时就宣言“博物馆应成为民众的大学”。从实践角度看，美国所有博物馆的建馆宗旨都包含教育这一项内容。1984年博物馆界名著《新世纪的博物馆》中将教育比喻为博物馆的灵魂；1990年博物馆协会将“教育”与“为公众服务”并列为博物馆的核心要素，协会首席执行官E.H.埃博（E.H.Able）认为“博物馆第一重要的是教育，事实上教育已经成为博物馆服务的基石”[1]。美国十分重视艺术教育，诸如哈佛大学等学校的毕业生无论从事政治、法律还是商业，均具有较高的文学、艺术修养，他们不仅经常在博物馆的氛围中受到熏陶，而且掌握鉴赏艺术作品的方法。不仅如此，美国绝大部分博物馆和美术馆都设有教育部门，除了拥有固定的、高学历的教育及艺术史专职人员，还拥有庞大的志愿者团队，能针对不同文化背景的群体和个体观众，实施个性化的阐释及解说。
国际社会高度重视博物馆在国民教育、特别是学校教育中的作用。1960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关于博物馆向公众开放最有效方法的建议》指出：“博物馆与广播、电视服务机构以及企事业单位之间亦应建立或增进合作，以便使博物馆展览能在最大限度的安全保障之下为成人教育及学校教育所用……对于博物馆为学校和成人教育所能做出的贡献……应通过设立适当的机构进一步系统化，这些机构负责在地方教育部门负责人与那些因其藏品性质而对学校特别重要的博物馆之间建立正式和定期的联系”。其间的合作，可以是博物馆配备教育专家、成立教育部门，可以是建立地方、地区及省一级的业务部门主管与教师的联合委员会，也可以是协调教育需求与博物馆资源的任何其它博物馆[2]。2007年新的《国际博物馆协会章程》定义博物馆“为教育、研究、欣赏的目的征集、保护、研究、传播并展出人类及人类环境的物质及非物质文化遗产”，将“教育”调整到博物馆功能的首位。
文化遗产保护发达国家普遍将博物馆纳入国民教育体系，服务学校教育，并由政府给予充分的政策和财政保障。一些国家还明确强调纳入义务教育体系，主要为青少年教育服务。如意大利《文化遗产和景观法》规定：博物馆有义务为学校提供有偿借用的图片、幻灯片、标本和模型等教学参考材料，传播文化遗产和科学知识，促进学生的全面发展。源于日本《社会教育法》的日本《博物馆法》规定，博物馆归属于都道府县教育委员会管理，以便发挥教育功能。法国、西班牙、荷兰等国的博物馆法也都有将博物馆纳入国民教育体系的类似规定。
在我国，从张謇创办第一座博物馆南通博物苑开始，我国博物馆就以教育为目的，以传播知识、教育公众为己任。“那个时期对博物馆认识最深刻的有两个人。蔡元培认为，博物馆是重要的社会教育机构。杨钟健认为，博物馆相当于若干个大学。”[3]1912—1949年间，我国的博物馆曾隶属于教育部门，甚至许多省的博物馆在创办时都定名为教育博物馆，如甘肃省博物馆的前身就是1939年中英庚子赔款董事会组建成立的甘肃科学教育馆。后来我国将博物馆定位为为教育、欣赏和研究目的而进行展示收藏的机构，“正是对最初博物馆建设理念的回归”[4]。新中国成立后，国家日益重视博物馆在国民教育体系中的作用，在1956年提出的“三性二务”理论中，即明确了博物馆的“文化教育”职能。20世纪80年代以来，虽然传统的博物馆观念一直处于变革之中，但“教育”这一职能始终未变，并在21世纪得到全社会更广泛的关注。
只不过，在学校教育主要是应试教育的情况下，很多学校尚未把博物馆视为教育机构，存在着制约博物馆纳入国民教育体系的一系列现实问题：一是认识不到位。各级政府及有关部门一直未能把博物馆当作必不可少的教育资源纳入教学体系，缺乏将学校教育与博物馆教育有效衔接的意识；二是法规政策滞后。无论国家还是地方政府，都尚无法规明确规定将博物馆纳入国民教育体系，配套的政策措施缺失；三是博物馆的教育活动未能制度化、经常化，博物馆纳入国民教育体系的长效机制尚未建立。为此，2007年3月全国政协会议期间，笔者与多名政协委员联名提交了“将博物馆纳入国民教育体系”的提案，提出由政府制定法规或出台相关政策，明确博物馆纳入国民教育体系的任务，并通过免费开放等方式，促进博物馆为公民终身学习服务。提案在教育界、博物馆界引起了较大反响，并得到了教育部门的积极回应。
完善博物馆教育功能的关键，是将博物馆纳入国民教育体系，建立起长效机制：一是从制度上明确博物馆的教育机构性质，确立博物馆是国民教育体系有机组成部分的法律地位，将博物馆教育列入学校教育，并给予充分的资金保障；二是博物馆无偿为学校教育教学活动和教师培训提供便利，将博物馆纳入各层次教育教学体系框架，在日常教学活动与教材的编写中，增加博物馆教育和当地历史文化的相关内容； 三是有关行政部门加强协调，促进博物馆与其他文化教育机构的横向联系，指导和协调博物馆与学校建立长期有效的馆校联系制度，真正实现资源共享共用。
我国的《文物保护法》、《义务教育法》、《爱国主义教育实施纲要》、《博物馆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对深化博物馆的教育、服务功能提出了一系列规定和政策。2005年《国务院关于加强文化遗产保护的通知》进一步明确：“教育部门要将优秀文化遗产内容和文化遗产保护知识纳入教学计划，编入教材，组织参观学习活动，激发青少年热爱祖国优秀传统文化的热情。”国家文物行政部门也将展示和教育作为博物馆评估定级的一项重要标准。近年来，一些地方在建立将博物馆纳入国民教育体系的长效机制方面迈出了实质性的探索步伐。如2007年陕西省文物局、教育厅联合发布的《关于将博物馆教育纳入国民教育体系的实施意见》提出：将全省文物系统的104座博物馆、纪念馆纳入国民教育体系，与教育部门实现文化资源共享；将博物馆建设成中小学校日常教学实习和综合实践基地；将博物馆教育列入中小学校教学计划，充分发挥博物馆社会教育功能，强化博物馆在国民教育体系中的地位。
国际博物馆协会将2006年国际博物馆日的主题确定为“博物馆和青少年”，旨在强调公众对于青少年接受博物馆教育的使命与行动，以及博物馆如何通过与青少年的互动，提高他们为未来社会做出贡献的认识。正如国际博物馆协会主席A.S.康明斯（A.S.Cummins）所言：“年轻人对这个世界的所有事物有着全新的视角，而博物馆恰恰是了解世界的窗口。”博物馆教育与学校教育既紧密联系又各有特色，应实现博物馆教育与学校教育的有效衔接，使博物馆真正成为青少年课堂教育的必要补充和国民终身教育的大课堂。
二 深化博物馆的教育职能
16世纪德国思想家、改革家M.路德（M.Luther）曾指出：“一个国家的前途，不取决于它的国库之殷实，不取决于它的城堡之坚固，也不取决于它的共同设施之华丽，而在于它的公民的文明素养，即人们所受的教育、人们的学识、开明和品格的高下。这才是利害攸关的力量所在。”[5]从社会发展来看，公民素养、人们所受的教育，均与博物馆教育有关。在博物馆的社会职能中，公众教育为核心职能，体现出博物馆的文化责任。只不过，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博物馆以物为本，重视科研功能、馆藏文物保护，少数博物馆甚至片面追求其形象标志功能，忽视或弱化了自身的公众教育功能。因此，博物馆应将提高人的素质、促进社会全面发展，作为存在的目的和意义。
历史是人类总体思维的产物，博物馆是保存历史的文化机构，具有帮助观众感知人类总体思维的综合性价值。进入21世纪以来，文化全球化趋势给中国带来了一系列影响。一方面，在发达国家的价值观念和生活方式的直接影响下，社会的价值取向和道德准则均随之发生变化。文化娱乐化、历史虚无化、语言失范化、艺术消费化等种种不良的文化生活方式，正在消解着人们对于优秀传统文化的理解和继承。一些青年人总在快速浏览的眼睛，越来越不习惯于安静中的凝视、凝视中的深思[6]。另一方面，信息技术革命给认知领域带来了巨大的变化，给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注入了强劲的生机和活力。同时，激烈的竞争、复杂的利益关系和层出不穷的新情况、新问题，呼唤着人文关怀，全民族价值体系的重建，青少年教育的责任，民族传统文化的弘扬，均需要深入研究和解决。因此，博物馆作为社会教育的重要机构，应该为青少年教育及公民素质教育做出自己独特的贡献，应将传统文化、民族文化、地域文化融入博物馆文化之中，对人们的思想产生潜移默化的影响，从而推动整个社会的变革和发展。
早在1869年，美国出现第一座以普及科学知识为主题的科技博物馆，兴起了利用博物馆普及科学知识的风气，由此开创了博物馆培育公民科学素养的先河，拓展了博物馆的职能。20世纪后，博物馆教育职能逐渐扩大，成为校外教育和成人教育的重要课堂，成为社会的又一个教育系统。1916年，克里夫兰艺术博物馆成立了教育部，1931年T.芒罗（T.Munro）担任主管时，开展了关于如何在博物馆进行学习的专项研究，并形成了一套“双轨制”原则，以保证博物馆始终为观众提供高水准的教育。1929年，以“鼓励和发展现代艺术的学习为目标”建立的纽约现代艺术博物馆，首任馆长A.H.巴尔（A.H.Barr）制订的教育课程，有效促进了美国公众的现代艺术普及教育。20世纪60年代后，随着全球化、信息化的加速，博物馆更是被赋予了现代化的定义，成为连接传统文化与未来社会的桥梁与纽带，博物馆的传统功能得到了拓展与升华。
一直以来，一些博物馆的公共教育部，往往同时联系着以博物馆之友和捐赠人为代表的各方社会资源，致力于博物馆促进公民教育、社会文明进步的核心任务和使命。今天博物馆的公共教育职能，是以服务社会为目标，以提供教育为目的，使博物馆成为“生动的百科全书”，成为每个人的“终身学校”。因此，博物馆要注重发挥自身优势，拓展公共教育领域，策划多种教育活动，自觉地将社会教育当作主要任务，为民众提供更加丰富、更高品质的文化生活。
凭借数量大、内涵丰富的馆藏文物，博物馆可以针对不同年龄、不同层次、不同群体的需求，履行全方位的教育功能。其中，藏品出借服务对学校教学活动的支持，彰显出博物馆在社会教育方面的优势。如英国的博物馆除设有专门的文物库房存放用于出借的藏品外，还向学校等教育机构出借用于公众考古实践的文物外借盒（Loan Boxes），盒内有各个时期的考古文物，这样，学校便拥有一个可以辅助教学的迷你博物馆，而博物馆也可以充分利用“那些由于缺乏考古相关背景材料而重要性相对略低的考古物品”[7]。博物馆还可以通过展品的定期更换和互借，举办“特展”、“巡回展览”等，实现对观众持续且广泛的吸引力，形成博物馆教育的长效机制。博物馆教育作为各类学校教育的辅助和延伸，其特殊的形式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由此，博物馆群体形成了独特的、强大的教育功能，为国民教育体系注入了新的活力。特别是在博物馆全面免费开放的背景下，其教育功能得以强化和提升，并对其他功能的发挥也产生了较强的引领与带动作用。
文化遗产是中华传统文化的重要载体，是当今时代精神的重要构成元素，是宝贵的教育资源，德育教育是博物馆教育与学校教育的结合点。博物馆作为收藏、保护、研究、展示文化遗产的文化机构，应充分发挥其在认知历史、提升素质、弘扬道德、陶冶情操、增强民族自豪感、增加民族凝聚力等方面的教育功能，进一步为加强和改进青少年道德思想建设提供良好的文化氛围和特色服务，并视之为博物馆的社会责任，促使博物馆由重视传统功能向同时重视文化传播、宣传教育功能转变，更加强调其社会服务功能。在新的历史时期，博物馆尤其要增强为青少年提供优质服务的意识和社会责任感，通过推出丰富多彩、个性鲜明、为青少年喜闻乐见的社会普及活动，并借助新闻媒介和互联网络，激发青少年的参与意识，引导青少年感受博物馆的氛围，逐步养成参观习惯，进而建立良好的互动关系。
博物馆加强与学校及有关单位的横向联系，共建教育基地，是普遍采用的行之有效的社会教育方式。目前，仅文物系统就有1000多座博物馆、纪念馆被当地教育部门确定为教育基地，越来越多的青少年学生和普通民众在实物课堂里受到深刻生动的教育。如南京梅园新村纪念馆，结合小学语文教材中有关周恩来的内容，组织小学生分期到纪念馆参观，进行教学辅导；老舍纪念馆搜集大中小学生教材中的老舍先生作品，进行课内外比对式的延续教育，事半功倍地发挥教育效果。
当前我国教育正面临巨大的挑战，学校的正规教育正艰难地从应试教育转向素质教育。未来学家J.奈斯比特（J.Naisbitt）认为，中国能否实现建设创新型国家，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教育体制的转变，必须把学生从家长制、以考试为中心的体制中解放出来，让他们独立思考。而我国的教育体制过于强调死记硬背，重视考试成绩，“这可不是培养诺贝尔奖获得者的沃土”[8]。F.科泰（F.Cortoi）则认为：“强迫大量的人被动地坐在教室里远非一个有效的学习环境。”[9]但是，目前在校学生利用博物馆的状况不容乐观。以2004年北京地区大学生利用博物馆的调研报告为例，有95.7%的学生认为青少年应该经常参观博物馆，但是实际状况则是：“偶尔一次”的比例高达54.7%，选择“2~3次”的占32.6%，只有11.6%的学生一年参观“3次以上”，“当代大学生对待博物馆在想与做上的反差之大，实在是不得不令人正视的现实”[10]。
近年来，我国积极倡导加强“校外教育”、“素质教育”，建设学习型社会，对博物馆社会教育职能提出了新的要求。在校学生是我国博物馆最主要的观众，大多数博物馆的学生观众占25%~40%，有的博物馆高达50%以上。因此，博物馆必须对校外教育给予足够的重视，从组织机构、人员配备、工作重点、教育方式等方面进行必要的改革，和相关学校建立起教学实习、共建互动的关系。博物馆教育不仅仅是学习场所的转换，更是学习方式的改革，不仅是向未成年人传播科学文化知识，还要指引他们思考未来，完善道德与人格。因此，在博物馆的教学实践中，还需要关注教育客体的研究，运用发展心理学的原理，激发未成年人的学习兴趣，变“教育”为“学习”，鼓励思考与研究。
三 突出博物馆的教育特色
随着时代的进步，博物馆的门类日趋完善，结构比例也日渐平衡，包括综合类、历史类、艺术类、自然类、科技类等在内的各类博物馆的功能也不断丰富，博物馆不仅是收藏中心，也是文化中心、教育中心、学术中心，还是休闲中心，而教育作为其核心功能，在其完成社会责任、履行教育使命、提升公民素质的不断发展的过程中，呈现出其他任何机构无法比拟的、更为广泛的优势和丰富的特色。
全民性。博物馆以全体社会成员为服务对象，以提高全民的科学文化素养，丰富广大民众的精神生活，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为教育使命。处处体现出公益性和全民性。博物馆教育是平等的，所有社会成员都可以自由地出入于各个陈列空间，参加博物馆组织的各类社会活动，吸取科学文化知识，获得理想情操和审美情趣的熏陶。
社会性。博物馆高度关注全社会民众的精神文化需求，无论其出身、性别、职业、民族、文化程度，突出了最广泛的社会性的特征。通过爱国主义教育、乡土教育等多元化途径，使正确的价值观深入人心，使公众将道德观念和社会责任感转化为自觉的行动。博物馆公民素质教育的外延宽泛，涉及智商、审美、技艺、社交能力等各个方面，创造了一个生活化、综合性、系统性的“社会课堂”，为拓展博物馆社会教育功能提供了张力与维度。
终身性。博物馆教育在时限上具有终身性的特点和无限性的优势，可以真正形成互动交换最频繁、最持久的“社会课堂”。作为社会教育的组成部分，博物馆教育内容广博，形式多样，效果显著。作为公共文化设施，博物馆是一部立体的“百科全书”，实物的“图书馆”。因此，博物馆是终身学习的重要设施，有着持续终生的教育目标。
直观性。博物馆以展品为基础，精心组织陈列展览，综合运用文字、图版说明等形式，借助讲解服务、视听教育、参与性操作等辅助手段，表达陈列展览的主题、内容、内涵、意义与影响，普及历史、文化、经济、政治、科技知识。这种以实物例证向观众表达内涵和传送信息的方式，具有鲜明的直观性、形象性、可比性和强烈的说服力、震撼力，成为区别于其他教育方式的重要特色。
丰富性。数字博物馆、网络、视频资源、与观众进行互动等现代科技手段、人性化服务等，使博物馆教育活动呈现日益丰富的特征，更加符合现代人对文化生活的需求。譬如除举办义务讲解员培训班，开设人文历史讲堂，举行知识竞赛、征文活动等，运用电子技术等新型讲解方式，利用高科技开展的视听教育以及借助编制多媒体、影视作品为观众创造的“身临其境”的感觉，更是极大地丰富了博物馆的教育活动。
开放性。博物馆教育活动的规模、形式和举办场所灵活，很多活动可以采取开放的形式，观众可以随时加入或离开。各种巡回展览走进学校、社区，不断丰富博物馆的教育形式。博物馆可以根据不同的参与者，设计不同的学习活动与多样化的教育项目；可以通过增强计划性和针对性，保障教育资源的文化特色，向社会公布教育活动的日程，方便广大公众的参与，树立博物馆社会教育机构良好的公共形象[11]。
自主性。当代博物馆承载着“为观众自我学习提供服务而实现教育目的”的重任，博物馆里的公民素质教育具有绝对意义上的自主性：没有任何人被强迫学习；没有规定的课程和学习进度；教育无所不在，受教育者在开放的条件下完成自我学习和教育。只要公民个体有提高自身素养的意愿，就可以根据自己所需去博物馆汲取知识、拓展视野、激发创意。公民素质提高的最佳途径是在完全自主、自由的状态下接受科学文化、道德礼仪等方面的教育与熏陶，博物馆恰好提供了理想的场所。
愉悦性。博物馆不仅是一所学校，还是休闲娱乐场所，寓教于乐是其优势所在，也是其他知识传播手段所不能实现的。博物馆通过陈列、展演设施、专家学者讲解等丰富多彩的手段，在同一主题下，以“人”与“物”的互动交流为中心，促使参观者通过观察、听讲、触摸及操作等方式，接受、加工、记忆信息，进而完成整个认知的过程。特别是青少年学生可结合学校课程内容，将单一智力的学习代之以脑、心、眼、耳、手并用的学习。
时代的发展带动了博物馆教育观念的更新和教育活动的创新。博物馆教育因其直观性、非强制性等特点，深受民众喜爱，已被许多国家确认为终身教育的场所。今天，博物馆必须准确把握社会生活的新特点和广大民众的新期待，采取外向的、多维的、以社会文化需求为中心的公众教育形式，实现博物馆独特的文化价值和文化精神。同时，使社会教育功能从传统文化的范畴，向更广阔的科学领域扩展，从随机等待观众的参与，向规范化的全民教育机制转化，使博物馆成为公众流连忘返的文化园地，成为文化教育和传播的中心。
四 改善博物馆的教育方法
荷兰莱顿国家人种志博物馆馆长将人们参观博物馆的动机划分为三类：即“寻求美学的动机；寻求浪漫主义或者逃避现实的动机； 寻求知识的动机”。从心理、生理特征的适用性上研究深化博物馆教育功能，以实现公众的最大受益程度这一终极目标，就必然要求教育理念、教育形式和教育手段的多元化[12]。实际上，在博物馆敞开大门，运用各种手段吸引观众的同时，观众群体也在悄然发生着变化，不仅在构成上呈现出多元化趋势，而且在利用博物馆的方式、目的、需求上也呈现全然不同的多样性。如何以博物馆的资源和优势为依托，通过直观形象的教学手段，强化公民素质教育，提高国民综合素养，是新时期博物馆教育功能拓展研究的重要课题。而如何增强公众和展示场景之间的亲和力、情绪互动以及探索的满足，则需要从实践上予以落实。参与、互动、体验的方式是适应时代和公众的需求，使博物馆教育的对象从被动接受变为主动探索的变革性措施，有助于推进博物馆教育发生本质上的跨越，使博物馆教育增添无尽的活力[13]。
长期以来，博物馆以特有的文明传播方式，为提高公民整体素质做出了贡献。但也有一些博物馆对纳入国民教育体系，特别是为青少年教育服务缺乏主动性，对未成年人免费开放仅限于集体参观，陈列展览忽视青少年的心理特点、知识水平及接受能力，缺乏面向青少年教育的筹划设计，缺乏为青少年服务的活动场所和互动空间，缺乏面向青少年的有效教育手段和方法……因而很难激发青少年们的兴趣，留不住他们的脚步，致使不少青少年感到“博物馆里的东西距离我们太遥远”，参观后并没有获得预期的效果。
事实上，青少年天性活泼，好奇、体验、求知构成了这个年龄段最显著的特点，作为青少年感知历史、认识现在、探索未来的重要文化殿堂，参观博物馆对于他们应是一次终生难忘的体验，博物馆应当充分发挥素质教育工作优势，努力开展内容健康、丰富多彩、生动活泼的活动，并使思想教育寓于其中。应从他们身边生动、鲜活的城市故事说起，把城市的传统文化、历史名人、风土民俗写入学校课本，请进教学课堂，让青少年自觉接受博物馆的养成教育，亲历并感受博物馆的力量，培养对自己城市的情感，将弘扬传统文化、民族文化、地域文化培养成为他们的自觉意识。
博物馆教育活动应以促进青少年心智发育和人格完善为目的，探索适宜的教育形式，为青少年提供各种接触社会的机会和途径，帮助他们健全品格、完善人格，以从容面对未来的生活。心理学研究表明，只有学得快乐才能学得持久、学得有效。因此，博物馆要整体策划青少年“走进博物馆”、“体验博物馆”、“爱上博物馆”的思路，激发青少年的参与意识，引导青少年养成参观博物馆的习惯，使他们充分享受到学习过程中的快乐，既增加知识，又增添乐趣。
在人们的心目中，博物馆是最具科学权威的文化机构之一，人们在博物馆所接受的教育可能会伴随一生，因此，博物馆必须恪守道德原则，以最真诚的方式对待观众，尽可能保证所传播知识的准确性、真实性和科学性。宋向光教授指出：“寓教于乐”不是简单地将学习过程游戏化，而是让学习者感受到学习过程中“豁然开朗”的快乐。因此博物馆教育应当聚焦于如何提高观众在博物馆中享受发现、推理和验证的乐趣上[14]。博物馆应更多采用探索、实验、发现的方法，采用集体学习和研讨的方式，让参观者在学习活动中互动，感受自己能力的提升和信心的增强。“有效的博物馆学习意味着，当观众离馆时，对某一相关的主题有了比进馆时更多的知识和更深的理解”[15]。
今天，博物馆需要进一步从宏观和微观两个方面调整博物馆教育的起点，创造更多更好的与学校教学内容结合互补的活动方式。一方面，积极呼吁博物馆教育进学校、进课堂，从宏观上强化博物馆教育的普及性，使学生们从小接受博物馆文化，为日后科学有效地利用博物馆打下基础； 另一方面，要将博物馆教育前移至学生们准备参观博物馆之时，减少盲目参观、无效参观，提高参观质量[16]。在知识学习方面，不仅要向学生们展示最新的学术研究成果，更要使他们了解这些知识对社会发展的积极作用；在发展能力方面，要通过教育活动，增强同学们的探索能力、交流能力和审美能力；在伦理道德方面，要通过环境营造、榜样引导和制度约束等手段，使同学们养成良好的参观习惯，提升社会公德意识并自觉遵循社会行为规范[17]。
教育部门要制定宏观政策，使学校和博物馆紧密结合，形成良好的互动关系；将组织学生到博物馆参观学习列入教学计划，明确规定教师有义务和责任尽量创造机会引导学生走进博物馆。博物馆则应更加积极地创造条件，将博物馆文化融入学校教育，为学校提供教具教材和特别辅导、赴学校举办展览和活动等，特别是将青少年教育作为博物馆教育活动的基本内容。台湾史前文化博物馆将观众主体定位为中小学生，浅显生动的说明文字使专业性较强的史前文化陈列展览激发了青少年的浓厚兴趣。台中自然科学博物馆同样把主要观众定位为中小学生，设置了大量能启发青少年对自然现象好奇心的大型电动模型装置和惟妙惟肖的场景演示，并有多种可触摸的展品，每年的参观人数高达300万以上。
在美国，博物馆已经成为从小学生到研究生名副其实的第二课堂。成立于1899年的美国布鲁克林儿童博物馆是世界上第一家儿童博物馆；纽约大都会博物馆和古根海姆博物馆，专门为不同年龄段的青少年提供相应的美术教育课程，学校的部分课程甚至直接在博物馆中进行，据统计，每年以班组为单位参观纽约大都会博物馆的儿童和中小学生达20万。正是由于对青少年教育的重视，美国博物馆被视为“儿童最重要的教育资源之一和最值得信赖的器物信息资源之一”。在美国，70%的博物馆有专人负责教育项目，88%的博物馆为幼儿园至高中的学生提供教育项目，每年吸引5000万学生参加； 博物馆每年用于学生教育项目的支出多达1.93亿美元，教育时间至少400万小时[18]。所有博物馆都为学生设立专门教师、实验室，开办专供儿童参观的陈列室或“儿童博物馆”。美国博物馆重视青少年教育，不仅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国民教育思想，培养了国民的创新意识，“而且许多博物馆的捐赠者，都是从小经常去博物馆并对博物馆拥有美好回忆的人”。
五 强化博物馆的教育效果
博物馆是展示一座城市文明发展程度的窗口，更是一所公众的社会大学。1908年，美国宾夕法尼亚博物馆最早开办博物馆培训课程。2001年，美国有100多万教育工作者在课堂上使用了史密森尼研究院编印的教育资料，从学龄前儿童到高中生，数百万人受益。大都会艺术博物馆编印了《希腊艺术》、《韩国艺术》、《东南亚艺术》等系列专题材料，向纽约市的每一所公立学校赠送。加拿大魁北克国家艺术博物馆专门为该地区的学校制定了一套细化的专题类参观计划，使学校可以根据学科性质及学习主题选择性地参观。在英国、新西兰，未来的小学教师都要接受博物馆教学的专门指导。苏格兰国家博物馆将其展览定位为“连接苏格兰过去和未来的桥梁”，2008年推出展览“变化中的国家”，目标就是成为苏格兰的历史教科书。在我国，一些博物馆还尝试开辟专门的学生展区和动手室，如中国科技馆的“儿童乐园”、河南博物院的“历史教室”等，均取得了较好的效果。而上海博物馆每当有重要的展览，都委派馆内人员或志愿者到“文博基地”中小学校，开展“观前导览”讲座。同时，鼓励教师们把课堂搬到博物馆，将被动的“教育”转变为主动的“学习”[19]。
近年来，全球博物馆均致力于创新青少年教育的内容、形式和手段，不断改善服务质量。如我国故宫博物院聘请著名少儿节目主持人录制导游讲解；上海科技馆策划了创新大赛、科普夏令营、科学小讲台等一系列丰富多彩的活动。英国自然历史博物馆为13岁以下儿童举办“自然历史俱乐部”，指导儿童完成野外或室内作业；对大学生除在一定程度上为某一课程提供大量展品外，还在暑假接待二年级以上的大学生，使他们了解藏品的广泛知识；对研究生，指定专门工作人员进行指导，并欢迎他们参加博物馆实际工作[20]。
每年的国际博物馆日，青少年均可以在博物馆参加一系列学习活动： 博物馆可以为青少年提供复制最喜欢的油画、雕塑或纪念像的机会，通过模仿艺术作品展示才华； 通过竞赛的方式奖励青少年的作品；邀请青少年到博物馆展示自己独特的收藏，培养其收藏爱好……这些可供选择的、参与式的多向交流活动，对于青少年来说是有趣和难忘的，同时也使他们有机会与其他的伙伴，以及博物馆职工和观众进行交流[21]。英国的博物馆设立家庭活动日，专门为家庭设计展览服务项目，一方面，父母和孩子在博物馆都能得到学习的机会；另一方面，无疑增加了观众的数量[22]。我国天津博物馆定期邀请学校将历史课搬到“中华百年看天津”展厅，帮助同学们真切直观地了解家乡的历史，也为教师的教学开辟了新天地[23]。
博物馆需要更多地与学校、家庭、社会联合起来，共同举办与展览主题相关的活动，使博物馆教育真正成为学校教育的必要补充。例如对在校学生，可组织配合学校教学的现场实物教学，组织专家学者与学生交流座谈；在假期，则可以组织兴趣小组、户外考察等活动。在发达国家，参观博物馆历来是学校教育的一个重要环节。例如维也纳的中小学美术、音乐等选修课，艺术史等必修课，每周2学时，到博物馆参观同样可以计入课时。在我国，上海高中二年级、七年级中学语文课本（试验本）分别选用了有关“晋唐宋元书画国宝展”的文章《百代法书》和《上博今日无眠》。
实现博物馆教育与学校教育的结合，需要充分发挥教师的积极性，共同为青少年的成长和发展搭建良好的平台。如湖南省博物馆与长沙市中学历史教师联合会合作成立“长沙市中学历史教师沙龙”，招募现任历史教师和研究人员研究博物馆的历史文化，使博物馆资源与学校教学切实结合。实际上，历史类、艺术类、自然类、科技类、名人类以及民俗民族类等博物馆，都可以紧密结合相关学校教育；语文、历史、地理、生物、美术、自然等各类课程，也都可以根据需要，把课堂搬到博物馆进行现场教学，发挥博物馆独特的教学功能。
目前，免费开放虽然拆除了博物馆的有形门槛，但如果博物馆依然固守“灌输教育”的模式，那么横亘在观众与博物馆之间的无形门槛依然存在，观众对博物馆仍然会敬而远之。而诸如天津博物馆在主要媒体上连续登载的“怎样参观博物馆”、“怎样看懂博物馆的陈列”等知识介绍以及苏州博物馆的社会讲座“如何走进博物馆”，则为科学参观、文明参观、愉快参观奠定了基础，市民参观既省时、省力，又能很快抓住参观重点，收到了良好的效果。再如中国丝绸博物馆面向杭州市学龄前儿童和小学生开展的“大家来养蚕宝宝”这一极富中国特色的博物馆青少年科普实践活动，从每年3月发出活动通知，直至蚕宝宝吐丝结茧，整个养蚕期间，博物馆发放蚕宝宝、养蚕器具，到学校举办蚕桑知识讲座，在博物馆网站开设养蚕专栏，与养蚕学生在线交流，并要求学生写养蚕日记，拍摄养蚕过程，以蚕桑为题材作画，用蚕茧制作工艺品等。最后，优秀作品在博物馆展出。同学们通过亲自养蚕，不但掌握了养蚕的全过程技术，同时了解了蚕桑丝绸文化的相关知识。
我国目前的学校教育中，地域历史、文化传统的教育比较欠缺，而博物馆则拥有十分丰富的资源。2007年，湖南省博物馆举办“国家宝藏”大型专题展览，同年长沙市首次将展览内容列入中考试题，以“宣传家乡”为题，要求学生完成四羊方尊的解说词提纲；中国国家博物馆配合中小学教材，编辑《中国历史》、《社会发展史》等教学幻灯片和中小学《历史教学挂图》等形象的教学参考资料；内蒙古博物馆为小学教学大纲所制定的“学生综合实践课”设置了一整套教学方案，开设环境保护、石器打制、青铜器铸造、陶瓷制作等课程。这些都是博物馆教育与学校教育有效衔接的可喜结果。
今天，博物馆在社会教育角色上，已不限于回顾历史、灌输知识，而是积极透过博物馆研究和展示，传达当代社会的种种问题与现象，并且构建大众对于博物馆文化的认知，跻身到参与社会文化重构的行列。宋新潮先生指出：“西方博物馆界秉承两个发展理念：‘艺术即历史’，‘艺术就是人的发展’。我们今天致力的，就是恢复博物馆完整的社会地位，吸纳更广泛的社会人群走进博物馆的大门，让他们在这里不断完成人生的审美熏陶、伦理教育，这正是博物馆免费开放的目的之所在。”[24]因此，博物馆的公民素质教育旨在搭建起公共教育平台，使博物馆成为公民提高自身素质的文化殿堂和理想场所，也昭示着传统博物馆向现代博物馆的历史性跨越。同时，我们也应该看到，博物馆发挥公民素质教育功能，同样有助于自身的建设与发展。在全球化时代，博物馆要避免被社会所遗忘和被边缘化，就必须将目光投向社会发展及其变革，获得社会与公众的关注与重视，从而提高自身的社会地位和影响。因此，博物馆的发展与公民素质的提高，本身就是一个相互促进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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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王宏甲：《张謇与中国近代第一城》，《文化月刊》2007年第7期。
[2]郝黎：《从若干博物馆实践看博物馆教育》，中国博物馆协会、宁波博物馆编《21世纪博物馆核心价值与社会责任》，第29页。
[3]黄琛：《漫谈博物馆宣教服务体系建设》，《中国文化报》2008年7月4日第6版。
[4]吕天璐、乔欣：《博物馆的首要功能是教育》，《中国文化报》2009年7月21日第6版。
[5]艾斐：《建设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人民日报》2008年1月17日第11版。
[6]许江：《技术之光，取代不了人文之光》，《人民日报》2010年5月13日第12版。
[7]李琴、陈淳：《公众考古学初探》，《江汉考古》2010年第1期。
[8]舒泰峰：《奈斯比特观察中国大趋势》，《北京日报》2009年10月19日第19版。
[9]弗朗索瓦·科泰等：《博物馆：城市之脉动与激情》，《国际博物馆》2006年第2辑。
[10]毛颖：《博物馆与青少年教育》，《东南文化》2010年第1期。
[11]宋向光：《愉民育民 不辱使命》，《中国文物报》2008年4月25日第6版。
[12]杨琛：《再论博物馆讲解员的工作》，中国博物馆协会、宁波博物馆编《21世纪博物馆核心价值与社会责任》，科学出版社2010年，第138页。
[13]李象益：《当今博物馆创新理念及其发展态势》，《浙东文化》2008年创刊号。
[14]沈岩：《从免费开放反思当前博物馆教育的改革》，《中国文物报》2010年2月24日第7版。
[15]严建强：《论博物馆的传播与学习》，《东南文化》2009年第6期。
[16]沈岩：《从免费开放反思当前博物馆教育的改革》，《中国文物报》2010年2月24日第7版。
[17]宋向光：《愉民育民 不辱使命》，《中国文物报》2008年4月25日第6版。
[18]张和清：《美国博物馆的管理与运作》，《中国文化报》2008年10月22日第7版。
[19]顾咪咪：《博物馆成了课外“大学堂”》，《解放日报》2009年7月27日第8版。
[20]宋向光：《愉民育民 不辱使命》，《中国文物报》2008年4月25日第6版。
[21]黄磊：《国际博协关于2006年国际博物馆日活动的说明与建议》，《中国文物报》2006年3月10日第6版。
[22]焦丽丹：《免费开放下的英国博物馆（上）》，《中国文物报》2009年12月16日第7版。
[23]李玫：《博物馆走进社区的意义及途经》，《博物苑》2008年第1期。
[24]李舫：《中国博物馆从“藏宝库”到“魔法棒”》，《人民日报》2010年1月29日第17版。
《东南文化》2010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