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世纪博物馆的回顾与展望
安来顺
在二十世纪，博物馆的发展变化是空前的。就全世界而言，博物馆领域经历三次影响巨大的革命，使博物馆作为一门专业完成了从无到有，从粗糙笼统到精细专门的历史进程。就中国而言，博物馆事业走过了它初创期、初步发展期和大发展期，期间虽历经磨难，但显出了它的顽强的生命力。诚然，东西方巨大的政治、文化和哲学上的差异，使博物馆遵循着不同的理念，进行着不同的实践，但作为一种世界性的文化现象，博物馆的共性还是普遍存在的。
同其他事物一样，博物馆的工作、思想、理论、方法、体制和组织等，所有属于博物馆现象，都是在历史中形成的，并随着不同社会秩序的发展而呈现出不同的特点和阶段性变化。沿着这一历史发展脉络，追寻博物馆的进化过程，不仅是一种历史责任，更是勇敢而理智地对待二十一世纪博物馆的重要前提。诚然，对贯穿整个世纪、内容纷繁的所有博物馆现象进行完整的记录并总结出规律几乎是不可能的。所以，本文仅通过划分二十世纪初到三十年代，两次世界大战，到七十年代、八十年代以来这样三个大的阶段，描述世界和中国博物馆的主要情况，在此基础上试图归纳出将影响二十一世纪博物馆格局的几个重要问题。
二十世纪初至三十年代的博物馆
现代博物馆已有二百多年的历史。然而，二十世纪以前以欧洲为代表的博物馆主要是从私人皇室、贵族和学者的收藏中脱胎而来，并逐渐演变成公共机构。尽管由于历史上受封建主义禁锢较少，北美博物馆的发展方向略有不同，但在总体上，二十世纪以前世界上主要的博物馆仍留存着许多私人收藏所的痕迹。
随着博物馆在发展中面临的共同问题，欧洲和北美开始了世界博物馆历史上的第一次革命。这次博物馆革命从十九世纪末开始，到二十世纪二十年代中期发展到顶峰。其内容是要将博物馆从纯收藏研究机构和它们所依附图书馆、研究所中解脱出来，变博物馆为真正意义上的社会开放机构，发挥其社会功能，特别是教育功能。作为其结果，社会逐渐普遍地接受了博物馆是一个社会教育机构的观点。1904年，大卫·穆雷曾经写道：“德国的博物馆已经成为社会教育基地。在那里，每一个课题都因为配备博物馆教师而变得易于理解。”1911年，马格利特·泰尔伯特·杰克逊说：“在美国，博物馆被视为教育体系的一部分。”后人又将这次博物馆革命称为“博物馆现代化运动”。
从本质上讲，第一次博物馆革命是当时博物馆状况的必然结果。因为几乎所有的博物馆在实践中都面临具有普遍性的问题，那就是博物馆的功能太多地局限在开放了的收藏所，或是属于图书馆、研究所的一部分，大多数人似乎没有认为博物馆是一门专业。持续近30年的第一次博物馆革命，提高了博物馆的社会职能，也拉开了博物馆专业化进程的序幕。1917年，美国博物馆协会的博物馆研究委员会就提出：“博物馆工作似乎应当被视为一门专业。”但这种观点在当时并没有被普遍接受。迄至1925年，该协会通过了《博物馆工作者准则》。尽管在“准则”前并没有使用“职业”这一限定词，但博物馆作为一门专业已出露端倪。这一趋势，在博物馆的一些重要业务工作领域，特别是在传播领域得到了反映。
陈列展览是博物馆传播领域最重要的组成部分，也是博物馆实现社会教育功能最基本的手段。欧美的博物馆从二十至三十年代开始了最早的博物馆观众调查和研究。有资料显示，国际上最早比较系统地研究博物馆观众行为的论文发表于1916年，核心是研究陈列展览设计诸因素与观众参观疲劳之间的关系。1928年至1936年之间，被后人称为“博物馆观众研究之父”的博物馆学者罗宾逊又与心理学家麦尔顿联手，发表了10余篇重要的论文。研究方法的明显改进和训练有素的心理学家的介入，并用博物馆的语言阐述观众研究成果，这在二十世纪早期世界博物馆史上是具有划时代意义的。
博物馆现代化运动和专业化趋势还推动了博物馆共同知识体系的形成。在二十世纪初到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国际上出版了一系列博物馆工作手册，开办了一些博物馆培训课程，成立了一批专业协会，创办了专门杂志。继1889年成立的世界上第一个博物馆团体——英国博物馆协会之后，美国博物馆协会也于1906年宣告成立。1901年开始，英国博物馆协会开始出版《博物馆杂志》（Museums Journal），成为世界上第一部国家级的博物馆专门刊物。1908年，美国的宾夕法尼亚博物馆开办了第一个博物馆专业培训课程。从此开始，博物馆学（有人称为“博物馆研究”）以其自身的特性引起了人们的兴趣。这一阶段在博物馆学说史上被称为博物馆学的经验描述阶段。
几乎与西欧北美资本主义国家第一次博物馆革命同时，十月革命在俄国的胜利也为世界博物馆无论在内容还是形式上增添了新的色彩。苏联在对旧有博物馆进行改造的同时，还创立了一种综合表现地方历史、自然资源和社会主义革命成就的全新的社会主义博物馆形态。1918年12月5日，苏联最大的博物馆艾尔米塔什博物馆正式更名为国立艾尔米塔什博物馆，1917年至1923年之间，该馆的展品增加了10万件。而在1921—1936年间，新型博物馆在苏联全境迅速增加，博物馆总数达到540座，1938年的参观人数有3000万。这种新型的博物馆在此后的几十年里对中国和东欧国家的博物馆格局产生了极其深刻的影响。
除人文历史类的博物馆之外，在二十世纪前三、四十年，其他类型博物馆，特别是科学技术博物馆在欧美也逐步进入成熟期。其重要象征之一是，现代科学技术博物馆的一条重要原则“米勒原则”在这一时期被提出和得以实践。著名的德意志博物馆于1906年临时开放，1925年建成并正式开馆。当时博物馆的重要代表人物奥斯卡·范·米勒认识到：欲引导广大民众对博物馆产生浓厚的兴趣，单纯展出那些“死的机器”是远远不够的，观众应当被鼓励通过搬动手柄或揿动按钮来操作展品。这一思想及其日后实践的成功，使欧洲和其他地区科学技术博物馆的创办者们获得了灵感。1936年，巴黎发现宫的建成，代表着米勒原则的变化，也是欧洲科学技术博物馆进入成熟期的例证。
现代博物馆是在十九世纪末被中国的外交官、留学生、学者从西方介绍到我国的。经过近50年的酝酿准备，中国的博物馆事业以南通博物苑的建立为标志进入了它的初创阶段，又以故宫博物院的成立、中央博物院的筹备以及一些省份博物馆的建立为标志进入它的初步发展阶段。
初创阶段的中国博物馆，有一个重要特点，那就是它们绝少像欧洲那样脱胎于私人收藏，而是剧烈社会变革的产物。这些博物馆的创办者们希望借博物馆之利，“留存往迹，启发后来”，开发民智，提高国民的文化和教育水平。所以中国的博物馆从一开始就被赋予了重要的社会使命。这一特点反映在一大批博物馆先行者的博物馆观和博物馆实践上。
张謇（1853—1926），清末状元、著名实业家和教育救国论的鼓吹者和实践者。他从1903年开始积极倡导创办博物馆，先后向张之洞和清朝学部递交了《上南皮相国请京师建设帝国博览馆议》和《上学部请设博物馆议》两个奏折，阐述自己的博物馆主张。遭拒绝后，于1905年用自己的资金在家乡南通建立了第一个中国人自己办的博物馆——南通博物苑，开了中国民族博物馆事业之先河。1912年，南京临时政府在教育部专门设立了社会教育司，具体负责博物馆事务。同年7月，教育部在北京国子监旧址筹设国立历史博物馆。该馆1917年迁往故宫午门，1926年正式开馆。继历史博物馆之后，1914年，古物陈列所建立，有关统计资料显示，1928年7月至1934年六年间古物陈列所的观众人数达到422000，最多月份为17457人次。到1920年，全国已有13座博物馆，除北京以外，还分布在保定、天津、江西、山西等地。20年代中期以后至抗日战争爆发前，中国短暂统一使博物馆的发展有了相对宽松的社会环境，也是中国博物馆的初步发展时期。截止到1936年，全国的博物馆已达到77座。其中具有代表性的是故宫博物院的建立、中央博物院的筹建和一批省级博物馆的相继建立。
1925年10月10日故宫博物院的成立是中国博物馆大事记中的重要一笔，它可以同法国卢浮宫和俄罗斯艾尔米塔什的开放一起载入世界博物馆史册。正是在法国资产阶级革命、俄国十月革命和中国辛亥革命这三次伟大革命运动的直接影响下，世界上三座著名封建帝王宫殿真正变成了向公众开放的文化机构。1933年4月中央博物院的筹建则从规模上、理念上和规划上反映了现代化博物馆的基本要求，代表了当时中国博物馆的最高水平。遗憾的是，战争毁掉了这个宏伟的计划，从1933年4月筹备到1937年8月底因战争停建，它的一期工程也仅仅完成了75%。
博物馆事业的发展，带动了博物馆专业意识的加强，博物馆从业者希望联合起来，共商博物馆学术，推动博物馆的互助合作。1935年4月中国博物馆协会宣告成立。日浓的学术空气和博物馆协会的大力推动，使中国第一批博物馆专著相继问世，这些著述虽以总结博物馆实践经验为主，但其中仍不乏博物馆理论思辩的启蒙。
回顾二十世纪前三十年的中国博物馆，不能不提及外国人建的一批博物馆。在二十世纪的前20年中，法国传教士在天津建立了华北博物院（1904）、英国传教士在济南开办了济南广智馆（1904）、法国传教士在天津筹设了北疆博物院（1914年）、日本人在旅顺建立了满蒙博物馆（1915年）、英国传教士在成都筹建了华西协和大学博物馆（1919）等。这些博物馆在传达西方博物馆技术方面，曾对中国的博物馆有某种借鉴意义，但作为半殖民地文化的产物，它们又往往故意诋毁中华民族文化，有的还参与或甚至直接从事了掠夺中国文化财富的勾当。
两次世界大战至六、七十年代的博物馆
发生在二十世纪的两次世界大战，曾使当时的世界博物馆发生巨大变化，也对日后的世界博物馆大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
在战争期间，许多博物馆屡遭战火破坏。1933年至1939年欧洲的100多座博物馆被撤下了几乎所有的绘画、雕塑和其他艺术品。对许多欧洲人来说，1939年3月12日是终生难忘的，因为这一天之内有4800多件艺术品在柏林被焚毁。在苏联，仅1941年一年就有427座博物馆和大量珍贵文化珍品损毁于战火。在战争中，博物馆还成为重要的意识形态工具。正义者通过博物馆的陈列展览向普通公众传播重要的思想观念，而非正义者也试图利用博物馆为其法西斯主义服务，如1938年意大利建立的墨索里尼博物馆，就完全服务于种族灭绝政策。此外，在正规学校教育因战争无法正常实施时，博物馆也起到了有效的弥补作用。虽然博物馆与学校的联系早已有之，但两种教育机构在组织机构上密切合作，还是开始于两次世界大战期间。这种合作一直延续到今天。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尽管地区与地区、国家与国家间相差悬殊，但从总体上看，欧美博物馆的发展速度是相当快的。从有关统计资料中人们可以发现，博物馆和博物馆观众大多数集中在北美、西欧和日本。二战后德、奥、瑞士的博物馆总数为2800多，美国是2000多，日本是1500多。到六十年代末，美国至少有8000座博物馆，年参观人数到达三亿人次。纽约大都会艺术博物馆1967年创造了年观众人数4700万的纪录，最多时一个星期就有62000观众。
回顾两次大战前后的世界博物馆，两个著名的国际组织成立是不可忽略的，它们在联系全世界博物馆工作者，推动博物馆专业发展中发挥了巨大作用，那就是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成立的国际博物馆局（International Museums Office）和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成立的国际博物馆协会（International Council Of Museums，ICOM）。
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不久建立的国际联盟认为，国际、国家和地区的文化遗产领域可以对创造和推动和平进程发挥重要作用。所以，国联所属的国际文化合作委员会马上建立了一个名为国际博物馆局的机构，通过协调和推动研究、教育和出版等方式来支持博物馆的发展。它创办的国际性博物馆期刊Mouseion，曾领导国际博物馆出版物长达20年，是日后广为人知、引用频率极高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博物馆》（Museum），亦即今天的《国际博物馆》（Museum International）的前身。1936年，国际博物馆局曾起草一部关于在国际战争和国内冲突中保护历史遗址和艺术品的国际条约，尽管它的条款并没有被正式批准，但对二战后1954年通过的著名的《海牙公约》产生了深远的影响。1939年9月，当欧洲再度陷入战争后，该局又通过出版如何在战时保护文化财产的专门书籍发挥着作用，直至1946年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接管。
1946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一次代表大会在巴黎召开，代表们呼吁在文化领域建立一个新的世界性组织，以强调博物馆在教育和文化发展中的作用。几乎在同时，一系列博物馆会议也在卢浮宫举行，商讨成立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相联系的非政府性组织——国际博物馆协会。1946年11月16日国际博协正式诞生。除出席会议的14个国家的代表外，联合国、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等5个政府性国际组织和包括中国在内的14个国家致函声明支持国际博协，表示了与国际博协进行合作并在各自的国家建立国家委员会愿望。国际博协执委会决定建立国家和含盖当时各主要博物馆类型的国际委员会。从1946年创立之日起，国际博协坚持了致力于国际博物馆事业发展的既定政策。
世界博物馆的专业化和博物馆学发展进程，与国际博协50多年工作有着密切的联系。这一点可以从四十年代到七十年代的历次国际博协大会中得到印证。1948年巴黎大会，呼吁正确认识包括藏品保管和陈列技术人员在内的博物馆技术人员的地位及其培训;1950年伦敦大会，将修复人员认同为一种独特的博物馆专业领域，并对该专业的培训要求、资质、工资状况、所需科研工作时间及其他工作条件进行了全面调查;1953年米兰大会，提出了博物馆对具有丰富教学经验的教育专门人才的强烈需求，并建立了博物馆教育国际委员会。特别需要提到的是1965年的纽约大会，它也许是国际博协早期历史上最重要和最有影响一次会议。会议对博物馆专业人员进行了比较细的划分。从此以后，几乎含盖所有博物馆工作领域的人员，在国际水平上得到了专业上的认同，这对博物馆这门行业的发展起到了历史性的作用。这些专业人员包括；博物馆研究人员、科学实验室人员、艺术品修复人员、科学保护技术人员、符合博物馆教育和文化活动要求资质的人员，以及其他范围广泛的技术人员，如视听技术人员、展览安装和展示人员、照明、温湿度控制人员、保安人员、图书馆技术和登记人员等。另外，纽约大会还提出了对小型博物馆从事多种工作的人员培训计划。
二战之后，许多学校教师强烈呼吁利用博物馆提供教育机会。但此时的博物馆教育主要是针对学生做一些特殊的安排，而对成年人的要求则关注甚少，陈列展览也很少注意非专业观众的接受能力。六十年代以前的博物馆教育基本上定位在辅助学校教育。而六十年代以后，博物馆教育开始成为一种职业，尽管它在当时还是队伍很小的职业。随着现代社会大众化趋势的发展，教育从贵族和知识精英的狭窄圈子中解脱出来，成为普通公众寻求自我发展的一种基本权利，这种趋势推动了现代博物馆教育功能的加强。1970年德国出版论文集《未来的博物馆》，有人做了这样的结论：在人类教育事业中，作为服务性机构，而不是作为精英分子的研究教育机构那样行事，博物馆就会在未来社会中保持必要的和重要的地位。
注重教育是美国博物馆的传统，也在这方面比欧洲国家做了更大的努力。有调查显示，早在1961年，每5个美国的博物馆中就有4个提供组织良好的教育活动项目，有的还为儿童和年轻人建有专馆。在发展中国家，博物馆利用自己丰富的文化遗产，设法突出文化特性，鼓励民族自信心。所以这些博物馆更加接近群众，鼓励了民众的民族自信心。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特别是六、七十年代，除博物馆教育之外，陈列展览也是博物馆专业化的重要内容。这一时期陈列展览研究的成果体现在对陈列展览有效性和吸引力的研究中，并由此诞生了一系列新观点、新方法。这些观点和方法为当今陈列展览有效性和吸引力评估奠定了基础。
鉴于对博物馆在教育群众中特殊作用的认识，苏联等社会主义国家根据不同的国情，以社会主义文化革命理论为基础，逐步对博物馆进行了改造。1949年至1950年，苏联加强了对博物馆研究、收藏和陈列展览的领导，1955年将博物馆与地方文化、历史研究所改为博物馆学研究所，目的是把博物馆工作置于更健全的社会主义理论和方法论的基础上。同年，《苏联博物馆学基础》在莫斯科出版。该书根据当时的知识水平，系统地探讨了博物馆工作的理论和方法，试图以科学理论来武装苏联博物馆工作者。这本书日后成为许多社会主义国家博物馆体系的基本框架。
六十年代以后的10余年间，世界科学技术博物馆的发展取得了喜人的成就。无论在欧美，还是在第三世界，科技博物馆的形式和内容都更加完善。那个时期形成的新趋势是：博物馆更加注重人的需求，更加接近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更加接近人类科学技术的、环境的今天和未来。
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博物馆学进入了以按一门科学来建设的新阶段。从此博物馆的理论思辩运动随博物馆专业化水平的日益提高而波及到几乎世界的每一个角落。虽然早在1934年莫斯科大学就开办了博物馆学课程，1948年国际博协第一次大会上，首任主席乔治·索雷斯就提出“由国际博协带来的主要变革之一是博物馆学逐渐被认同为作为博物馆工作整体的一部分”的看法，但将博物馆学作为科学来建设的努力是从六十年代开始的。国际公认第一部博物馆综合性理论专著出版于1968年，作者是吉里·纽斯普尼。
博物馆理论思辩运动的再度兴起决非偶然，它与发生在五十、六十和七十年代的第二次博物馆工作革命有着直接的联系。这次革命的主要内容是对博物馆社会教育作用的再认识。经过这次革命，现代博物馆工作的基本原则被界定为：辅助教育的再创造、藏品的动态展示和对观众的亲和接待。它的一个重要转折点是1971年在法国举行的国际博协第九次大会。这次以“服务于全人类今天和明天的博物馆”为主题的大会，强调了博物馆在社会、教育和文化行为中的潜在作用。会议认为，博物馆的主要功能“首先而且必须体现为所有的人服务宗旨”，要坚持不懈地“为变革的社会服务”。这一新的观点在1974年哥本哈根国际博协第十次大会的决议及其新的《国际博协章程》再次得到全面体现。这一新的《国际博协章程》对博物馆所作的“为社会和社会发展服务”的定义，至今在全世界仍最具代表性和权威性。
作为第二次博物馆工作革命的逻辑结果，博物馆方法论也发生了很大变化。人们积极总结和整理博物馆各个领域的实践经验，又利用博物馆领域之外的成果加以升华。不少博物馆人士对一些涉及博物馆行业发展的根本性问题提出了大胆的质疑。其中有代表性的是对博物馆藏品所属专业学科的绝对权威提出了挑战。一位博物馆学者的陈述在博物馆界引起广泛的共鸣和关注。他写道：“就一般情况而言，历史博物馆是由历史学家领导的，自然博物馆是由生物学家领导的，艺术博物馆是由艺术史专家领导的，等等。当然，在把握博物馆所涉及的专业学科水平方面，这也许是必要的。然而，对于将博物馆变成真正意义上的公共机构而言，这是不够的。”博物馆专业的这种认识，随即在博物馆实践中，特别是用人机制上得到了反映。在六、七十年代，新建或扩建的博物馆破天荒地聘用了大批藏品所属专业学科以外专业人员，称为新专业人员。这支新专业人员队伍在以后20多年中迅速壮大。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中国的博物馆遭到了巨大破坏。1938年10月出版的《时事月报》发表《抗日战争以来我国教育文化之损失》一文，其中提到的沦陷区和战区的42所博物馆和54个古物保存所遭到不同程度的损坏。抗战胜利后，中国内战又起，当时的社会环境已不可能使博物馆得到发展。到1948年新中国成立前，全国仅剩下了13座博物馆，且举步维艰。
新中国成立后，党和政府开始在医治战争创伤的同时，大力发展博物馆事业，迎来了中国博物馆的第二次发展高峰。五十至七十年代中国博物馆的特点是，苏联的博物馆理论和实践被全面引进到中国的博物馆建设中，一个苏联模式的博物馆体系在中国大地逐步建立。
1958年，中共中央北戴河会议决定在天安门前建立中国历史博物馆和中国革命博物馆，作为国庆10周年献礼的北京十大建筑之一。其基本陈列是用唯物主义观点，分阶段表现中国历史的发展进程，向人民进行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爱国主义教育和社会主义教育。中国历史博物馆和中国革命博物馆建立的不同寻常的意义在于，它们作为全国博物馆业务的龙头和社会主义博物馆实践的典范而影响全国博物馆，特别是历史类（包括古代史和近现代历史）博物馆长达20年。
除国家级博物馆之外，全国各省市陆续建立全面反映当地自然资源、历史发展和社会主义建设成就的综合性博物馆。这种苏联模式的博物馆被称为“地志性博物馆”。到1957年，全国博物馆达到72个，基本上改变了博物馆过去集中于少数大城市的局面，而其中地志性博物馆占了绝大多数。毛泽东主席1958年视察安徽省博物馆时的讲话，是对这种类型的博物馆的充分肯定。
五十年代新型博物馆在中国的出现和发展，引发中国博物馆界对博物馆性质和任务的理论思考。新的博物馆实践，也呼唤新的理论指导。在这种背景下，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被引入到中国博物馆理论中。1956年的全国博物馆工作会议以及会议形成的“博物馆是收藏机构、教育机构和科学研究机构以及博物馆要为人民服务，为科学研究服务”的“三性二务”理论，就是中国博物馆界对博物馆性质任务的基本概括，它结合了博物馆工作收藏、保护、传播的一般规律和中国社会主义制度的国情做出的，并在日后成为中国博物馆事业发展的基本定位。
五十年代后期到七十年代中期，中国走着与当时国际博物馆运动完全不同的道路。一浪高过一浪的政治运动席卷中华大地，博物馆也不可能幸免，博物馆再次走向低谷，甚至出现了倒退。在博物馆业务遭受重创的同时，博物馆的政治功能被利用到了极至，博物馆的文化属性损失殆尽，社会教育功能被扭曲变形，博物馆一度甚至一度沦为政治斗争的工具。离开世界大家庭的中国博物馆与博物馆发达国家之间的距离拉大了。
八十年代以来的博物馆
八十年代以来，在世界范围内，博物馆是一个不断发展的领域。据国际博协统计，1973年全世界博物馆在20000座以上，雇员约10万。八十年代中期至少增加到25000座，1981年出版的《世界博物馆》共列举了150多个国家的18000个博物馆。其中84%在北美和欧洲;8.7%在亚洲和太平洋地区;4.5%在拉丁美洲;1.5在撒哈拉以南的非洲;1.3%在阿拉伯国家。目前，世界各地博物馆总数已经超过27000座，而其中半数以上的历史不超过50年。博物馆的类型和内容更是多种多样，几乎含盖了人类自然和人文遗产的各个领域。世界博物馆的这次大发展始于六、七十年代，在八十年代抵达顶峰，九十年代以后趋于平稳。
然而，近20年来的世界博物馆，无论是结构、功能，还是运作方式，都与十九世纪世界博物馆发端时期，甚至与二十世纪前五十年有明显的差异，出现了前所未有的纷繁局面。出现这种形势的社会背景是广阔而又复杂的，是政治、经济、文化等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无论是在博物馆内部，还是外部，人们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关注博物馆。作为这种广泛关注的必然结果，一系列新的实践探索和研究成果应运而生。
在博物馆诸多内外部关系中，人们可以发现博物馆主要在四个方面发生着变化：博物馆与政府、博物馆与公众、博物馆与资金和博物馆的专业化。
八十年代以后，随着财政压力的加大，博物馆开始寻找与政府间的健康关系。八十年代中期，西欧一些国家经历了一场“博物馆独立化运动”。其核心内容是博物馆与政府在人类遗产领域进行分工，由政府对属于国家所有的文化遗产的收集、保护及其实施所必需的资金、建筑、设施和人员方面负责，而在传播、服务等领域，享有较多的自由。这一运动在文化遗产保护得到最基本保障的前提下，弱化了博物馆对政府过多的依附，也使博物馆有了更多的机会和空间在传播和服务领域走近社会。
博物馆资金短缺在八十年代以来日益成为一个世界性问题。为解决这个问题，博物馆做了许多尝试。博物馆结构的变化，资金来源的多渠道化以及随之出现的对资金筹措管理需求等，使博物馆的运作呈现出独立化的趋势。在不少西方国家，博物馆在政府管理水平上已被称为“博物馆实业”，而对市场研究人员而言，已成为“博物馆商务”。以英国为例，九十年代初有人做了这样的统计，在英国，“遗产工业”已被认定占有300亿英镑的市场份额，博物馆的决策机构也正在努力确定自己所占市场份额。在博物馆界，人们日益接受了这样的观点，博物馆的“非营利性”，不等同于“不能营利”，而应当是“不以营利为目的”。这种观点使博物馆出于事业发展需求而向公众提供有偿服务在理论上找到了依据。
国际博物馆界二十年来形成了一个重要共识，博物馆不仅关心物，更要关心人，人的因素是衡量一个博物馆能否实现将藏品的意义和价值传达给观众这一终极目标的最基本的标准。某些保守的博物馆忽视普通公众需求的做法受到了越来越激烈的指责。处于社会变革重重包围之中的博物馆不得不重新审视自己既作为人类知识的储存机构，又作为人类及其环境关系阐释者的作用，反思博物馆的公众态度和对公众应负的责任。开始于七十年代，贯穿于八十年代的观众调查等市场研究技术，已在近年来趋向将观众作为博物馆“消费者”而提供“消费者照料”的研究。与此同时，为所在社区服务，变博物馆机构为“社区中心”的观念也逐渐在成为一种时尚。如果说七、八十年代以“目标观众群”调查为主要特征的观众市场研究是博物馆走近普通公众的被迫行为的话，那么进入九十年代后博物馆高度的民主化和社区中心化趋势则是博物馆迎接挑战，提高社会地位的主动探索。
在博物馆与公众关系之间建立良性关系的一个重要问题是如何认识非专业公众利用博物馆的问题。八十年代末，澳大利亚著名的博物馆学者唐纳德·霍恩曾提出过一个挑战性的观点：“不论受过良好教育与否，大家都是平等的，我们不应追求名词意义的博物馆，而应当追求我们大家的博物馆。因此，需要所有的人都能‘读’懂博物馆。”他尖锐地指出，阻碍博物馆与公众关系良性循环的核心问题是公众与博物馆在文化上、专业上的隔阂，以及公众与博物馆社会责任之间的隔阂，这两个特征至少在大型的博物馆中表现得尤为突出。
八、九十年代以来博物馆对人的关注，已不仅仅局限在适当数量的停车位、剧场的座位，而是深入到富有想象力地对观众和潜在观众的需求作出响应，对博物馆社区现存的和潜在的各种热点问题的充分理解，并参与其中，借以保证博物馆与对公众始终处于相互理解，相互支持的情态之中。人们认为，博物馆必须将自己溶入公众的感受之中，否则在博物馆与公众之间便不会产生交流，也不会有任何理解可言，“更加体贴人”对博物馆来说是至关重要的。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之下，1989年国际博协海牙大会选择了“博物馆能否成功成为新文化的催化器而不仅仅是古老遗产的反射仪?”这样的核心议题。
三十年来，博物馆专业中多样性趋向日益发展。博物馆教育在60年代的基础上，已经成为一个专门的工作领域。在这一领域，除了需要作为教师或博物馆研究人员所应具备的基本知识外，还需要专门的培训，博物馆教育已在博物馆界和教育界拥有了属于自己的位置。在陈列领域，三十年来，陈列展览正处在与其它文化机构的激烈竞争中。博物馆已经认识到，根本的竞争力在于赢得更多的公众支持。实践也已经证明，陈列内容主题上更加贴近公众，在筹划和设计中更多地关注观众因素，代表了博物馆陈列工作的未来。另外，不少相关学科的研究成果被借鉴到博物馆中来，这种嫁接集中体现在将市场学和公共关系学引入博物馆管理实践中。一些博物馆的支持性专业也在得到了相应的发展。例如，目前英国的大中型博物馆中藏品所属专业学科的绝对人数比六十年代有了大幅度增长，六十年代他们所占全部专业人员的比例为80%到90%，而现在则只能占到40%，而其余60%则被其他“新专业人员”占有。
八十年代以来，欧洲的科学技术博物馆总的趋势是更多地热心于“动手”性展览，观众用手或大脑去操作那些逼真的实验，在展示中鼓励对科学技术与人类生活条件、环境影响和冲突，以及人类社会生活与健康等问题的讨论，改变了以往博物馆只关心过去的观点，强调传播现代科学技术，甚至强调传播今天所能预测到的未来。而在北美，特别是在美国，科学技术博物馆发展最为明显的趋势是与社区的合作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紧密。同时，北美科学技术博物馆对商业服务兴趣的日益增长，也是耐人寻味的。与欧洲和北美不同的是，自六十年代末至今，第三世界科学技术博物馆与科学中心在哲学意义上的区别并不明显。这些国家中新民族主义的出现和社会责任感的增强，使无论在亚洲、非洲，还是拉丁美洲的科技博物馆都非常重视以人为中心。作为非正式科学技术教育机构的新型科技博物馆在阿根廷、孟加拉国、中国、巴基斯坦、加纳、印度、朝鲜、墨西哥和泰国等纷纷涌现。在科技博物馆发展中有一点值得特别注意，知识分享原则和与观众相互作用的形式之所以得到科技博物馆的推崇，主要因为博物馆在提供学习机会的同时，还具有无穷的娱乐性。
博物馆专业化程度的日益提高，还在博物馆国际组织中得到充分反映。国际博协通过其各个国际委员会把博物馆的各专业领域联系起来，如保护委员会、登录和注录委员会、教育和文化活动委员会、安全委员会、博物馆学委员会、人员培训委员会、新博物馆学运动委员会、公共关系委员会等。以各个国际专业委员会的工作为基础，国际博协1984年专门成立了职业道德委员会，并使《博物馆职业道德准则》最终在1986年布宜诺斯艾利斯大会上得以通过。该专业准则被译为包括中文在内的多种文字，并得到绝大多数会员国的承认，成为博物馆从业者行为标准的重要参考。截至2000年1月，国际博协已经有来自五大洲的团体和个人会员15000多个，26个国际专业委员会和14个所属国际性组织。
1978年以后，中国的博物馆事业进入了一个前所未有的发展时期。人们从以下数字可见二十三年来发展之一斑。在文物系统，1980年有博物馆365座，到1999年发展到1356所。19年间，博物馆一举增加了990多所，以每年52所的速度递增。如果再加上其他系统的博物馆，估计中国博物馆的总数已突破2000座。这意味着博物馆总数中的近一半诞生于改革开放后这二十年。再以收藏为例，1980年全国文物系统博物馆的藏品是612万件，1999年增加到930万件，19年间增加了318万件。如果加上其他系统的收藏，中国博物馆的藏品总数应在2000万件左右。从陈列展览和传播看，每年全国博物馆举办的展览有8000多个，年参观量在1.5亿人次以上。1997年开始启动“全国十大陈列展览精品”评比表彰活动以来，在博物馆界和社会上产生了很大反响。
在博物馆数量增长的同时，中国博物馆类型也逐渐丰富。以学科划分，在传统的人文历史类和艺术类博物馆领域，二十年间有一批现代化程度很高博物馆问世，如陕西历史博物馆、上海博物馆、河南博物院等，一些省市的大型现代化博物馆正作为国家的重点项目在建设和筹建当中。过去数量较少的科学技术、产业和民族民俗博物馆日益显现出巨大的发展潜力，如中国科学技术馆、中国农业博物馆、中国体育博物馆、中国钱币博物馆、中国煤炭博物馆、中国丝绸博物馆、西藏博物馆以及新疆、云南、贵州等地民族博物馆等。以部门行业划分，除文物部门之外，其他行业和部门办博物馆已经相当普遍。以管理体制划分，除国家公立博物馆之外，还出现了集体和私人兴办的博物馆。北京市人民政府从1997年开始，先后批准成立了7个私人博物馆，估计目前经过审核注册的私人博物馆在全国有20座左右。
中国博物馆事业的发展，有力地带动博物馆学术研究。作为博物馆学术研究与交流的主要专业团体之一，中国博物馆学会于1982年成立。在此前后，各省、直辖市和自治区都相继成立了博物馆学会。国家和省市博物馆团体通过举办各种学术研讨会、编辑出版工作，交流博物馆发展的经验，会诊遇到的共同问题，鼓励和推动博物馆学理论研究，产生了一大批重要的研究成果和著述。八十年代以来的中国博物馆学研究，既初步实现了国际化，又突出了中国的特点。早在1946年国际博协成立时，中国就致函国际博协第一次代表大会，声明与国际博协展开合作，建立中国国家委员会。但鉴于历史的原因，中国直到1983年才正式加入这一重要的国际博物馆组织，成为中国博物馆工作和博物馆学研究走向国际化的一个重要步骤。随着国际交往的不断增多，国外最新的研究成果被源源不断地介绍到中国，具有中国特色博物馆和博物馆学也逐渐为世界所了解。近年来，国际博协中国国家委员会与国际博协的多个国际专业委员会和地区委员会保持着密切的学术往来和合作。中国分别在1989、1994年与国际博协亚太地区委员会、国际博协人员培训委员会、国际博协博物馆学委员会合作成功地举办了国际博协亚太地区大会、博物馆管理人员国际研讨班和国际博物馆学委员会1994年年会。值得注意的是，具有中国特色的博物馆实践和东方哲学思辩特点的博物馆学理论思考引起了广泛的国际关注，成为世界博物馆学术资源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问题与展望
回顾二十世纪博物馆的发展历程，人们有理由期待，随着社会功能不断完善，博物馆能在二十一世纪迎来新的辉煌。然而，人们也同样注意到，八十年代以后，博物馆一直面临着来自外部和专业自身诸多挑战，为新的世纪留下了不少亟待研究解决的问题，其中包括一些涉及博物馆本质性的问题。
就整个国际博物馆界而言，八十年代显露出七个方面的主要发展趋势，即以物为中心向以社会为中心的转移，博物馆物的概念的拓宽，原状联系性保护思想的发展，博物馆非集中化实践的推广，博物馆专业进一步理性化，博物馆经营管理的合理化和文化、商业机构的博物馆化。这些趋势将深刻地影响二十一世纪，特别是二十一世纪初期世界博物馆的格局。与此相联系，开放型博物馆、博物馆与非专业观众、博物馆专业多元化和资金筹措与资金开发等等，也将成为焦点问题。
虽然八、九十年代以博物馆数字急剧攀升、藏品数量稳定增长、工作内容和范围不断扩展和成熟、公众和政府的支持逐步稳固等为表现形式，博物馆处于繁荣期，但也逐渐显露出种种不足。在融入当代社会的过程中，它们似乎并没有获得本应得到的社会支持。问题的症结是博物馆如何摆脱其精英化偏好，从高贵的象牙之塔上走下来，真正变得民主并突出其社会和教育作用。
近年来，新的、内涵更广泛、更综合的遗产概念逐渐形成，使博物馆民主化问题更具有普遍性。新的遗产概念直接导致了对遗产管理者权力的反思和对博物馆作为“公共遗产”问题的反思。传统博物馆的血管正承受着前所未有的巨大压力。现在人们已经提出了一些耐人寻味的问题：难道社会赋予博物馆职责就是保存和传播某一段冻结了的历史的某些碎片吗?在一般情况下，只有那些在物理尺寸上符合博物馆要求的遗产才能进入博物馆，而对那些在物理尺寸上不能进入博物馆库房或展厅的人类遗产，博物馆又有何作为呢?既然存在着选择，那么由博物馆专家来决定哪些遗产可以进入博物馆，而那些被排斥在博物馆之外的做法是否民主?由于专业学科的局限，博物馆所选择的文化遗产是否真的具有代表性，是否真的科学?如果再加上专业人员感情色彩，博物馆又怎能避免选择中的偏好和随意，这对人类遗产是否负责?一系列问题，已使博物馆界开始尝试被称为“开放型”博物馆的理论和实践。除建筑开放外，向多学科性开放和向批判性开放更是这种新型博物馆的主要特征，这种“新博物馆学运动”已成为国际上一种重要的博物馆思潮。
但是，“开放型”博物馆理论和实践都具有明显的开拓性和探索性，同时又在某种程度上触及人们已经习惯了的博物馆模式的基础。所以，开放型博物馆必须解答下列问题：真正意义上的“开放型”博物馆是否存在？它是否是仅仅是一种理想的思维，而在实践上则是一个乌托邦?有多少博物馆确实感到需要并准备走向开放?在满足开放需求的过程中，博物馆到底能走多远?总之，如何认识开放型博物馆问题必然要留到二十一世纪去解决。
关于博物馆与公众的关系问题，如何对待非专业公众问题将再度成为争论的核心。应当由谁来决定博物馆展出什么?社会大众的兴趣和需求是怎样确定的?博物馆应如何对此作出反应?在满足大众需求中如何看待日益增长的文化多元性问题?如果博物馆能够确定公众的需求并加以满足的话，那么是否在压制专业化的博物馆?无论结论如何，这些尖锐问题的争论将持续相当长的时间。
博物馆专业化程度的加快和日趋多样性，将在二十一世纪导致博物馆管理上革命。大量博物馆支持性专业人员的涌入，如博物馆经理、资金筹措和开发人员、信息技术人员等已在博物馆中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这种情况在使博物馆主功能下分支功能更加丰富的同时，也使以往的属于博物馆专家们的综合职责范围变得模糊不清。其进一步发展必然导致博物馆的部门重组和权利再划分。一个典型的例子是，国际上关于博物馆究竟需要管理型馆长还是专家型馆长的争论已经持续了近20年，至今仍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复合型人才固然理想，但在现实中是否容易找到，人们提出了质疑。
资金短缺这一世界性问题还将比较长期地困扰二十一世纪的博物馆。毫无疑问，博物馆需要资金开发。除政府有限的拨款外，博物馆要靠社会支持，靠乐于参与博物馆活动但又不从中渔利的人。在国际上，过去有很多博物馆能够基本上做到资金自给自足，对外界的资金需求主要用于如扩建、改善库房条件、收集新藏品、搞临时展览等更扩展性项目。但近年来情况已经发生了变化。越来越多的博物馆需要资金来满足其最基本运行需要。此外，赞助巨头的重要性正在减弱，那种主要靠两三个大富翁支持博物馆的情形逐渐成为历史，所以博物馆必须建立公众支持机制。确实，不少博物馆领导者认为，只要有了足够的资金就可以解决所有问题，他们也越来越相信筹措资金是其重要任务之一。但是，这同样存在着潜在的危险，如果一座博物馆变成了资金的囚徒，那么它的社会责任和专业特性将面临严重的问题。近年来，在寻求出路的过程中，越来越多的博物馆逐渐由“资金筹措”转向“资金开发”。“资金筹措”往往是四处寻找资金，唯一的原因是博物馆“需要”资金。而“资金开发”则是创造一种对博物馆的支持源，而这种支持源是博物馆应当得到的回报。也就是公众在给予的过程中参与博物馆。然而，博物馆要实现这种由资金筹措到资金开发转移，尚有许多实践问题有待解决。
作为世界博物馆现象的一部分，中国的博物馆也面对许多与其他国家相同或相似的问题，如专业化问题、与公众的关系问题和资金问题。但与此同时，二十年的剧烈社会变革也使中国的博物馆出现了不少具有明显中国社会特征的问题，需要留待二十一世纪研究解决。这些问题突出表现在如何摆脱计划经济时代博物馆工作和管理模式所带来的种种障碍和不适应。
虽然，全国博物馆的总数已经在2000座以上，但这个数字与12亿人口的比例和博物馆发达国家相比，差距是非常明显的，而令人遗憾的是这其中还包括一些社会开放功能不全的“挂牌馆”。在办馆渠道方面，过去博物馆是由国家包办，而且主要是由文物部门包办，这种计划经济体制下的产物限制了博物馆的快速发展。与欧美博物馆不同，延续了将近半个世纪的中国博物馆体制，不可能培养出集体和个人办博物馆的传统。近年来，一些集体或非公有经济主体兴办了博物馆，应当说是新生事物。它们虽然数量很少，但涉及的政策法规、管理模式、职业道德规范上问题是非常广泛的，引起了社会的关注。可以预见的是，中国博物馆的办馆主体将日趋多元化，但健全与这种形势相适应的政策法规、管理机制和职业规范的步伐需要加快。
中国博物馆的管理体制是在计划经济时期以前苏联管理体制为基础形成的。在宏观上，高度统一与集中，在国家和地方条块结合的管理格局中，博物馆本身的自主权是非常有限的。在微观上，许多博物馆仍然沿袭着苏联管理体制模式，即三部制。历史地看待这种体制，它确有业务界限清晰、业务专业化程度高的优点。但同时，这种部门分割有可能将收藏保护、陈列展览、科学研究、宣传教育等相互有联系的业务工作割裂开来，并使“保”和“用”矛盾更加突出。八十年代初以来，一些博物馆实行了按藏品所属学科或年代划分部门的“一条龙”模式。这种专题性部门设置有利于统一协调各种专业力量，集中开展本部门的工作，对缓解扯皮和“保”和“用”矛盾起了一定的作用，但同时也有分散总体业务力量，消弱整体藏品优势和库房管理困难之虞。所以，在中国博物馆管理中，无论是宏观方面，还是微观管理，都留下不少重要的课题。
本文主要参考文献
1. 包遵彭《中国近代博物馆发展之大势》，《博物馆学参考资料》（上册），原载《中国一周》（台北）1960年5月。
2. 梁吉生《旧中国博物馆历史述略》，《中国博物馆》1982年第2期，P71—84。
3.（德）克劳斯·施莱纳《博物馆学基础》，柏林因特泰克斯特出版公司1985年出版，P12—27。
4. 严建强《博物馆与观众—介绍肯尼斯赫德森〈博物馆社会史〉》，《中国博物馆》1987年第一期，P57。
5. 王宏钧主编《中国博物馆学基础》，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出版，P75—85。
6. 苏东海《当代世界博物馆大发展的剖析》，《中国博物馆》，1991年第二期，P4—11。
7. 安来顺《当今国际科技博物馆发展状况及其趋势概览》，《中国博物馆》，1991年第二期，P28—30。
8.（荷）彼得·冯·门施，《探索博物馆方法学》，萨格勒布大学，1992年出版。
9.（英）帕特里克·波依兰《二十一世纪的博物馆与博物馆的未来》，载英国博物馆协会编《二十一世纪的博物馆》，1993年出版，P1—21。
10. 苏东海《中国博物馆学研究综述》，《中国博物馆》，1993年第四期，P27。
11.（英）杰弗理·刘易斯著，苑克健译《藏品、收藏家和博物馆—世界博物馆发展纵览》，《中国博物馆》1993年第一期，P73—83。
12. 严建强《现代化与世界博物馆运动》，《中国博物馆》1994年第二期，P81。
13. 吕济民《世界博物馆的演变及其发展趋势》，《中国博物馆》1995年第一期，P1—8。
14. 中国博物馆学会编《中国博物馆志》，华夏出版社1995年出版，P2，P7。
15. 安来顺《2000年：世界博物馆面临的三个主要问题》，《中国博物馆》1996年第2期，P10—12。
16.（英）帕特里克·波依兰《国际博协五十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国际博物馆》，1996年第三期。
17. 安来顺《博物馆与公众：二十一世纪博物馆的核心问题》，《中国博物馆》1997年第四期，P17—27。
18. 吕济民《中国博物馆现状及课题》，“亚洲博物馆现状及课题”学术会议（1999年5月）论文。
19. 安来顺《博物馆市场学几个基本问题的讨论》，《中国博物馆》2000年第一期，P60—65。
20. 张文彬《加强管理，深化改革，开创博物馆事业的新局面——在全国博物馆工作会议上的工作报告》（2000年10月13日），载《中国博物馆通讯》，2000年第十一期。
21. 安来顺《关于开放型博物馆的国际讨论》，北京博物馆学会2000年学术讨论会（2000年12月）论文。
《中国博物馆》2001年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