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博物馆学运动的姊妹馆
——生态博物馆与社区博物馆辨析
吕建昌 严 啸
1986年第4期的《中国博物馆》杂志刊登了乔治·亨利·里维埃（Georges Henri Rivière）的《生态博物馆——一个进化的定义》等文章，标志生态博物馆、社区博物馆开始进入我国博物馆界的学术视野。25年之后的2011年，《中国博物馆》又刊载了一组关于生态博物馆与社区博物馆的专题研究论文［1］，反映了目前中国博物馆学界在这方面的最新认识水平。我们高兴地看到学界同仁对生态博物馆、社区博物馆的内涵作了进一步的开掘，拓展了研究的广度与深度。但到目前为止，国内尚无专门横向比较生态博物馆与社区博物馆的研究文章，比较多的是对生态博物馆和社区博物馆分别进行研究，并与传统博物馆进行比较；也有将生态博物馆和社区博物馆两者概念合二为一的研究，忽视了两者之间的差异。生态博物馆和社区博物馆自诞生以来就被贴上了“新博物馆”的标签，两者都是通过被置于传统博物馆的对立面来比较而体现其新博物馆的概念与内涵。至于生态博物馆与社区博物馆两者之间本身存在的差别，由于在学界对生态博物馆和社区博物馆定义的表述还存在争议的情况下，使得两者之间的比较具有一定的难度，可以说两者之间的比较研究目前还是博物馆学研究中的薄弱环节。毋庸置疑，生态博物馆和社区博物馆都是“新博物馆”的重要类型，它们之间的固有联系与外在区别，应当受到博物馆学界的重视。
一 生态博物馆和社区博物馆的产生背景
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西方世界掀起了一场改造世界观的运动，以求反思和消弭现代主义对社会造成的种种弊端。作为对现代社会工业文明、消费主义、一元论、标准化、统一化等等现代性表现的消极回应，这场运动被冠以“后现代主义”之名，“后现代”即是反现代主义。具体来说，后现代主义以崇尚自然的宇宙理论取代现代主义的人类中心主义，以交流和社会联系的他人哲学取代个人中心主义，以文化的相对论、多元化取代一元论，以民族主义取代国际主义，以亲近自然取代大都市化，以承认手工的价值取代工业化和机器化，以兼容并蓄的精神取代排他主义和利己主义。要之，在后现代主义运动的社会大背景下，生态博物馆和社区博物馆在各自关注的领域几乎同时诞生。
1.生态博物馆的产生背景
生态博物馆的概念是由生态学和博物馆学两门学科交叉而形成的。首先，“生态”一词，最早是由德国生物学家哈格勒（E.Haeckel）在1866年提出的［2］。他把两个希腊字根iokos（房子，整体）和logia（论说）融合在一起，创造出了ecology这个新词，从词源来说，“生态”就是“住的科学”或是“整体的科学”。显然，当时的学者就已经注意到人类的居住环境与自然环境的关系问题，但当时的生态学主要关心的还是自然生态。
20世纪六七十年代以来，人类经历了工业革命带来的物质上的飞跃，却也开始吞咽自然生态破坏的苦果。工业文明把城市变成了钢筋水泥的森林，造成了人与自然的隔膜。同时，环境污染、物种灭绝、资源枯竭，人类为物质生活的进步付出了生存空间岌岌可危的惨重代价。于是，人类开始自我反省与自我批判，试图恢复异化的社会与自身。随之，生态学的范畴在后工业时代实现了前所未有的扩展，从单纯的生物学延伸到了人文社会领域。简单来说，就人类而论，生态学的关键理念就在于以整体的眼光，来观照人与自然相互依存的关系［3］。
其次，在当时的博物馆学领域，还没有关于博物馆目的以及博物馆和公众关系问题的成熟认识。传统博物馆把藏品作为私有物品，束缚在一个相对封闭的空间中，社会化程度还很低。相对应的，公众只能被动地接受传统博物馆的组织、引导和服务，而对如何组织、引导和服务没有任何发言权，遑论参与到博物馆事务的管理与决策中，传统博物馆与公众的地位是不平等的，甚至博物馆的基本功能——收藏与保护，也遭到了强烈的质疑与批评。批评者认为博物馆把艺术与历史遗物从它们的原生地移走，放置在展厅中，切断了历史传统的生命血缘与整体社会文脉之间的关系，失去了相互之间的关联性，也就失去了文化的意义［4］。这说明传统博物馆的收藏方式破坏了收藏对象的原真性，保护也就无从谈起。
要之，生态学所强调的“整体”的思想，正是传统博物馆所缺失的；博物馆的基本要素——藏品、建筑、观众、科学知识、科学研究，又为保护生态环境提供了可供参考的模板。两者相结合，生态博物馆的实验就开始了。
2.社区博物馆的产生背景
与生态博物馆类似，社区博物馆也是多学科交叉而形成的，主要是社会学和博物馆学。首先，“社区”是社会学的基本概念。“社区”的定义有140多种，本文采用1887年由德国社会学家滕尼斯（F.Tönnies）提出的最初定义。他在书中所讲的社区的本义，是指那些有着相同价值取向、人口同质性较强的社会共同体，即前工业化时代的社区，它是基于亲族血缘关系而结成的社会联合，其外延限于或等同于传统的乡村社区［5］。而随着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发展，依赖亲缘关系的早期社区开始瓦解，社区的原住居民纷纷流散。大量的乡村社区也不复存在，转而形成小城镇和大城市，甚至超级城市。在这一过程中，由于人口大量复杂地流动，对迁出地和迁入地都造成了危害。对迁出地而言，当地乡村社区的文化和经济被破坏，有的社区甚至完全消失；对迁入地，即新兴城市而言，城市中出现了一系列的社会问题，例如种族矛盾、道德危机、犯罪、暴力、色情、疾病、饥饿、毒品等等，成为城市社区发展的巨大障碍。
其次，在博物馆方面，由于生态博物馆的影响，传统博物馆也正努力改变着自身的定位，开始主动地介入社会问题，承担社会责任，以适应时代发展的要求。这里值得注意的是，与生态博物馆相对激进的“革命”不同，社区博物馆更倾向于一种博物馆的自我完善与发展，并且是在前者的鼓励与推动下，自觉地与社区接触。因此我们认为，所谓的社区博物馆，其实可以看成是传统博物馆以社区为对象的一种服务形式，是传统博物馆自发地突破自身的瓶颈，大胆接触“新事物”的一种尝试。
3.生态博物馆、社区博物馆与新博物馆学运动的关系
生态博物馆和社区博物馆既然都是“新博物馆”，那就必定和“新博物馆学”运动有关，关键问题是孰先孰后。一般认为，生态博物馆和社区博物馆都是“新博物馆学”运动的产物，但事实上，两者的出现都要早于“新博物馆学”的诞生。最早的生态博物馆和社区博物馆都出现于20世纪60年代晚期，而且其早期的探索还要更早些，因此“新博物馆学运动”早于生态博物馆和社区博物馆的看法是不准确的。
“新博物馆学”这一学派是于1972年在智利首都圣地亚哥成立的，但其理论和实践成熟的标志是1984年在加拿大魁北克举办的首次有关生态博物馆的国际研讨会，会议主题是“生态博物馆和新博物馆学”，会议还发表了“新博物馆学”运动的纲领性文件，即《魁北克宣言》，其主要内容与生态博物馆和社区博物馆的理论和实践相一致。也就是说，“新博物馆学”的理论是建筑在生态博物馆和社区博物馆的实践之上的，是生态博物馆和社区博物馆的实验促成了“新博物馆学”运动的发端。作为一门学科，传统博物馆很少触及人文层面及其在促进社会发展上的角色，新博物馆学所强调的正是对博物馆“目的”的自省和其社会意义层面上的思考［6］。
二 生态博物馆与社区博物馆的功能
生态博物馆和社区博物馆的产生背景，直接决定了两者各自不同的功能。从系统论的角度来说，生态博物馆是一个生命系统，社区博物馆是一个社会系统。系统是运动的，因此两者的功能也随着系统运动发生着变化。
1.生态博物馆的功能
生态博物馆的实验要早于生态博物馆概念的正式提出。在1971年法国的生态博物馆倡导者雨果·戴瓦兰（Hugues de Varine）第一次提出“生态博物馆”这一概念之前，法国中央政府就在20世纪60年代晚期开始投资一项以振兴法国乡村地区的经济和文化为宗旨的“地方自然公园”（Regional Nature Parks）计划。法国的另一位生态博物馆先驱乔治·亨利·里维埃审时度势，把瑞典斯坎森露天博物馆（Skansen Museum）的理念引入法国地方自然公园中，并保持了公园中所有自然景观和文化遗产的原真性。此时的法国地方自然公园，从整体上来说还不是生态博物馆，而更像是一个自然保护区，只是公园中的若干座博物馆开始尝试着把人与自然环境作为一个有机的整体加以保护和展示，并且由当地居民直接管理。博物馆内陈列当地农民的农具、家居摆设和手工艺品等，而博物馆外绝大部分都是自然景观。公园内的生产生活主要还是以传统农牧业为基础，对自然环境的人为改造还比较少。因此法国地方自然公园的主要功能是保护原生的自然环境，并开展自然环境保护的教育，是为第一代生态博物馆。
1971年，戴瓦兰在法国东部勃艮第（Bourgogne）的老工业区和当地居民一起创办一座新型博物馆，目的是为当地失业工人提供就业机会和激发他们对未来发展与生活的信心［7］。1975年，该博物馆以“克勒索-蒙特梭煤矿社区生态博物馆”（Ecomusée de la Communauté le Creusot-Montceau-Les-Mines，Ecomuseum of the Community Le Creusot-Montceau）的名称正式开放。
在老工业区建立生态博物馆，充分反映了当时人们对工业化的反思。生态博物馆是人类和自然的一种表现。它将人类置于其周围的自然环境之中，它用野生、原始来描绘自然，但又被传统的和工业化的社会按照其自身的设想所加以改造［8］。克勒索曾是军火工业区，蒙特梭是以煤矿采掘业为支撑的城镇，两者的结合使生态博物馆第一次融合了工业文明与经过其大规模改造的自然环境，这也标志着生态博物馆开始走出狭义的自然生态范畴，从而进入到广义的自然与人文社会综合生态中。以克勒索-蒙特梭煤矿社区生态博物馆为代表的第二代生态博物馆在功能上较之第一代生态博物馆复杂得多，在保护上不仅一如既往地重视自然环境，还加入了工业遗产这一工业社会带来的独特文化遗产。
进入20世纪80年代后期，欧洲经济陷入泥潭，生态博物馆的发展遇到了经济瓶颈，像法国地方自然公园那样完全由中央政府投资建设的时代一去不复返。因此，这一时期许多生态博物馆迫于经济压力而关闭，新成立的生态博物馆也转而开始企业化的经营。而20世纪90年代后期，中国的生态博物馆建设却呈现出另一种独特的样貌。1998年贵州六枝梭戛苗族生态博物馆的成立，赋予了生态博物馆运动新的内涵，总结出“六枝原则”，突出了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而这恰恰是传统博物馆力不从心的方面。生态博物馆运动在中国，与分布在大山深处的少数民族聚居区以及风景名胜区、历史文化名城（镇）相结合，将自然遗产、物质文化遗产与非物质文化遗产完整地保护起来，开辟了第三代生态博物馆的新模式。进入21世纪以来，又有浙江安吉生态博物馆和安徽西递宏村生态博物馆等一批新的生态博物馆陆续建成或动工。由此可见，生态博物馆的功能不是一成不变的，从对自然生态的保护到对自然人文生态整体保护的理念，经历了一个发展的过程。
2.社区博物馆的功能
与生态博物馆相比，社区博物馆很少涉及自然环境与自然遗产方面，特别是城市社区，它着力解决的是人与社会（社区）之间的问题，如关怀弱势群体，协调人际关系等，功能相对稳定。“社区博物馆是从底层产生的，而不是由上面强加的。”［9］因此，社区博物馆关心当地的、当下的社区，代表了社区居民的共同利益，是居民充分行使话语权、争取自身权益的平台。
同样是在20世纪60年代晚期，美国社会也在发生着巨变。传统博物馆认识到走出馆舍、主动担负起社会责任的重要性。1967年，世界上第一座社区博物馆——安纳考斯提亚社区博物馆（Anacostia Neighborhood Museum）在美国华盛顿特区的黑人聚居区成立。它并不是独立存在的博物馆，而是史密森学会与安纳考斯提亚社区之间的中介。它的主要功能就是为社区居民提供一个学习的场所，以解决社区中的五大社会问题，分别是居住、失业、教育、吸毒和犯罪［10］。同时，恢复和保护因人口迁移业已丢失的共同的历史文化传统和集体记忆，增强社区居民与社区的联系，以及对社区的归属感和认同感。
对博物馆社会功能的官方确认一直要等到1974年，国际博协把“为社会和社会发展服务”纳入博物馆的定义中。之后，到20世纪八九十年代，世界范围内社区博物馆迅速发展，从西欧、北美等发达国家扩展到贫穷落后的南美洲、非洲国家和地区，尤其以美国为社区博物馆的实验重镇，展示街区或社区文化成为社区博物馆的首要任务。但与此同时，也有许多原本坚持社区价值和理念的博物馆被重新纳入到传统博物馆体制内。从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社区博物馆发展趋势来看，西方的社区博物馆似乎已不再执着于曾经激进的理念，开始理性地回归，将视野投向了历史文化与社会地理空间合二为一的社会体文化（有一定的源头、一定的存在区域“地域的或社会的”与一定的发展历程）和亚文化（团体或共同体特定的价值观和行为准则［11］。进入21世纪，国际博物馆界再度开始重视博物馆的社会参与性。2001年国际博物馆日的主题即为“博物馆与建设社区”，2010年的主题是“博物馆致力于社会和谐”，社区博物馆在其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中国的博物馆学者认为社区博物馆的工作重点是守望社区价值，守护社区成员的精神家园［12］。福州“三坊七巷”社区博物馆作为中国第一座由国家文物局授牌的社区博物馆，就是为了保护“三坊七巷”这一城市历史文化街区，延续福州老城区的文化价值和历史记忆而成立的。
三 生态博物馆与社区博物馆的范围
生态博物馆与社区博物馆的范围既是区别两者的重要因素，又是容易混淆的概念。这里的范围既指两者的实际覆盖和辐射范围，又指理论上作为概念区分的界限。
生态博物馆包含了自然生态和人文社会生态两层内涵，在概念范围上要大于社区博物馆。甚至可以说，社区博物馆这一集合正是包含于生态博物馆集合之中的。生态博物馆中也有社区，也致力于保护社区居民的文化遗产。以社区为核心和开放性是生态博物馆最重要的特征［13］。但生态博物馆的实际范围不仅局限于社区，还包括比社区大得多的自然环境区。譬如法国“克勒索-蒙特梭煤矿社区生态博物馆”，覆盖方圆约500平方公里的地域面积，一半为乡村，一半为工业区域。其中包括两个城市社区，即以制造业为主的克勒索社区和以煤矿业为主的蒙特梭社区。
社区博物馆在概念上有狭义和广义之分：狭义的社区博物馆就是把一个社区或一个街区作为博物馆；广义的社区博物馆可以是一个有关社区的博物馆，也可以是利用社区资源进行发展的博物馆，它可以在社区里，也可以在社区外。在实际范围层面，社区博物馆主要是在城市社区。社区原意是指城市中的共同体［14］。而作为共同体，一个或多个社区内的居民就必须有相同或相近的利益和意识。因此，社区博物馆并不像生态博物馆那样具有开放性，比如若干个部落有不同的信仰和崇拜，它们就不能组成一个社区。当然，社区博物馆也不仅仅分布在城市，只是由于现代城市社会问题较为集中，社区博物馆的作用与价值也就表现得较为突出，比如一些由历史原因造成的移民区、有色人种区、犹太人聚居区等。在城市之外，社区可以是一个自然村、原住民区或少数民族区。
四 生态博物馆与社区博物馆的共性
生态博物馆和社区博物馆既有个性，又有共性，而共性是寓于个性之中的。
第一，两者共同的主体都是人。归根到底，不论是保护自然环境还是人文社会环境，博物馆都是为人服务的。在理念上，社区博物馆和生态博物馆秉承着相似的精神境界，均关心博物馆与社区的关系，然而生态博物馆并不以社区为界［15］。博物馆与社区的关系，最终就是博物馆与人的关系。
第二，两者的本质都是活态的。活态是指现仍保持着原初或历史过程中的使用功能，一些活态遗产在国际遗产界往往又被称为生态博物馆［16］。事实上，社区也是活态的。在历史文化社区建立社区博物馆的目的就是为了保持当地的活态，展现其发展过程。现代城市社区虽然历史较短，但它也仍然在被使用和发展着。总之，活态强调的是动态而非静止，是联系而非孤立，是文化的传承和发展。
第三，两者都强调原真性。原真性在国际遗产界首次提出是在1964年的《威尼斯宪章》，而在此之前，在文化批判领域就已经出现了这一概念。瓦尔特·本雅明（Walter Benjamin）在其《机械复制时代的艺术作品》中指出原真性即艺术品的即时即地性，即它在问世地点的独一无二性［17］。对传统博物馆而言，将其藏品从原生的环境或语境中抽离出来，放在一个完全陌生的建筑中，这就已经破坏了藏品的原真性。生态博物馆和社区博物馆的原状保护和收藏模式很好地弥补了传统博物馆的这一缺陷，成为保护自然遗产原真性与文化遗产原真性的最佳选择。同时，原真性与活态性也具有实质上的关联性。
第四，两者都突出民主性。民主性首先表现在两者都破除了传统博物馆精英体制的束缚，它们摒弃了传统博物馆凸显物件自身价值，视之为代表或“杰作”的观念，希望将物件置于人类、社会、文化或自然单位的脉络中考量，视其为整体中的一部分［18］。这就实现了藏品及其文化内涵的大众化。其次表现在社区居民在生态博物馆和社区博物馆中的主人地位。居民直接参与到博物馆的管理与运作中，对自身文化与行为拥有自主和解释的权力。居民的知识、经验和意愿成为博物馆发展的动力，专家学者和政府机构只是从旁协助，提供必要的建议和资金政策支持。因此，不论是生态博物馆还是社区博物馆，专家与居民都是合作关系，而非传统的主从关系。
五 结语
“新博物馆”发展到今天，并不能与传统博物馆一刀两断，它可以被认为是博物馆的新类型，是在特定社会背景下多学科交叉形成的产物，其存在的宗旨、目的/目标、工作原则/伦理，以及基本结构、框架等等，与传统博物馆有本质的一致性，是博物馆的当代新发展［19］。尽管当年被国际博物馆界视为新博物馆学旗手的法国克勒索-蒙特梭煤矿社区生态博物馆、美国安纳考斯提亚社区博物馆等，现在都已回归了传统博物馆，但新博物馆学运动的国际影响和意义是深远而重大的。目前在包括中国在内的许多发展中国家中，生态博物馆与社区博物馆正呈现良好的发展势头，并且两者的实际运作模式正日渐趋同，这就更加凸显了辨析两者异同的重要性与紧迫性。本文从理论与实际出发，阐述了生态博物馆和社区博物馆的产生背景，比较分析了两者的社会功能和概念范围，最后又归纳了两者的共性，希望这些初步的探索能对深化两者的认识有所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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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中国博物馆》1986年第4期刊载了乔治·亨利·里维埃《生态博物馆——一个进化的定义》，孟庆龙译，这是第一篇介绍生态博物馆的文章，是中国关注与研究生态博物馆的开始。《中国博物馆》2011 年合刊发表了宋新潮《生态（社区）博物馆与变革中的博物馆》、安来顺《国际生态博物馆四十年：发展与问题》、潘守永《生态博物馆及其在中国的发展：历时性观察与思考》、雨果·戴瓦兰《未来的博物馆》（宋向光译）以及对倪威亮对苏东海的访谈《中国生态博物馆的反思与瞻望》，反映了中国博物馆学界对生态博物馆研究的最新进展。
［2］转引自张誉腾：《生态博物馆——一个文化运动的兴起》，台北五观艺术管理有限公司2004年，第18页。
［3］［6］［10］［18］张誉腾：《生态博物馆——一个文化运动的兴起》，台北五观艺术管理有限公司2004年，第18、4、135、56页。
［4］［14］［15］单霁翔：《从“馆舍天地”走向“大千世界”——关于广义博物馆的思考》，天津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294、341、365页。
［5］吕建昌：《博物馆与当代社会若干问题的研究》，上海辞书出版社2005年，第153页。
［7］［12］宋向光：《守望社区价值服务社会发展——谈社区博物馆的特性与社会责任》，《中国博物馆》2011年合刊。
［9］﹝法﹞雨果·戴瓦兰著、宋向光译：《未来的社区博物馆》，《中国博物馆》2011年合刊。
［11］黄春雨：《社区博物馆理论与实践的思考》，《中国博物馆》2011年合刊。
［13］安来顺：《一种以社区为核心的开放型博物馆——国际生态博物馆四十年探索》，《中国文化遗产》2011年第6期。
［16］徐嵩龄：《第三国策：论中国文化与自然遗产保护》，科学出版社2005年，第4页。
［17］﹝德﹞瓦尔特·本雅明著、王才勇译：《机械复制时代的艺术作品》，中国城市出版社2002年，第7页。
［19］潘守永：《生态博物馆及其在中国的发展：历时性观察与思考》，《中国博物馆》2011年合刊。
《东南文化》2013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