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百年来中国史学的发展
齐思和
一、中国史学何以落了伍？
西洋史学赶上并且超过了我们，不过是近百年来的事。在一百多年前，西洋史学，无论在质或量方面，皆远不及中国。中国民族是一个很切实的民族，在玄想的学问方面，不但不及西洋，亦且不及印度。但中国人在史学方面久擅胜场，我们的祖先在这方面有光荣的传统，有惊人的成绩。至于何以到了现在，我们的史学反而落后了呢？这不是因为过去百年中中国史家不争气，而实是近百年来西洋史学突飞猛进的结果。
百年以来西洋史学之惊人的进步，不但是由于西洋历史家的努力，而且是整个西洋文化进展的结果。历史是一门综合的学问，是整个人生的反映，不能离开其他学术而独立。近一百多年来，西洋文化发生了空前的变化，改变了整个的人生，一切学术思想皆发生剧烈变化，而史学所受的影响尤为重大。在政治方面，民主运动和几个重要政治革命的结果，人民夺取了君主和贵族的政权，成了国家的主人。民主运动发展的结果改变了历史家对于历史的看法。一向专为帝王作家谱，为贵族作起居注的历史家，感觉到人民在历史上的重要性，而开始提高他们在历史上的地位了。帝王贵族们的政治阴谋和战争是个人的，平民生活的进展是集体的，社会的，平民既代替君主和贵族成为历史的主人翁，传统的政治史，战争史也扩大为文化史社会史了。于是乎历史的主人翁由少数的帝王贵族而扩大为一般群众，由政治战争的描写而改为叙述日常生活。历史的范围扩大了，历史的基础雄厚了，历史民主化了。在经济方面，工业革命的发生和进展，使西洋由中古式的农村经济社会踏进了近代工商社会。马克司看出生产技术和生产方式的改变对于文化进展的重要性，创唯物史观学说，指出了经济因素的重要性。历史家受到了时代思潮的影响，渐放弃以前专以政治军事为主的历史而以经济的发展为主要的脉络了。在学术思想方面近代自然科学惊人的进展，对于生活伟大的贡献，改变了西洋人的学术思想，研究社会现象各部门的学问也应用自然科学家的方法来研究他们的问题，而称他们的学问为社会科学了。历史家自然也不甘落后，也开始采用科学的客观态度，专门的研究，对于材料细密地审查，而以历史为一种“科学”。科学家中达尔文的进化论，对于历史家的影响很大，以后历史家对于文化的变化，也采取生物的现象，如“演变”，“发展”，“生长”等名辞来研究他，认为文化也是生长的，而非静止的，死的。现代史家每研究一种制度要注意他的起源，发展和衰老，这当然是受了进化论的影响。最近爱因斯坦的相对论不但改变了科学家对于自然现象的解释，此时历史家也提倡历史相对论了。十九世纪自命为科学的历史家，以为历史的目的是求历史上绝对的真理，在现代史学家看来，已近于不可能了。无论研究者的态度如何客观，方法如何谨严，但是在选择材料上，解释事实上，历史家不知不觉地受了时代环境，个人主观的影响。历史家所得到的一切只是相对的，而非绝对的。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真理，因之历史家的工作，和其他科学家的一样，永远没有完。
以上所举的影响近代西洋史学最大的三个力量——政治经济和科学的进步——都是历史学以外的发展，但是对于史学发生了空前的影响。这三种力量到最近才逐渐传入中国，中国在经济生活社会制度学术思想各方面渐由中古式而现代化，现代中国人的思想和所要解决的问题和现代西洋人的差不多，因之即拿现代中国人的眼光来看，中国传统的史学已经不能满足我们的需要，而应加以彻底的改造。但是百年来中国史家究竟作了些什么事？最近改造旧史学的成绩如何？将来应采取什么途径？近来虽然有不少论中国近五十年来或三十年来或当代中国史学的文章和书籍，但从近百年来中西史学发展上来作对比的似乎还没有，遂引起我作此文的动机。我在本文所要说明的是些大的趋势，至于各史家的著作目录，几本通行的书目已经罗列甚详，无须再加撮抄了。
二、清代学者的治史精神
清初学风大抵矫晚明王学末流，‘束书不观，游谈无根’之弊，竭力实事求是，易主观为客观，改空谈为征实，处处要求证据，不尚空谈。开创这种风气的几位先导大师，若顾炎武、颜习斋、黄梨洲、阎若璩几位先生，除黄氏外，都不是史家，多半是要学以致用的，不过这种精神最适于史学的发展。而他们所用的方法，如顾炎武的《日知录》是以考据的方法来表现他的政治经济思想的。黄梨洲治理学，不仿宋明人作语录，而辑《明儒学案》，俱是用的历史方法。黄梨洲更留心明代史实尝辑《明史案》二百四十二卷，又辑《明文海》四百八十二卷，将明代史料，网罗略备。弟子万斯同承其学，参与纂修《明史》之役，对于《明史》贡献极大，结果《明史》比明初人修的《元史》，元人修的《宋史》都好，在正史中，算是一部很好的书。
不过最能代表清代史学特点的还不是官修的《明史》。当清廷正准备着大开史馆，纂修《明史》的时候，邹平人马骕，网罗三代所有的史料，以及后世较古的记述，辑成《绎史》一百六十卷，起自开辟，迄于秦亡，这是古今对于上古史最伟大的著作。这书的特点尚不在其取材浩博，搜讨详备，而在其编制体裁的特殊。他这部大书，是将古史分成一百多个题目，依次纂述。大体说来，可以说是纪事本末体。不过这书的前边有三十七篇世系表，又有《年表》一卷，后边又有《天官书》等书志专叙制度，仿佛《史记》的八书，《汉书》的十志，其中对于名物制度还有图，又有地图，末附《古今人表》，表列书中的人物，则又采取了纪传史的特点来补苴纪事本末的不足。至于书中有图，更是前史所无，可见他的特识。后来章学诚所提倡改革纪传史的办法，他多早已实行了。至于这书叙次的方法，尤和以前的史家不同，在正文里面，他不用自己的话，而将以前的史料，直录原文，加以编排，每段史料，皆注明出处。而且他对于史料的斟酌去取，也煞费苦心。他在序里说：
纪传子史，文献攸存者，靡不毕载。传疑而文极高古者亦复弗遗。真赝错杂者，取其强半。附记全伪者，仅存要略而已。汉 魏以还，称述古事，兼为采缀，以观异同。若乃全书阙轶，其名仅见，纬识诸号，尤为繁多，则取笺注之言，类萃之帙，虽非全 璧，聊窥一斑。又百家所记，或事同文异，或交同人异，互见叠出，不敢偏废，所疑则传疑，广异闻也。
可见他对于史料的真伪，时代的先后，很下过一番甄别的工夫。虽自现在看来，他所收取的仍未免失之于滥，但是因为他每条都注明出处，不夹杂自己的话，所以读者自己去加以区别并无困难。和宋人苏辙的《古史》罗泌的《路史》比起来，这部书是何等谨严！何等客观！这种注重客观的矜慎态度，便是清代史学的特点。
马骕这部书出来之后，很受到当时人的重视，对于以后的史学有很大的影响。到了乾嘉时期，清代的学术已到极盛时代。当时正统的学问是经学，而他们治经的方法，是一反宋明人的主观武断的方式，而以小学考据学为工具，来研究古书的意义。有几位大师，治经之余又贾其余勇。拿同样的方法来治史。他们把正史看作经，来研究他们的版本，校正他们的文字，阐明他们的训诂，考证里边的天算历法，地理沿革，职官制度等问题。改变宋明人注重褒贬论断的方法，而注重客观的了解。当时最负盛名的著作是钱大昕的《二十二史考异》。钱氏是当时第一流的经学家小学家，他对于治史也用同样方法。他的序中说：
廿二家之书，文字烦多，义例纷纠。与地则今昔异名，侨置殊所，职官则沿革迭代，宂要逐时，欲其条理贯串，了如指 掌，良非易事……世更有空疏措大，辄以褒贬自任，强作聪明，妄生疻痏，不卟年代，不揆时势，强人以所难行，责人以所难 受，陈义甚高，居心过刻，予以不效也。
这是乾嘉时期第一位史学大师整理旧史的方法。他不满前人笔记书中指摘正史中偶尔的误，他更反对宋明人空疏的史论，无谓的褒贬。如《读史管见》、《通鉴纲目》一类的书。他所注意的是文字训诂。全书义例，舆地沿革，职官制度，以及天算历法。钱氏是一位极精细缜密的学者，又深通小学地理算法；经过他一番整理，正史中的疑文晦义，解决了不少。这实在为治史的创了一个方法。
当钱大昕用新方法整理正史的时候，他的内兄王鸣盛也用同样方法整理正史。王鸣盛是当时的经学大师，他的《尚书后案》是当时极负盛名的一部巨著，而他的《十七史商榷》也和《二十二史考异》齐名，清人论史学，往往以钱王并称。他治史的态度和钱氏相同，也是注重了解，而陋视无聊的褒贬和空疏的议论。他自序中也说：
大抵史家所说典制，有得有失，读者不必横生意见，驰骋议论，以明法戒也。但当考其典制之实，俾数百千年建置沿革，了 如指掌，而或宜法，或宜戒，待人之自择焉可矣。其事迹则有美有恶，亦不必强立文法，壇加兴奋，以为褒贬也，但当考其事迹 之实，俾年经事纬，部居州次，见闻之离合，一一条析，而若者可褒，若者可贬，听之天下之公论焉可矣。书生匈臆，每患迂 愚，即使考之已详，而议论褒贬，犹恐未当，况且未确者哉。
可见他对于议论褒贬的厌恶，与钱氏相同。他以为事实弄清楚以后，是非自然明显，无须作者发现，如事实尚未弄清楚而大发议论，那议论也要不得。这种治史的精神，和清人治经的精神，完全相同。王氏是先治经后治史的，他用以治史的方法，也就是治经的方法。他于序中又述说自己治经史的经历道：
予束发好谈史学，将壮辍史而治经，经既竣，乃重理史业，摩研排缵，二纪余年，始悟读史之法，与读经小异而大同。何以 言之？经以明道，而求道者不必空执义理以求之也。但当是正文字，辨音读，释训诂，通传注，则义理自见而道在其中矣……读 史者不必议论求法戒，而但当考其典制之实，不必以褒贬为与夺，而但当考其事迹之实，亦犹是也。故曰同也。若夫异者则有 矣，治经断不敢驳经，而史则虽子长孟坚，苟有所失，无妨箴而砭之，此其异也。…要之二者虽有小异而总归于务求切实之意则 一也。（钱氏也曾说：‘经史岂有二学哉？’见二十二史札记序）
由这一段引文看，更可证明清儒如钱王者流，治史和治经，是用同一个方法。都是避虚而求实，抱着实事求是的精神去整理地。至于他所说的小异，不过仍宥于传统的成见，以为经是圣人制作的，哪敢驳正？至于他们所用以整理二者的方法，是并无不同的。
自钱王二氏创了这种整理史学的新方法，以后用这方法整理正史的人很多。如张熷的《读史举正》（八卷），洪颐煊的《诸史考异》（十八卷）等书都是这类的书。但是以一个人的精力要用考证的方法去整理全部的正史，自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体。像钱王二氏，皆是早岁通籍，中年即引退不仕，以天赋的聪明，雄厚的根基，用毕生的精力去整理史籍，又兼秉赋过人，克享大年，才有这样的成绩，这岂是普通人所能作到的？但是就钱王的书而论，每部史书经他们举正的也不过数十条而已，疑文晦义，所余尚多。于是又有人用这方法专治一史的。最著名的如惠栋的《后汉书补》（二十四卷），梁玉绳的《史记志疑》（三十六卷），钱坫的《史记补注》（一百六十卷未刊），赵一清的《三国志补注》（六十五卷）,施国祁的《金史详校》，汪辉祖的《元史本证》都是这类的书。他们范围虽然较小，而成绩则比钱王的书细密得多了。更有专治某部史书中的某一部的，最著名的有梁玉绳的《古今人表考》（九卷），专考《汉书》中这一卷所列的人物，全祖望的《汉书地理志稽疑》（十六卷）。这种工作清儒作的很多，经过他们这番整理工作，正史中的几部书才渐渐可以读了。到了清季王先谦才出主意，模仿清人新的经疏体例，将清儒对于《两汉书》所作的工作，网罗在一起，加以整理，修成《汉书补注》一百卷、《后汉书集解》一百二十卷，集清人研究二书的大成，其价值犹如清人的各经新疏。近来日人泷川龟太郎的《史记会注》体例模仿王氏，也是很有用的一部书。
除了注释以外，清人研究正史第二种方法是补。这便与治经的方法不同了。经是不能补的（但前人也有补经的，如晋束皙补过《诗》，明人好补《周官》，都为后人所讥），史则可以补。司马迁班固所创的纪传体例，其中有纪，有传，有志，有表，但是以后的正史中，纪传是都有的（《三国志魏志》原亦有纪，今本无纪，系后人所改），但是表和志，却不是每部都有，譬如《后汉书》即无表（其志亦系刘昭用司马彪《续汉书》补入的），《三国志》表志全无。而且有志的也未必全，如《续汉书》（即刘昭所补《后汉书》者）《晋书》无艺文志。于研究的人很是不便。于是又有人出来为正史补表补志。有补全史的，如万斯同的《历代史表》（五十九卷），他鉴于自《后汉书》至《五代史》，除了《新唐书》外皆无表，本《史》《汉》之前例，各为之补撰。有专补一史的，最著名的如钱大昭（大昕弟）的《后汉书补表》（八卷）。志的方面如《续汉书》缺艺文志，便有几家替他来补（钱大昭补《续汉书艺文志》二卷，侯康补《后汉书艺文志》四卷），这种工作，清人作的更多。最近开明书店将清人和近人这类工作辑印为《二十五史补编》，是一部极有用的书。
补编之外，清人整理正史第三种方法是改编，不过这种工作清人作的并不甚多，成绩也较少。正史中，前四史清人奉之如经，自然谈不到改作。清人最不满意的是宋元二史，《宋史》成于元初人之手，时值异族入主。文物荡然，而是书又卷帙浩繁，成书仓促，所以书中重复矛盾，脱落疏漏，不一而足，清人好纠弹其失，若邵晋涵章学诚辈皆发愤重修，然皆无成书。至于《元史》，则又以文字隔膜，所涉繁杂，而成书仓促，所以较《宋史》尤劣，清诸儒如钱大昕，汪辉祖等人皆于是书用功甚深，不过尚只是就本书细斟，至于运用新材料去整理，那是近百年的事，后边再细说。此外周济将《晋书》改编为《晋略》（六十卷），较原书为明析易读，是改编正史较为成功的一部书。
清人整理正史，大约出不了以上所举注释，补作，改编，三种方法。但是赵翼的《二十二史劄记》则又创出将正史分成若干小题来研究的方法。赵氏是钱王同时的人，书前边有大昕的序，但是他所用的方法却能于钱王之外，独创一个。赵氏不是小学家，他不长于文字训诂，但是他读书很细心，他用比较的方法，对于史事有许多发明。他自序中说：
是以此编多就正史纪传表志中，参互斟棱，其有抵牾处自见。
正史是以人物为主的，所以同一件事，往往散在数处。他用心将他们聚在一起，往往发现其中的抵牾矛盾之处，而可以改正某处的错误。这是‘用本书证本书’的方法。此外更利用两部书相同的部分，如史汉，后汉书与三国志，八书与南北史，新旧唐书，互相参证，更可发现某一部不实的地方。利用这方法，赵氏对于正史中的问题颇有些重要的发现。
钱王赵三氏不但是同时的人，并且是很熟的朋友，在学问上自然互相影响。他们都是当时正统派的学者，但是清代最伟大的史学家，却是一位在当时不甚知名的人。崔述因为生在穷僻的大名，未得与当时的名流学者来往。所以声名不出乡里。但是他对史学的贡献，却远在钱王之上。他毕生的工作是整理古史，他研究的对象和马骕一样，用的材料也和马氏差不多，但是他的成绩比马氏更伟大些，这是由于他采用了细密的方法和怀疑的态度。由他看来，‘大抵战国秦汉之书，皆难征信，而其所记上古之事，尤多荒谬。’（《考信录提要》卷上）于是他便把马骕所采取的材料，剔去了大半。至于秦汉以后的谶纬伪书，他更不信了。他所信据的只是经书，经书中未有的，他不敢信，与经书抵牾的，他加以辨正。他用司马迁‘考信于六艺’的典故称他的书为《考信录》，他对于经书的看法，也和乾嘉时汉学家不同，汉学家是尊崇汉儒的家法的，崔述却不受他们的束缚。他说：‘彼汉人之说经，有确据者几何？但亦自以其意度之耳。’（《考信录提要》卷上）他这见解真高出当时笃信汉儒的经学家之上。他不但不信汉唐人的注疏，他对于经书本身的估价，也和当时一般的经学家不同。他未看过阎若璩的《古文尚书疏证》，但已经发现了二十五篇伪古文是假的。此外他不信《周礼》、《仪礼》、《尔雅》是周公的书，他不信《礼记》是‘圣人之经'。他不信《孝经》是孔子的书，他甚至认为《论语》的后五篇，也靠不住，所以剩下他认为可信的也没有几部了。这是对于古代史料第一次的彻底批判，这是对于传说神话第一次的大扫除。他的《考信录提要》，详述古史传说的造成和旧史料多半不可信的原因，是清代第一部讲史学方法的书，直到现在凡治古史的人都应当细读。
和崔述同时又有一位史学家章学诚，他治学的方法也和当时正统派的学者们不同，他在当时的名望比崔述大。章氏不为当时的训诂章句之学，而专讲史学，他治史学的方法又不从考据入手，而专讲史学的体例。他要改造纪传体，要从‘局馆纂修’恢复迁固的独断别裁，所作文史通义一书，议论振奇，锐利无前。但是他因厌薄考据，不免专讲体例，而不讲事实，史学而不重事实，独断别裁，从那里表现呢？他因不愿用考据，所以一部史书也没有作出，他所修的方志，也往往论体例的话多过事实，并且有的时候不免因牵就个例而往上凑材料，殊难令人满意。并且他的议论，初看惊人，实甚肤浅，除方志外，也并没有什么影响。与崔述的潜沉笃实，真是迥乎不同了。
三 道光时期史学界的转变
清代的学术到了乾嘉时期，已走上纯科学的路，实是清代学术的极盛时代。无如好景不常，到了道光以后，学术界又发生了重大的变化而逐渐走上功利主义的途径。这种变动自然是当时政治经济混乱的反映。本来有清一代，到了乾隆时期，已经是极盛时代。乾隆好大喜功，连年用兵，享用奢靡，到了末年，已渐感觉到民穷财尽。清代的衰乱遂从此开始。嘉庆一朝，教乱扰攘，元气大伤。到了道光中叶以后，因河工兵饷费用的激增，对外贸易的漏卮，国家逐渐患贫。自道光中叶以后，迄于咸丰中叶，外则有鸦片，英法联军诸役，内则有洪杨革命与捻子之乱，战乱遍天下，用兵二十年，一再失败，国家又渐患弱。于如何致富强，遂成了士大夫思想的中心。在此功利思想盛行的时期，乾嘉时期为学问而治学问的精神，自然未免显得迂腐无用，于是治学问的风气就为之丕变了。
道光以后学术的新风气是谈富强，讲经世。在经学方面，由训诂典章名物之学，转而讲微言大义，以求通经致用，遂要讲今文，要沟通汉宋。在史学方面，由考订校勘转而趋于研求本朝的掌故，讲求边疆地理（特别是西北史地）以谋筹边，研究外国史以谋对外。在这转变的时期，魏源是最杰出的人物，是新时代的代表，对于当时和后来的学术风气影响最大。他有经世的大志，主张通经致用，他说：
何为道之器？曰礼乐。何为道之断？曰兵刑。何为道之资？曰食货。道形诸事谓之治。以其事笔之方策，俾天下后世得以求 道而制事谓之经。藏之成均辟雍，掌以师氏保氏大乐正谓之师儒。师儒所教育，由小学进之国学，由侯国贡之王朝谓之士，士之 能九年通经者以淑其身，以形为事业，则能以周易决疑，以洪范占变，以春秋断事，以礼乐服制与教化，以周官致太平，以禹贡 行河，以三百五篇当谏书，以出使专对。谓之以经术为治术。曾有以通经致用为诟厉者乎？以训诂音声蔽小学，以名物器服蔽三 礼，以象数蔽易，以鸟兽草木蔽诗。毕生治经，无一言益已，无一事可验诸治者乎？乌乎！古此方策，今亦此方策，古此学校， 今亦此学校。今亦实实焉以为先王之道在是，吾不谓先王之道不在是也，如国家何？（《古微堂集学篇》）
这是对于乾嘉汉学的重大反抗，这是树立新学风的强烈呼吁。以春秋决狱，以洪范占变，通经致用，这本是西汉儒家的学问，因之魏源对于经学要抛弃乾嘉专讲训诂名物的经学，而提倡西汉的经学，这便是今文之学了。清儒专治《公羊春秋》者始于孔广森，他作了一部《公羊通义》。稍后又有庄存与作《春秋正辞》十二卷，说春秋专主公羊董仲舒何休，他外孙刘逢禄承其学，于《春秋》专为公羊一家之学，以《左传》为歆刘所窜乱，以《公羊》为孔门微言，著《公羊经传何氏释例》，以发明何氏之学。庄刘皆常州人，号称常州学派，今文之帜遂渐树立。初期的今文家只讲公羊而已，因为五经之中，只有春秋的今文家说保存得最为完整，而《公羊》家的三世三统改制诸义又切合于当时变法的要求，所以其学最盛。到了魏源，更辑齐鲁韩三家《诗》的遗说，著《诗古微》，以发明今文家的遗说，而驳击《毛诗》美刺正变之例。更著《书古微》以抨斥马郑，以推求西汉经生的古谊。又著《董子春秋发微》上卷以发挥《公羊》的微言大谊而补何邵公的不足。其学上承庄刘的绪余而恢宏扩大之。更著《两汉经师今古文家法考》，以张今文之帜。他的说法虽未免有时粗疏武断，然对于推进今文家运动，确有很大的影响。
研究边疆地理，也是道光以来学术界的新风气。本来自道光以来，回疆叛变，边祸屡作，当时有识之士，遂提倡边疆史地的研究，以收知己知彼之效。魏源对于边疆史地专治《元史》。在魏源以前治元史的本来有邵远平的《元史类编》。钱大昕有志重修《元史》，虽然未能修成，但他所作的《补元史氏族表》，《补元史艺文志》《宋辽金元四史朔闰考》等书，实对《元史》有极大的贡献。到了魏源更据诸家的资料，著《元史新编》九十五卷，遂实现重修《元史》之志。虽自现在看来，他因限于时代，囿于见闻，尚不免挂漏错误，然在当时，固不失为一部杰出的著作。魏源更由边疆史地推而至于域外的史地。在他以前《明史》虽然有外国志，但是列国不多，而且语焉不详。至于明末西方来华的传教士虽然有利马窦的《舆图》，艾儒略的《职方外纪》，和清初南怀仁的《坤舆图说》等书，但是中国人大都并不相信。所以《四库全书提要》疑惑这书是教士们根据中国东方朔《神异经》等书，‘因依仿而变幻其说，不必皆有实迹。’可见当时的学者们，对于外界的情形，尤不甚了解。到了鸦片战争时期，中国人渐渐知道了西洋人的利害，并且感觉到要想对付他们必须了解他们。林则徐是一位眼光远大的政治家，当他在广东的时候，便着手令人翻外国报纸和史乘，成了《四洲志》一书，魏源即以此书为蓝本，更依据历代史记及明以来关于外国的史记等书，成了《海国图志》六十卷，后扩充为百卷。其书以地为经，以史为纬，先列地图，中分述各国史地，后附中西纪年对照表，中西异同表，这是中国第一部大规模世分国志，自叙说前人‘皆以中土人谈西洋，则此以西洋人谈西洋也。’从这部书出来之后，中国人对于西洋才渐有整个的了解，直到清末，这是关于外国史地主要的参考书，以不懂外国书的人居然能成了这样一部大著作，魄力真是惊人。
魏源是要学以致用的，他深愤‘士大夫不讨掌故，道听途说，其究至于贻误于国家。’（圣武记十一）所以对于本朝的掌故，尤其留心。他亲眼见到鸦片战争的失败，和金陵条约的缔结，他因愤激郁闷，遂作了《圣武记》十四卷，托始于满清的勃兴，迄于嘉庆朝的教乱的敉平，以推清代国运盛衰，用兵成败的道理。末更讲兵法，和筹饷驭夷的方法，是关于清代掌故的一部奇书。他又编了一部《经世文编》一百二十卷，专甄录清代有关经世政治的重要文字，以供时人的参考。魏源对于当时的财赋水利漕运外交问题都有深刻的研究，对于当时盐法的改革，有极大的贡献。他这种学以致用的精神，对于“知古而不知今”专考史而不敢修史的汉学家风气，是一个很重要的转变。当然，他的工作，与乾嘉汉学大师比起来，未免稍失之于粗，但他的气魄和努力的精神是值得佩服的。他不失为转变时期的启蒙大师。
当时与魏源齐名的是他的好友龚自珍，号定盦。定盦不及魏源的精干和留心时务，但工诗词古文，文名在魏源之上。龚定盦是段玉裁的外孙，承其学，于小学经学，都有很深的造诣。他作学问的路径和魏源差不多，但成绩远不及之。他尝从刘逢恭受公羊春秋，所以也好今文。不信中古文之说，又以《周礼》为伪书又著《五经大义终始答问》，主公羊家言，他又著《泰誓答问》一卷，证明今古文中原本皆无泰誓，主张和今古文家，全不相同。他也治边疆史地，通蒙古文，尝拟撰《蒙古图志》三十卷。据他的《拟进上蒙古图志表文》里说，其中有表，有志，有图，对于蒙古的制度沿革，地理形势，分类加以叙述，书虽未成，但是他总对于边疆很留心研究。他又提倡西域设置行省，后来果见诸实行，足见他的深识远见。他也留心本朝掌故，关心国计，时于文集中发之。但龚本是文人，并没有系统的著作。
和龚魏同时，治学的态度差不多的，又有李兆洛。魏源称他的论学，‘无汉宋，惟以心得为主，而恶夫以饾饤为汉，空腐为宋也。故以通鉴通考二书为学之门户’。(《武进李申耆先生传》)他是刘逢禄的朋友，所以治经宗今文家言，对于庄氏尤所服膺。但他最留心的是天算地理，尝督率门徒，辑《历代地理韵编》一书，是治史地极重要的一部工具书，今日通行的《地名大辞典》一类的书，实皆以此书为蓝本。又他辑《历代纪元编》三卷，也是一部有用的工具书。
同时又有周济，是一位豪侠之士，尝病《晋书》的秽乱，改编为《晋略》十册，是清人改编正史最成功的一部。和他常往来的又有张琦，作《战国策释地》二卷；包世臣著《安吴四种》。都好谈经史之学，讲求学以致用。经过了这些人的倡导，于是乎乾嘉以来的学风，遂为之丕变了。
四、晚清今文学与史学
自庄刘宋魏等人竖起今文的旗帜，今文运动遂成了晚清学术界的主流。庄刘之后，治公羊的有陈立，著《公羊义疏》七十卷，又著《白虎通疏证》十二卷，最为精博。专治《榖梁传》的有钟文蒸的《榖梁补注》，柳兴恩的《榖梁大义述》。辑三家诗的有陈乔枞的《三家诗遗说考》，分析家法，较魏氏为精。治今文《尚书》的有皮锡瑞，著有《今文尚书考证》三十卷，又有《尚书大传疏》一卷，考证精详，是晚清今文家最重要的著作。
以上诸家，虽专门研究今文经说，但所用的方法仍是乾嘉诸老训诂考据的方法，渐由龚魏的粗疏，而走上精密的途径。和他们方法不同，捨训诂考证，专讲微言大义的是廖、康、梁、崔等人，在今文家中别成一派。廖平治今文由礼制入手，不像陈立皮锡瑞等人但事考据，他注意今古文的系统，以为今古之分本以礼制为主。《王制》为今学之宗，以《周礼》为古学之宗，使今古之分，畔若鸿沟，著《今古学书目表》，将《周礼》、《左传》、《仪礼经》、《逸周书》、《国语》、《说文》、尽归之于古文。于是今古文之争，益为扩大。到了康有为更采其说而恢宏扩大之。康据《史记河间献王传鲁恭王传》不载得古文经之事，遂以古文经皆是刘歆所伪造以媚王莽者，不但认为古文经是刘歆所伪造的，甚至认为经藉中《易经》的《序卦》、《杂卦》、《费氏易》、《古文尚书》、《周官经》、《司马法》、《乐记》、《春秋古经》、《左氏传》、《穀梁传》、《左氏微》、《铎氏微》、《古文论语》、《孝经》、《尔雅》、《西京杂记》、《逸礼》、《小尔雅》，八体六技的古文，《仓颉篇》，整部的《汉书》，大部的《史记》，以至后世发现的殷周彝器，皆为刘歆所伪造。不知刘歆以有限的时间精力，那能制作这一大堆古书？果然如此，应该是古今中外第一个大学者。康有为之所以如此主张，因为他要讲《公羊》，他所以讲《公羊》因为他要主张变法。他作了一部新《学伪经考》，认为古文经典全是假的。又著了一部《孔子托古改革考》，又证明今文的经典中的事实也完全靠不住，因为孔子要改制，不得不造出这一大片谎话。所以这书的第一篇便是上古茫昧无稽考，他直否认孔子以前的历史！依他的说法，中国历史至少须缩短两千年。
康梁后又有崔适，尝著《史记探源》，以为《史记》凡与古文有关的全是刘歆窜乱的，将《史记》“探”去了三分之一。又著《春秋复始》，凡与《公羊》不合的，全行改易，又几乎改了一少半！
所以晚清的今文运动，实在有两派，一派如陈立皮锡瑞，实事求是，抉微阐幽，虽不免囿于家法的偏见，但恢复西汉的绝学，对学术上颇有贡献。一派是康梁廖崔等人，乃是一种政治运动，而以今文为政治工作，以摧毁守旧派的反对。现在康梁所倡导的政治运动已经过去，他们的书也渐没有人过问。最近西洋汉学家专以驳廖康的学说，表示他们的方法的细密，不知这一派的学说，在中国早已经过去了。
今古文之争到现在虽巳过去，但是对于后来史学思想却有莫大的影响。其影响可以从三方面来说。第一：今文家指出了古史的神秘性。本来今古文最大的分别乃是今文家说是神秘的，古文家说是历史的。古文家因为不信今文家的神话，以为怪妄虚诞，而将这神话皆改为历史的事实。但是最初的历史本是神话式的传说，这本是历史的通则。这等神话今文说保存了不少。譬如《诗经大雅生民篇》说姜嫄因‘履帝武敏歆’，而生后稷。今文家说帝是上帝，姜嫄祀郊禖之时，见地上有大人的足迹（武敏），姜嫄戏践之，心受歆动，遂生后稷。这本是图腾社会很普通的一种感生神话，事情自然不可能，但是此种信仰却极普遍。古文家因不信神话，遂将帝改为高辛，谓姜嫄从高辛祭祀而生后稷，以后稷有父，非感天而生，遂将原始的神秘性完全排除，认为姜嫄生后稷，和普通人并没有不同。此种解释虽较合理，但是将原始神秘性的神话却抹杀了。后儒愈解释而愈使之合理化，但是愈失了原来的面目，于是将大批的原始神话认作真正的史实。近来今文家搜辑西汉今文家的说法，我们才渐渐知道许多古史上的事实原来本是些神话。近年来的疑古运动即是受今文说的影响。
第二：今文家指出了周秦诸子托古改革的事实。古文家以为六经皆是史实，今文家却相信六经皆是政治哲学，经书的事情仅是哲学的实例。即便是《春秋》中的事情，依今文家看来，只是些寓言事例而已，并不一定实有其事。这种态度，虽然似乎太过，但是指出了一个重要的事实，即是战国时期，诸子托古改制的风气。崔述在他的《考信录提要》中已经指出周秦诸子托古改制的事实，但是他虽知道诸子书中所说的古代制度不可信，而却以为儒家所述的古制可信。到了晚清今文家才大胆的指出即儒家所说三代的质文礼制，也仅是一种理想而已，未必是真正的历史的制度，而康有为的《诸子托古改制考》，尤为有系统的名著。这书出版以后，对于古史的研究，自然也有很大的影响。
第三：今文家引起了现代辨伪的风气。今文家因为不相信古文家的经典和经说，所以他们认为古文家特有的经典（如《周礼》，《左传》等）和经说（如费氏《易》，孔氏《尚书》，《诗毛传》等）都是伪书。到了康有为作《新学伪径考》，直指凡与古文学说有关的皆是伪书，都是刘歆所伪撰。他这种说法，固未必可信，但自今文家提出了一大串伪书，于是乎大家对于许多古书的信念发生了动摇。这正如当时的西方学者怀疑《圣经》，怀疑荷马的史诗，提倡批评史料，具有同样的重要性。我们现在将审查史料的真伪作为研究历史的初步，这种风气一方面固然受了西洋史学方法的影响，一方面也是受了今文家的启示。
所以今文家的主张虽然多半偏激武断，今古文之争，早已成为陈迹，但对于现代史学界的发展颇有重大的影响。五四以后的古史辨运动，实在是直接受了今文运动的刺激，关于这点，我们放在下面讨论。
五、晚清的边疆史地学和域外史地学
除了治今文外，治西北史地和外国史地也是晚清学术界的风气。这也和当时讲富强的风气有关。有清一代陆上的外患大抵来自西北，而海上的外患则来自东南。于是晚清学者治西北史地以谋筹边，治外国史地以谋制夷，这两门学问遂盛极一时了。
前面已说，改编《元史》运动，自乾嘉时已开始，最精的是钱大昕，整个成书的是魏源。两家所用的材料，除了正史文集之外，复用了《元朝秘史》、《蒙古源流》诸书，改正了不少旧史的错误。不过尤以中土的材料为限。但是蒙元幅员广阔，横跨欧亚，域外的资料足以补正中土资料不足之处甚多。特别是波斯人拉施特哀丁所著的《蒙元史记》，依据蒙古材料记述蒙元来源及开国事迹，为研究《元史》最重要的资料，法人多桑之《蒙古史》即多取材于此书而成。此外蒙古人阿卜而嘎锡之《突厥世系考》，与西域人志费尼之《世界征服者史》为西人研究蒙古史之三大源泉，西人据此等史料所成之历史如法人多桑，德人哈木尔，英人霍渥而特，俄人贝勒津皆成绩斐然，各有独到之处。中国学者利用此项资料者，实以洪钧为第一人。洪钧于光绪三年出使与蒙元最有关系的俄国，乃得博览西方关于《元史》的资料和著作，持与《元史》相印证，感觉《元史》阙漏之处甚多。本来蒙元先定欧亚，后入中国，太祖太宗定宗宪宗西面征服了中亚西亚以迄印度，北征西伯利亚以迄中欧，及世祖始定鼎燕京，前四朝自是元史最重要的部分，但《元史》对于这方面缺略已极。洪钧遂博采西籍补正《元史》，成《元史译文证补》三十卷，序谓：‘证者证史之误，补者补史之阙也’。于太祖定宗宪宗，开国事迹，开国功臣，西域地理，补正甚多，实为近世元史第一名著。继洪氏而起者为屠寄。洪氏只研究了元史的几个问题，屠氏更将太祖开国武功，和西域诸汗国的事实，用纪传体裁作一有系统的叙述，因为其范围不是《元史》所能包括，故名之为《蒙兀儿史记》，可谓对蒙元史一大贡献。
清代元史的研究，集大成的是柯劭忞。柯劭忞综合前人的成绩加以自己的研究，将《元史》完全重编，成《新元史》二百五十七卷，内本纪二十六卷，表七卷，列传一百五十四卷，外附目录，体大思精，不愧为近代史学界最伟大的著作。柯氏费了四十年的心力，著成此书，出版于民国十一年，当时政府明令列为正史之一，清代学者对于《元史》的工作，至是而得一结束。
晚清《元史》的研究，以洪屠柯为三大家。当时西北的研究蔚为一时风尚，名家很多。三家之外，如张穆的《蒙古游牧记》，以地为经，以史为纬，专研究蒙古的地理形势，各部落的历史和盟旗状况，是关于蒙古一部最切实有用的书。他的友人何秋涛著《朔方备乘》八十卷，研究西伯利亚及中亚西亚之史地，于历代北徼用兵，及清初中俄交涉，俱有考证，也是一部有用的书。此外李文田成《元朝秘史注》、《西游录注》、《朔方备乘礼记》、《元朝史地名考》等书，考证细密，贡献极大。他的友人沈曾植，和他同校《元朝秘史》、成《元朝秘史》十五卷，又著《蒙古源流笺证》八卷。沈氏又将元史之学传于其友人张尔田，王国维，于是学者皆有著作，可称西北史地极盛时代了。
晚清士子对于西洋史兴趣的热烈殆较西北史地为尤甚。自鸦片战争以后，国人渐渐地放弃了自尊自傲的心理，而外国人也渐看出中国强弱的程度。到了英法联军之役，外人以少数军队直捣京师，焚毁离宫，天子蒙尘，朝野震动。中国人更丧失了对于固有文化的自信力。渐感觉到非接受西洋文化，不足以立国。始而崇拜西人的坚船利炮，继而要学西人的政治法律，后来又要效法西洋人的文艺哲学，最后要全盘接受西洋文化。在这时期，一般士大夫对于西洋学术兴趣极为热烈，因为西北史地的研究是学者间的，而西学的研究则是大众的。不过西北史地中国尤有相当根基，所以这方面的工作是以研究为主。至于外洋史地几乎完全是一门新学问，中国毫无根基，一时自然难谈到研究，所以在这方面的工作完全是介绍性质。当时除了私家著述之外，更有几个公家机关和学术团体，专以翻译西籍，介绍新学为目的。公家机关最重要的是江南制造局，创立于同治四年（一八六五），除了制造军火外，并且翻译西籍，尤其是以关于技术方面的书籍为多，前后出书共约百余种。同时，同文馆（创立于一八六二年），总税务司署和各地学堂都编译西学新书。外人方面则以广学会为最重要。该会创立于一八七七年，其设立原意本为编印耶稣教书籍，以供宣教之用。其后感觉到一般智识水准太低，官方阻力太大。一般人不能了解西洋文化，传教事业无法推进。故自一八九一年李提摩太（Timothy Richard）任总干事后，决定兼编译一般西学书籍，以输入西学，促进维新运动。自一八七七至一九二六，四十年间，出版之书达千种，其中有印售达数万册，翻版至数十次者，总计四十年间一共印刷了三六九三七七五三○页。他们的书畅销达全国，对于西学的输入，维新运动的推进，贡献极大。自一九二○年以后，该会鉴于西学在中国已极发达，无需西人之提倡；且中国学术水准提高，再进一步的提倡亦非泰西传教人士所能胜任，遂专从事于宗教书籍的编印了。
魏源著《海国图志》，实建立我国研究西洋史地的基础。稍后，又有徐继畲的《瀛寰志略》出版。其书先图后说，以地为经，以史为纬，体例略和《海国图志》相同。但为书不过十卷，较魏氏为简括。而依据西书，贯串旧史，简赅明白，极便读者。所以这书出版后，翻印不知若干次，直至清末，大家诵读不辍，奉为标准的世界地志，较《海国图志》，尤为风行。他这书中并未提及魏源的书，按其书初印于道光二十八年（一八四八），较魏源的书仅晚六年，或未见其书，亦未可知。自序称他在福建作巡抚的时候，得到西人地图十数幅，当时有美人雅裨理者，能作闽语，遂就之学习，后又得西人所译汉字杂书多种，遂依据西书，穿穴旧籍，前后五年，稿凡十易，用力极苦，虽然自现在看来，仍不免错误累累，但在当时，实是一部简明有用的书，风行数十年，并非偶然。
后来关于西洋史的书籍，几乎皆是译自西文或日文，即是号称自著者，实亦编译而成。其中尤以广学会所出版的《泰西新史览要》最为通行。《泰西新史览要》是Mackenzie所著History of Christian Civilization during the Nineteenth Century的译本。原书并非名著，但是叙述十九世纪的大势，尚属简明。是书译本出版于中日战后，正当举国上下渴求新知之时，遂风靡全国，初版几于即刻售罄，三年之间，卖了两万本，三版在一八九八年出书，两星期内卖了四千本。前后一共卖了三万本，翻本私印者，尚不在内。销售的额数，打破了中国书业史的记录。这与其归美于本书的价值，无宁说是恰合时代的需要。该书凡八本，共四百四十页。由李提摩太口译，蔡尔康笔述。这种唐代译佛经式的译述方法，在当时是普通译书的方法。风行一时的林译小说，也是用此法译出的。
和泰西新史览要同样风行的是《万国史记》。其书为日人冈本监辅原著，程世爵译，光绪二十四年（一八九八）出版。其书以国为单位，首亚洲各国，次欧洲各国，次美洲各国，终海洋洲群岛，全书共二十卷。内容极为简略，错误累累，而且以日皇纪年，于读者亦极不便。但因其书简要，便于翻阅，所以也能风行一时，翻印不知若干次。读书人大概人手一编。
稍后广学会的《万国通史》出版，内容就比《万国史记》好的多了。《万国通史》是广学会最大的出版品。其书由瑞思义（W. H. Rees）编译，蔡尔康笔述。全书三厚册，凡三十卷，共三千六百页，末附中西名辞对照表，插图精美，是晚清规模最大的西洋通史。此书成本甚重，张之洞捐助了一千元。初册上古史，起自最初，迄于西罗马之亡。第二三册，分述英（六卷），法（四卷），德（五卷），俄（五卷）诸国的历史，叙述极为详赡。初册出版于一九○○年，至一九○五年出完。但其书不甚畅销，以致广学会颇受赔累。但晚清晚期的外国史仍以此书为最精详，大概因为卷帙太多，读的人反而少了。
此外当时还有一部甚通行的《西洋通史》，即是山西大学出版的《迈尔通史》。此书是Meyers: General History of the World的摘译本。
关于西洋通史的著作，此外还有谢卫楼、赵如光译的《万国通鉴》（六本），总税务司署所编印的《欧洲史略》，和广学会的《五州史略》（T. Richard: The World’s History），及其重订本。关于上古史的则有以总税务司译的《希腊志略》（一本），《罗马志略》（一本）。广学会出版的《古史文明》（Walshe: History of Greece, History of Rome）。关于国别史，则有黄遵宪的《日本国志》，最为有名。此外尚有王韬的《法国志略》（八本），慕维廉的《大英国志》（二本）冈千仞的《美利坚志》（三本），关于文化的，则有广学会出版的《自西徂东》，德牧师花之安（Ernest Faber)著。该书分五卷，七十二章，七百八十首，分类介绍西洋文化，颇为详尽。出版时广学会曾加印数百部分赠各地官吏，俾其于西洋文化有所了解。又有罗伯雅译的《历史哲学》，系美国Wilson的原著。略论西洋文化之发展经过，（二册，光绪二十九年，上海广智书局出版）。关于近世史，最重要的，除《泰西新史览要》外，广学会又有《十八周史》（MacGillivray: 18 Christian Centuries），《近世史略》（J. C. Suez: The Modern Peoples）李提摩太的《各国变通兴盛记》。文明书局又译出法人Seignobos的Europe Since 1914，系据美人MacVane本重译，名曰《欧洲列国变法史》（八册），在中文中关于十九世纪，以此书较为详赡。
梁启超的《西学书目表》（光绪二十二年刊），史志类列了西洋史的书二十五种。徐以愻的《东西学书录》又增了十数种。但是两种都不甚完备。臂如广学会的书籍，两目录中漏了甚多。略加搜集，便可补上数十种。晚清编译的西洋史书籍，当不下百种，大概可以断言。不过和其他部门的学问相比，若严译丛书，和林译小说，都包括当时第一流的名著，所以予我思想界以很大的刺激。但是关于西洋史的史籍，几乎全是依据当时简短课本，竟没有一部第一流的著作，以致使我们读书界仅能知道点史事而不能认识西洋的史学。仅有教育上的功用，而没有学术上的价值，这是很可惜的事体。
不过晚清研究西北史地或者笔述外国史志，都是些不通外国文字的人。他们的困难可称艰巨，而竟能有如许的成绩。现在我们的学术水准提高了，我们已经没有不通蒙文的元史专家和不通西文的西洋史家了。但是我们的成绩反而不如晚清伟大。这不能不使我们惭愧，不能不使我们佩服晚清学人的魄力。
六、晚清时期关于当代史的纂修
自道光间魏源作《圣武记》，引起了士大夫研究本朝掌故的风气。这时清廷文纲已疏，朝廷忌讳渐少；而大家又要研究本朝问题，以求实用。于是史学界的风气由考史而转于修史，编纂当代史籍遂渐渐兴盛。
继圣武记而出的有夏爕的《中西纪事》（二十四卷）。其书托始于道光二十年（一八四○）鸦片战争之起，迄于咸丰八年（一八五八），第一次英法联军之役。搜集当时上谕奏稿及其他有关史料而成，为中国方面关于此役最详赡之著作。书中对于主和派如琦善奕山等，皆深致不满，盖当时一般士大夫的意见，皆是如此。夏爕又精于《明史》，著《明通鉴》一百卷，改正《明史》的错误不少，而且关于南明，又补充了不少资料。《中西纪史事》自署江上蹇叟，大概因为这书是述当时的事情，而且议论又非常切直，深恐致祸，所以未用真名。
到了同治初年，又有李元度的《国朝先正事略》，在当时是关于本朝名人最简明的传记集。其书共六十卷，所传之人共五百，连同附见者共六百八人，实集清代同治以前传记之大成。元度长于文采，善叙事理。其书简而不漏，极便披览，所以时人甚重其书。即在今天，仍不失为清史入门最简便的书。关于清代传记的搜集又有钱仪吉的《碑传集》，李桓的《国朝耆献类征》，但这些书都是搜集碑志传记而成，并未尝加以镕铸剪裁，虽然足资参考，但究竟不如李氏书便于披诵。
和李氏相先后的是王连闿的《湘军志》（十六篇）。王氏和李氏都曾参与曾国藩的戎幕，而且都是因为文人不长于治事而不得意以去。但是他们都有史才，而王氏文采尤盛。王氏的《湘军志》，是近代一部史学名著。他虽是湖南人，但并不隐讳湘军的短处，颇有直笔。文笔苍郁凝酣，极可讽诵。记湘军的又有王定安的《湘军记》（二十卷），朱孔彰的《中兴将帅别传》（三十卷）皆出于曾军幕僚之手，当时人才之盛，可以想见了。
晚清的史家不但因渐注意于本朝的史事，而开始纂修本朝的历史，并且大规模的编印本朝的史料，也自此时开始。最重要的如《东华录》的刊印《筹办夷务始末》的编纂，全都是始于这个时期。《东华录》的编辑是始于蒋良骐的《东华录》（三十二卷）。蒋氏于乾隆时与修国史，得见实录档案。遂采擷纂集，起自天命，迄于雍正，凡六朝，学者便之。至清季王先谦更就蒋氏原书为之增补，并续以乾隆至同治五朝之档案，成十一朝《东华录》，共凡六百十九卷。以后朱寿朋更辑光绪朝《东华录续录》二百二十卷。这是关于清代最重要的史料汇编。同时《筹办夷务始末》的编纂也始于是时。此书托始于道光十六年议禁鸦片，至二十九年英人允不入粤城止，凡关于此十四年间中英交涉之史料，上至皇帝的上谕，臣工的奏折，下至华夷往来的照会书札，凡有涉于洋务而未尽载入实录者，俱按年月编入，实为一部最详细的外交史料汇编（八十卷）。这部书纂修完毕之后，大家觉得非常有用。所以同治皇帝又命续纂自道光三十年正月起至咸丰十一年七月间的外交史料，凡上谕廷寄，以及京外臣工之折奏，各国往来之照会书函等件，凡有涉于夷务而未纂入实录者，编年纪月，皆行纂入。全书共八十卷，成于同治六年。以后遂成定例，光绪元年遂又命纂修同治朝筹办夷务始末，起自咸丰十一月七日至同治十三年十二日止，体例一依前两书，修成于光绪六月八日共一百卷。这三部书共二百六十卷，实是一部空前的外交史料汇编。当时编繤的时候本以实用为目的，所以有‘慎密从公毋稍洩漏’的谕旨。直到了民国十八年才由故宫博物院全部印了，实在是关于近世史一部重要的资料。
七、新史学的输入和通史教本的纂修
到了晚清，史学界的风气，已由考史而变为修史，由治古史而改为究心本朝的掌故。但是到清季史学界又发生了一个革新运动。清末因为西籍大量的移译，泰西的思想遂渐渐的输入到中国来了。关于史学方面，我国史家因读了新翻过来的西洋史书，渐感觉到西洋史籍编制的方法，史事的选择，和我国旧的史学，颇有些不同。第一位积极介绍西洋史学，并呼吁改造中国史学的是梁启超先生。梁启超字卓如，是康有为的大弟子。他一方面接受了康氏的今文思想，一方面更博览中日方面所翻译的西学书籍，深感觉到中国传统的史学，大有改造的必要。他曾于光绪二十八年（公元一九○二）发表《新史学篇》一文，就他所认识的新史学的观点，对我国传统的史学作猛烈的抨击。他说：
试一翻四库之书，其汗牛充栋，浩如烟海者，非史学者居其六七乎？上自太史公、班孟坚，下至毕秋帆、赵北，以史家名者不下数百。兹学之发达，二千年于兹矣。然而陈陈相因，一邱之貉，未闻能有为史界辟一新天地，而令兹学之功及于国民者，何也？吾推其病源，有四端焉。一曰知有朝廷而不知有国家。吾尝常言二十四史非史也，二十四姓之家谱而已。……二曰知有个人而不知有群体……三曰知有陈迹而不知有今务……四曰知有事实而不知有理想……缘此四弊，复生二病：其一，能铺张而不能别裁……其二，能因袭而不能创作……合此六弊，其所贻读者之恶果，厥有三端，一曰难读……二曰难别择……三曰无感触……然则吾中国史学，外貌虽极发达，而不能如欧美各国民之实受其益也，职此之由。
这是新史学的第一声角号，这是对传统史学最严烈的批判。梁氏又述说他所认识的新史学道：
近世史家之本分，与前者史家有异。前者史家不过记载事实；近世史家必说明其事实之关系与其原因结果。前者史家不过记述人间一二有权力者与亡降替之事，虽名为史，不过一人一家之谱牒。近世史家必探察人间全体之运动进步，即国民全部之经历及其相互之关系。
这些议论，自现在看来，虽未免肤浅夸大，而在当时确会‘发聋振聩’，发生了很大的影响。梁氏的学术是多方面的，新旧东西，也都爱好，但是自少至老，对于史学，尤其特别嗜好。至民国十年，更应天津南开大学之请，讲历史研究法，后整理为中国历史研究法，民国十一年出版。这书出版后，风行一时，对于当时中国史学思想影响极大，可以代表梁氏比较成熟的见解。他在自序中说他对于新史学的认识道：
近今史学之进步有两特征：其一为客观的资料之整理——畴昔不认为史迹者今则认之；畴昔认为史迹者，今或不认。举从前 弃置散佚之迹，钩稽而比观之，其夙所因袭者，则重加鉴别以估定其价值。如此则史立于真的基础之上，而推论之功，乃不至枉 施也。其二为主观的观念之革新——以为人类活态之再现，而非其僵迹之展览，为全社会之业影，而非一人一家之谱录。如此然 后历史与吾侪生活相密接，读之始能亲切有味；如此然后能使领会团体生活之意义以助成其为一国民一世界人之资格也。欧美近 百年之史学界，全向于此两种方向以行，今虽仅见其进，未见其止，愿所成就则斐然矣。我国史界浩如烟海之史料，苟无法以整 理之耶？则如在矿之金，采之不竭。学者任揅治其一部分，皆可以名家；而其所贡献于世界者皆可极大。
他又为历史下一个定义道：
史者何？记述类社会赓续活动之体相，校其总成绩，求得其因果关系，以为现代一般人活动之资鉴者也。
他这书分六章：一，史之意义及其范围。二，过去之中国史学界。三，史之改造。四，说史料。五，史料之蒐集与鉴别。六，史迹之论次。这部书在当时是第一部有系统的介绍近代史学的书。所以出版后，风行一时。数年之中，再版者五次，对于当时的学术界发生了很大的影响。可惜梁氏不谙西文，对于西洋史学的认识，不过是依据几本中日翻成的教科书，和当时风行一时的威尔斯世界史纲等书，这都是些通俗读物并不能代表近世西洋史学界研究的方法和理论的趋势。所以他对新史学的介绍，颇为肤浅空泛，而没有正确的认识。他对于西洋人研究历史的方法，似乎是茫然的很。他不知道近世西洋史学是建设在专题研究之上的。《世界史纲》一类的书，乃是一个外行人对于世界通史的一个看法，根本谈不到研究。至于教科书并非专门著述，也不能代表近代西洋史学研究。专门研究是要依据史料从专题研究作起的。梁氏不明通俗著述与研究著作之别，而号召天下研究整个的通史，结果他自己用了这“治史所持之器”，并无成绩，而他人用这方法来治史也不会有成绩的。
梁氏以后，向国人介绍西洋史学方法而最有影响的人是胡适先生。胡先生本是在美国学哲学的，但是对于中国学问也很有根柢，而且他并不好玄思冥想，而好作客观研究，所以对于历史，颇有兴趣。在美国的时候，他即以西洋的方法整理中国的材料，著《先秦名学之发展》一书。归国后，任教北大，担任中国哲学史一课，更将此书扩充为编著《中国哲学史大纲》一书。他于这书第一篇绪论中先论整理中国哲学资料和方法，他主张在整理一家思想之先，须审查材料的真伪。他很简单的介绍了西洋史学方法的理论，尤其以塞恩保氏的《史学原论》为主（Langlois & Seignobos: Introduction to the Study of History），结果他这书刊落群言，成了崭新的一部中国哲学史。出版之后，风行一时，数年之中，翻版十余次，对于当时哲学思想史学思想，影响极大。后来顾颉刚先生尝说当时学生们对于他的印像道：
哲学系中讲中国哲学史一课的，第一年是陈伯弢先生（汉章）。他是一个极博洽的学者，供给我们无数材料，使得我们的眼 光日益开拓，知道研究一种学问应该参考的书是多至不可计的。他从伏羲讲起；讲了一年，只到得商朝的《洪范》。我虽是早受 了《孔子改制考》的暗示，知道这些材料大都是靠不住的，但到底爱敬他的渊博，不忍有所非议。第二年改请胡适之先生来 教。“他是一个美国新回来的留学生，如何能到北京大学里来讲中国的东西？”许多同学都这样怀疑，我也未能免俗。他来了，他 不管以前的课业，重编讲义，开头一章是“中国哲学结胎的时代，”用《诗经》作时代的说明，丢开唐虞夏商，直从周宣王以后讲 起。这一改把我们一班人充满着三皇五帝的脑筋骤然作一个重大的打击，骇得一堂中舌挢而不能下。许多同学都不以为然；只因 班中没有激烈分子，还没有闹风潮。我听几堂，听出一个道理来了，对同学说，“他虽没有伯弢先生读书多，但在裁断上是足以 自立的。”那时傅孟真先生（斯年）正和我同住在一间屋内，他是最敢放言高论的，从他的言论中常常增加我批评的勇气，我对 他说“胡先生讲得的确不差，他有眼光，有胆量，有断制，确是一个有能力的历史家。他的议论处处合于我的理性，都是想说而 不知道怎样说才好的。你虽不是哲学系何妨去听一听呢？”他去旁听了，也是满意。
《哲学史大纲》之外，胡先生在文学方面，也作了不少考据文字。最著名的如他的《红楼梦专证》，抛开了前人猜谜式的“红楼梦索隐”而要“专定这书的作者究竟是谁，著者的事迹家世，著书的时代，这书曾有何种不同的版本，这些本子的来历如何。”这本是西洋人研究文学史最初步的工作。他用了这种方法治中国文学，结果为中国文学史的研究开创了一条新路。以后他所作的《水浒传》、《三国演义》、《儒林外史》、《西游记》、《醒世姻缘传》等书的专证，都是用了这种方法。他又感觉到清代的朴学与近世西洋所谓科学方法相合，遂以现代学术的眼光表扬清代儒者的治学方法，于清儒之中，尤特别表扬戴震崔述，这都于当时的治学的风气发生了很大的影响。
梁胡二氏以外，对于西洋史学理论方法的介绍工作最努力的是何炳松先生。何炳松字柏丞，浙江金华人。他在美国本是学经济学的，但是英文很好，中文也很有根柢。归国后担任北京大学西洋史教授。他即着手翻译美国史学家鲁滨孙（James Harvey Robinson, 1863—1936)的《新史学》（New History）作为历史研究法班上的讲义。罗滨孙这部书的主要目的在推翻旧日窄狭的政治军事史而建设新式的社会史，他主张要将历史的领域扩充到整个人类过去，他反对旧式“年月事实”式的死历史，而提倡人生活环境演变的了解。他指出“历史的功用，并不在要从过去得到某种教训，而在利用历史知识来明白现在种种的问题的来源，帮助我们来解决这些问题。”其实这些思想在十九世纪后半期在欧洲早已发生了。格林（J. R. Green)的《英国人民史》，柏克尔（H. T. Buckle）的《英国文化史》，都放弃政治军事的记述，而注重一般人民生活状况的进展，并且要研究文化变迁的因素。到了十九世纪末年，德国文化史运动盛极一时。鲁滨孙同其他许多美国史界老前辈一样，是一位留德的学生。归国后任教于哥伦比亚大学，遂发愤提倡新史学，打倒旧史学。他的名著《西欧史》（History of Western Europe,1902）即是本着此种观点写成的一本教科书，出版后风行一时，影响甚大。他以后又据这本书改编成许多课本，对于美国史学教育有极大的贡献。他的门人很多，在美国史学界中，蔚为一派。不过，他所作的书是些介绍通俗工作，并不曾作过高深的研究，所以与其说他是历史家不如说他是教育家。何氏译新史学的目的，大概因为他认定要作史学研究，必先明了现代史学的趋势。所以朱希祖先生（当时北京大学的历史系主任）的序文中说：
我国现在的史学界，实在陈腐极了。没有一番破环断然不能建设。何先生译了鲁滨孙这部书，是很合我国史学界的程度，先把消极的方面多说些，把史学界陈腐的地方摧陷扩清了，然后慢慢的想到积极建设方面去。所以何先生译了这部书，是很有功于我国史学界的。
据作者所知，这是被介绍到中国来的第一部较有名的史学理论的书。何先生的译述工作很努力，以后他又把约翰生的《历史教学》（Henry Johnson: Teaching of History），绍持韦尔的《西洋史学史》（Shotwell: History of History）译为中文。又将塞尼卜的《历史学方法应用于社会科学的方法》（Seignobos: La Methode historigne appliquée aux Sciences Sociales)改编为《通史新义》，以提倡所谓新通史。这几本书，都是西洋近年来风行一时的著作，何先生将他们介绍到中国来，对于中国史学界发生了很大的影响。他又写了一本小书，名为《历史研究法》，撮述现代历史研究的方法。此书虽然简短，然而对于西洋现代史学的认识却远胜于梁氏的《中国历史研究法》。以后他又从西洋史学的观点来考究中国史学思想，对于浙东学派以及章学诚的史学思想，也作过相当的研究。
何氏无疑地是当代介绍西洋史学最努力的一位学者，他在中国现代史学有不可磨灭的贡献。可惜他所译的都是些通俗的教科书，他对于当代西洋第一流的史家的著作并不曾介绍，而且似乎未曾考察西洋史家如何依据史料而写成专题的研究，深博的著述。因之，他所提倡的仍是通史的革新，而不是高深的研究。
何氏以后，翻译西洋史学方法，历史哲学的书籍很多。最著名的卜汉姆（Bernheim）的《史学方法》，赛恩卜（Seignobos），傅林（Fling），巴恩斯（H. E. Barnes）诸家的史学方法，傅林悌（Robert Flint），布哈林（Buharin），萨里曼（Saligman）诸家的历史哲学，都译成中文，国人自著史学概论史学方法一类的书也不少，其中以陆懋德先生的《史学方法大纲》一书为最精。
新史学思想的输入引起了改编国史的运动。其初最迫切的需要，莫过于学校的课本。旧日书房中习用的书如《纲鉴易知录》，《十七史详节》，或《资治通鉴》之类既不适合于新时代的需要，于是编纂通史的工作，遂成了改造国史的第一步骤。第一部有名的新式通史是夏曾佑先生的中学《中国历史教科书》。夏曾佑字穗卿，杭州人。他与梁启超、谭嗣同相友善，治经宗今文家言，在当时也是一位维新运动的领袖。他于清末应商务印书馆之托，编纂中学历史课本，第一册出版于清光绪三十年，仅成三册，迄于隋代而止。他这书不用旧日编年纪传纪事本末等体，而用近世西洋写历史课本的体裁。周予同先生说他这部书，在体裁方面，大概是受了日人珂那通世的《支那通史》一类的影响，这个说法，极为可能。《支那通史》是用中文写成的，并且曾经罗振玉在中国翻印，对于当时中国学者，影响极大。在内容方面，夏氏也吸收了不少新的思想和观点，如在第一章第一节世界之初，他便引用达尔文的物种原始，及斯宾塞尔社会进化的理论，说明宇宙和社会的进化的程序。以下他对于汉族的来源，以苗族为土著，以汉族为西来，显系受了当时西人和日人学说的影响。夏氏是尊信今文的，论古代制度和经学源流极受今文家的影响，而推论中国典章制度的变迁，颇有特识，在当时不愧为一名著。到民国二十二年，商务印书馆辑印大学课本，遂列为大学丛书，改称为《中国古代史》。但是三十年来学术的进步，已使这书的内容陈腐不堪，不能采用了。
和夏氏的教科书同时出版的尚有刘师培的《中国历史教科书》。其书亦于光绪三十年由国学保存会出版。仅出了三册，迄西周之末。编纂体裁，与夏氏书相仿佛而内容则大不相同。刘氏是中国近世最伟大的经师之一，他在近世中国经学史的地位，可与章炳麟、王国维鼎足而三，而他的声光才华则又远在二氏之上。他虽然享年仅三十六岁，可是他的遗著经宁武南氏辑印的已有七十四种之多其中多有不朽的价值。他是刘文祺的曾孙，四世穷经，到了他更广博无涯涘了。他除了博览书籍之外，又喜吸收新知，颇受西方社会进化论和日本人学说的影响。他所编《中国历史教科书》乃是他为国学保存会所编的五种教科书之一。他在凡例中说：‘中国史书之叙事详于君臣而略于人民，详于事迹而略于典制，详于后代而略于古代。’他又说他这书注意的五方面是：
又说：‘今日治史，不专赖中国典籍，西人作中国史者，详述太古事迹，颇足补中史之遗，今所编各课，于征引中国典籍外，复参考西籍，及宗教社会之书，庶人群进化之理，可以稍明’。可见他要改造国史的精神与夏氏并无不同。不过刘氏是一位古文家的经师，看法和夏氏很有些不同而已。
夏刘二氏虽然编了些教科书，但都没教过历史，而且这些书都是为中学而编的。在北平担任中国史最久，在史学教育上影响最大的要推王桐龄先生了。王桐龄，字峄山，河北任邱人，清季留学日本，毕业于帝大的史学系。与市村白鸟等人游，在国外专攻史学，正式毕业者，实以先生为第一人。先生于民国二年归国任教北京高等师范学校，迄今已达四十年。实是吾国史学界的老前辈。他所编的《中国史》，初版印于民国五年。至民国十五年又全部改正，再版改订本，自上古迄清中叶，凡四大册，共一千二百余页，实为内容最详细的中国史。内容每代皆先叙事实，后述文化，体例深受日人的影响。每章之后，附列参考书，而正文中不复注明史料的出处，也是保存着当时日本学者的体例。这部书因为内容广博，粗枝大叶地为中国史画了一个轮廓。王先生执教四十年，弟子遍天下，所以他在历史教育上的影响也较任何人为大。
王先生的《中国史》出版以后，此类书出版的很多。其中内容最精博，编制最谨严的要推邓之诚先生的《中华二千年史》了。邓之诚字文如，江宁人。他这部通史讲义起自秦汉迄于明末取材以正史通考等书为主，其他有关的史料，也择要选录。他用自己的话作一大纲，而将有关正史的记载尽量采录，既是一部很好的通史，也可以说是一部史料汇编。搜讨广博，去取极严，在现今通行的课本，实在以此书最为切实有用。近年来新出的中国通史课本甚多，较通行的，则有章嵚的《中华通史》(二册)，缪凤林的《中国通史》(二册)，钱穆的《中国史纲》，金兆梓的《中国通史》。中学中国史教本较著名的有顾颉刚、王钟琪的《中国史》，吕思勉的《白话本国史》。前者以制断胜，后者以详瞻胜，俱风行一时。
八、从古史辨运动到社会史运动
通史课本的编纂虽然改变了中国史学的体裁，但对于传统史学的内容，却很少改变。到了五四前后，中国的思想界发生了一个大的变动，历史学也受到了深刻的影响，古史辨运动遂应运而生了。一提到古史辨运动我们便联想到这运动的领导者顾颉刚先生。顾先生吴县人，他一方面受了晚清今文家的影响(特别是康有为的《孔子托古改制考》)，而怀疑古史的真实性，一方面又受了胡适先生讲授哲学史的影响，更得到了西洋人研究历史的方法，遂更坚信了上古史靠不住的观念。这时正当伟大的五四时代的来临。五四时代，是现代中国学术界的第一次大解放运动,一方面他使得中国的学术脱离了传统的羁绊,一方面他又介绍近来西洋文化的新精神—民主的与科学的人生态度。在这种新的学术思想的气氛中,顾先生发动了他的古史辨运动。古史辨是开始于民国十二年顾先生在《读书杂志》上所发表的“与钱玄同先生论古史书”，在这篇长信中，他指出他的“层累地造成的古史观”。他的新古史观有三种意见:第一:可以说明“时代愈后，传说的古史期愈长”。这个重要的事实崔述在他的《考信录提要》中已经指出了，但当时因为受了传统的经学的桎梏而无人注意。顾先生这封信开头第一句话便是:‘我二年以来，蓄意要辩论中国的古史，较崔述更进一步’。崔氏已经指出群经或伪经中的古文是靠不住的。顾先生更要指出即真的群经中的古史，也未必可信。这显然是受了康有为的《改制考》的影响。第二:可以说明:“时代愈后,传说中的中心人物愈大。”第三:我们在这上即不能知道某一件事的真确的状况,但可以知道某一件事在传说中的最早的状况。他并拿“禹”的传说来作为例证,以为禹最早见于九鼎，而以为禹是“九鼎上铸的一种动物”。并且说《说文》训禹为虫，“大约是蜥蜴之类”。
这封可纪念的公开信，引起了中国当代学术史上有名的大辩论。反对的人最初有刘扶藜、胡堇。稍后又有柳诒征、王国维、陆懋德、李玄伯、张荫麟等人，赞助的人则有胡适、钱玄同。两方辩论的文字，都已经顾先生收在《古史辨》中(先后共出了七册)。刘胡二氏仅据传统的说法，顾先生很从容的把他们驳倒了。但是柳王都是精博的学者，举出了许多顾先生最初不曾想到的证据。陆李诸氏更从西洋史学方法来审察顾先生的说法，更是顾先生严正的诤友。但是尽管顾先生的原文中，不免有许多武断的见解，重大的错误，但是他的“层累的古史观”是驳不倒的，而这问题牵掣之广，内容之杂，不但批评诸先生未想到，即顾先生自己也未想到。所以他在《古史辨》自序便感觉到要解决这些问题是需要人类学，比较宗教学，民俗学等帮助，这当然不是一手一足之力所能解决的，所以《古史辨》也仅有辩论而无结论。
但是这场空前的学术界的大辩论对于我国史学界已经发生了重大影响。这场辩论最重要的贡献是引起大家对于审查史料工作的重视，即是顾先生所谓“辨伪的工作”。在未用一件史料之先，我们应当先考察这史料的真伪;第二，即是真的史料，我们要问作者的时代或用意。春秋时代的书讲夏禹，即是真书，也仅能代表春秋时代的夏禹观，而不能遽认为可信。这个史学方法基本的原则，经顾先生扩大地宣传而深入人心了。其实在顾先生发表致钱氏书的前二年，法国汉学家马伯乐已经在他的《尚书中的神话》一文中将中国洪水说作了一个彻底的研究，他指出中国古代洪水说并不止一个，他又将中国与世界其他的洪水说加以比较。在《古史辨》出版二十年以前，西洋人编的中国课本已经指出商代以前仅能认为神话时期，而非有史时期，这全是根据近代历史学常识而加以推断的，但是当时中国人并不知道。以致顾先生提出了他的见解之后，大家相顾错愕，惊为怪谈。所以顾先生这部书对于当时的史学思想实有发聋振聩之功。经他的提倡，崔述的古史学，已如日丽中天，即是浅陋如姚际恒的《古今伪书考》，也竟翻了若干版。古史辨运动在中国近世史学史上地位与十九世纪初年西洋史家如尼泊(Niebuhr)等人，同垂不朽，者是指出了史学研究的第一步的基本工作，史料的审查。当然现在中国古史的研究早已超《古史辨》时期，而进行着手各部门的建设工作了。但是《古史辨》所代表的初步工作是不能抹杀的。
从五四到北伐，在时间上，虽然只有七八年，但是中国的学术思想，又走到第二个解放时期。这两个时期的中心思想是绝对不同的。五四的中心思想是自由主义，是知识份子对于传统束缚的解放运动。北伐后的中心思想是社会主义，是以唯物史观的观点对于中国过去的文化加以清算。中国最初介绍唯物史观的学者是李大钊先生。李先生字守常，河北乐亭人(一八八八至一九二七)。尝作《史学要论》、《史学思想史》、《史观》、《唯物史观在现代史学上之价值》等文，介绍唯物史观的精义。到了北伐以后中国社会史的研究，特别是唯物史观的社会史，遂更展开。假如《古史辨》运动可以象征五四的史学，那么中国社会史论战便可以象征北伐后的新史学。这个论战第一声炮是陶希圣先生的《中国封建社会史》和他的《中国社会之史的分析》。《中国封建社会史》是一本薄薄不到一百页的小册子，而内容则从史前的陶器讨论到现在过剩的人口。当然他的价值，只在观点，而不在发现和搜集。在这书中，作者否认(一)现今中国社会尚是封建社会，(二)中国社会自春秋以来即是资本主义社会的两种说法。作者也不承认中国社会是半封建社会，认为:“所谓半封建惝怳不定，可用于宣传，而不宜于研究”。作者认为中国社会，自公元前一七六六至一一二二，已从氏族社会进入封建社会。到了春秋时代末期，封建制度开始崩溃，而集体国家逐渐出现，在他的《中国社会之史的分析》一书中，作者说:‘什么是封建制度?这个问题好难解答’以后作者引用了《大英百科全书》封建制度条的几句话，而且还是由《双十日刊》转引的。本来封建虽是中国的老名辞，而封建社会则是西洋史学近百年来的新观念。作者对于西洋封建制度并未给一个彻底的解说，因之对于中国封建制度的解说也稍失之于空泛笼统。到了后来，陶先生大概感觉这问题太广大，应从专题研究入手。又作了《西汉经济史》、《辩士与游侠》等书，而他所主编的《食货半月刊》更是一个最著名的社会经济史杂志。
同时又有熊得山先生的一本小册子，名为《中国社会史研究》，在当时也颇风行一时。熊氏也没给予封建制度一个明确的定义，便认为中国封建制度始于夏“自不成问题”。又说:“然则封建制度最重要的是什么?怕没有人否认不是现在不合理的土地制度罢?”这似乎是全书的主旨了。
中国社会史的研究到了郭沫若先生才真正的走上了学术的路上。郭沫若字鼎堂，四川人。在中国当代的学者中，梁启超以后，他是最广博的著作家了。他本来是学医的，但是对于中国学问有深厚的修养。于一九二二年联合郁达夫、成仿吾等人发起了创造社，成了中国新文学一股生力军。同时他也非常的注意社会问题。河上肇的《社会主义与社会改革》一书便是经他译为中文。自北伐以后，他又从事于中国社会的研究，结果，著了《中国古代社会研究》一书。这书是于一九二九年出版的，共收到四篇论文，(一)《周易》的时代背景与精神生产，(二)诗书时代的社会变革与其思想上之反映，(三)卜辞中之古代社会，(四)周金社会史观。前有导论一篇，论中国社会之历史的发展阶级。在这篇绪论中，作者指出人类社会的进展，所循的途径大致是相同的。作者所采用的理论是美国人类学家莫尔干的古代社会，和恩格斯根据这书所编成的《家族私有财产及国家之起源》。依据作者的看法，中国社会史的演变，可以分为四大阶段。(一)原始共产(西周以前)，(二)奴隶制(西周时代)，(三)封建制(春秋以后)，(四)资本制(最近百年)。作者认为中国封建制度自春秋以后开始，这正是陶希圣所认为封建制度崩溃的时候，立论与陶氏显然不同。不过作者所研究的仅限于殷周，而每篇又依据极明确的史料。而且他不但依据书本上的资料，又因为研究中国社会而研究甲骨金文，将卜辞金文用到社会史的研究。这本书和他近来的《十批判书》、《青铜时代》，都对于中国古代社会有许多重要的贡献。
到了民国廿年，上海神州国光社所出版的《读书杂志》(王礼锡先生主编)出版了一本《中国社会史的论战》专辑，出版后十天之内便销尽了两版，读者们对于这问题兴趣的浓厚，由此可见。这本“论战”中共收了十三篇文字，撰稿者多是学术界的无名英雄，这更可以代表一般读者的意见。王礼锡先生在序言中，曾列了一个研究中国社会史的参考书，列举这方面新出的书凡三十七种，又杂志论文数十篇;这是一篇很好史料，因为这些书现在多半已找不到了。论战的第一篇是朱新繁先生的“关于中国社会之封建性的讨论”。在这文中，朱先生指出陶希圣所认为封建制度的特征是“很暧昧的”是不妥当的。他以为“在中国，自春秋战国以来，一直到十九世纪中叶以前，中国封建制度的确没有破坏。”他所依据的定义，是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著作。第二篇是严云峰先生批评朱先生说法。严先生也是依据马克思的理论。而严先生的理论又受到了一位镜园先生的攻击。陈邦国在“中国历史发展的道路”一文中，又指出郭沫若先生“误认封建社会是直接由奴隶制度推移来”的错误，他指出莫尔干的《原始社会》出版后，马克司恩格斯的观点已经改变，因之他认为“中国封建之形成是在西周到了东周已在崩溃的过程中”。作者又以为郭先生以秦的统一为集封建制度之大成是“绝大错误”，因为封建制度自西周末期已开始崩溃，而春秋时期已是城市手工业开始了。作者所根据的是考瓦列夫斯的理论。王宜昌先生的“中国社会史论”，又以辩证的观点，指出陶希圣、郭沫若二氏的说法全是错误的，他又以为中国封建制度是起于五胡十六国，而自西周至晋是奴隶时期。
这是第一次依据马克司主义对于中国社会发展的大辩论。大家都是用了辩证法和唯物史观。但是同样观点和同样方法却产了如此不同的结论。秋原先生的通信中，劝勉参加论战者:“对于欧洲经济上之发展，总要有一个正确而丰富的概念……徒然根据一两本讲义以及教科书式的山川均以玉石滨知行《唯物史观经济史》、《经济史概论》是不够的”。这话实不失为未来研究中国社会史者的明灯。
社会史论战专辑前后共出了三本。但这不过是这大问题辩论的开端。实在说来，中国社会史的研究是当前中国史学界最重要的课题。陶郭二氏之后，对于中国社会史研究最努力的是吕振羽先生。吕氏自民国二十年到现在共著成了关于中国社会史六七种著作。他用了唯物辩证法，将中国社会史分期来研究。第一部是《中国史前社会研究》。第二部是《殷周时代的中国社会》，以后他又有《中国政治思想史》、《中国民族史》、《中国史讲话》等书。吕先生以殷代为奴隶制度时代，两周为初期的封建时期，自秦至清中叶为专制的封建时期，自清中叶至今都市资本时期。
中国社会史之唯物辩证法的研究，到了范文澜先生所著编的《中国通史简编》才由初期的创造而开始走进了成熟的时期。范先生对于中国旧学是一位博通的学者，而对于唯物辩证法又有深刻的研究，所以由他来领导这个研究工作自然是最适合的了。这部书，对于史料，除了正史之外，以至文集笔记，都尝博观约取;所用的文字，又是由浅入深，使读者易于领悟。每章后，又附有提要，非常易于领悟，绝无公式化，使人如入五里露中的毛病。称之日“简编”可谓名实相符。此外《中国近世史》一书也是用同样方法写成的，是一本最好的教科书。著者武波即是范先生的笔名。
最近翦伯赞先生的《中国史纲》，很受到学术界的重视。这书已出两本:第一卷，史前史，殷周史。第二卷，秦汉史。他这部书规模甚大，特点是考古材料的大量的应用与中国文化和其他文化的比较。这部书尚在进行中，希望能早日完成。
此外还有几部讲中国社会的书，值得我们注意的，李玄伯先生的《中国古代社会新研初稿》是一部极精辟的著作。李先生对于中国古代社会(特别是法国派社会学)有极深的研究，而对于中国史料又运用的很熟。他对于姓的解释，对于邦火的研究皆已成为定论，是对于古史的大发现。徐炳昶先生的《中国古史之传说时代》，将蒙文通《古史甄微》中的说明又加以扩充，也颇有许多精阐的见解。杨树达先生的《汉代婚丧礼俗考》尽了钩稽的能事，是专题研究的模范。王伊同先生的《五朝门第》，赵丰田先生的《清经济思想史》，都是近年来著名的社会史方面的专题研究。
九、新史料的发现和专题研究的进展
近五十年来，我们的史学界，不但在方法上史观上有伟大的进步。而这五十年又恰好是中国有史以来史料发现最多的时期。晋初竹书纪年的发现，改变了当时的史学思想和古史研究。宋代古物的出土引起了学者们考古的兴趣。这都是新史料的发现对于学术界的影响，但是和近五十年所发现的新史料相比，实在是渺小得很。
近五十年来，在史料方面，中国有三宗大发现:(一)是河南安阳商代遗物的发现，(二)是敦煌古物的发现，(三)是史前遗迹的发现。至于北平内阁大库明清史料的整理，明清实录和清代外交史料的刊印尚不在内。这些新发现为我国文化史增加了无数的新资料。如何将这些新资料用来研究中国的文化史这便是我们当前最艰巨的工作。
关于殷墟遗物的发现，董作宾先生的甲骨年表记载已详。简单地说来，最初是无意中发现的。清光绪二十五年，即是庚子的前一年，河南安阳县小屯村农民因种棉而掘得骨片，遂称之为龙骨，售之于药店。其后骨董商人知为古物，挟之入京，引起了中外学者们的注意。最初搜集的有王懿荣、刘鄂、及外人明义士、林泰辅等人。到了罗振玉先生才为之大量的收集，并录考释。到了王国维先生更应用之作文字学历史的研究。到了民国十七年董作宾先生领导国立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同人赴安阳调查，这是对殷墟古物作者有系统的发掘的开始。这种工作，前后举行了十五次，直到民国二十六年卢沟桥事变爆发才停止。前后出土的甲骨文字凡二万三千余片，此外出土的铜器，石器骨器，也有数千件。这实在是二千年来，关于古代史料，最重要的发现。甲骨文字的著录工作虽始于孙贻让、刘鄂二氏，而发扬光大之功，实不能不首推罗振玉先生。罗氏对于甲骨文字搜罗之勤，鉴别之精，著录之多，考释之严，并世无两，是这门学问的开山大师。罗氏的工作，又多靠了他的好友王国维先生的协助。王氏以缜密的方法，锐敏的眼光，又将甲骨文字的研究引到了小学及古史上去。罗王两先生的弟子董作宾先生不但领导殷墟的发掘，并将甲骨文字作断代的研究,又根据他推测殷历,是当代甲骨学最高的权威。郭沫若先生据甲骨文来研究殷代社会,又为甲骨文字的研究,开创了一个新方面。此外,现在以甲骨文名家者,不下数十人,已经成为一种专门的学问了。
当安阳出土甲骨的明年,也就是八国联军将闹北京的那一年,在西北安静的角落里,又有惊人的大发现。原来甘肃的敦煌,现今虽然是一个穷僻的小县,而自汉至唐,乃是东西交通的孔道,在当时乃是一个繁荣的所在。在光绪二十六年,敦煌城东南千佛洞道士王圆录无意中在洞中发现了无数的写本刻本书籍,以及古代的绘画。这正是中国情形最混乱的时期,无人注意于此。却是一位英国人名叫斯坦因,威逼利诱,巧取豪夺,共装走了二十九箱。这种国宝本来是不能随意出境的,但是这正当国事混乱空前的时候,那有人来拦挡此事?斯坦因得到了便宜,前后来了数次。其后法人伯希和又从王道士买走了二千卷写本,将一部分携到北平,中国学者才知道此事,遂呈请政府,收归国有。今北平图书馆所保存者,即是这批劫余的残卷。
斯坦因不但诱买了敦煌的残经卷,又在敦煌附近发现近千片的汉简,大部分是汉代守戌人员往来的公文薄册,还有少数的参考书私人函件,以及一些日用工具。一九三○年中国学术团体和瑞典人斯文赫定合组的西北科学考古团又在酒泉以北,汉代振城遗址内发现了一万多片汉简。民国三十三年冬中央研究院北京大学合组的西北科学考察团历史考古组又在敦煌西北大方盘城附近发现了一些汉简。
这些古代的遗书,以及石窟中的壁画塑像等都是汉唐期间最珍贵的史料,这些东西的发现增加了不少我们对于汉唐间文化的知识。
其次,近三十年来关于中国史前期遗迹的发现,改变了整个世界对于中国文化来源的看法。五十年前不但外国认为中国没有史前文化,即是中国人也说汉族是西来的。一九二一年仰韶沙锅屯文化的发现,推翻了中国无史前文化的观念,一九三○年“北京人”的发现,更证明了中国文化的久远。现在这方面的工作方在开始,将来的前途是无量的。
史料的发现一方面增加了我们的知识,同时也增加了我们的工作。这些材料的整理、鉴别、解释、只有专家才能胜任、不是一般人能作的。现在史前考古、甲骨文字、钟鼎文字、西北史地皆成了专门的学问。其余别的部门的研究,也是日趋于专门化。本来专门化是科学工作的基础,只有细密的分工,才能有可靠的收获。现在史学界如司马迁、司马光一人包办全史(教科书除外)的时代已经过去了,正如亚里斯多德式的科学研究已经过去了一样。现代的史学是建设在专题研究之上的,正如有了砖才好造房。
民国以来的史学大师如王国维、陈寅恪、顾颉刚、郭沫若等先生,他们的研绩俱是以专题论文的方式发表出来的,除了他们的作品之外,无数的专题论文，在学术杂志中发表,成了我们现代史学的基础。这种风气经几位大师的提倡,和西洋前例的引导,到了民国十年以后,专门的学术杂志便纷纷的出现了。其中最著名的如《北京大学国学季刊》(一九二三),《清华学报》(一九二四),《燕京学报》(一九二七)，《史学年报》(一九三○),《辅仁学志》(一九二八),《金陵学报》(一九三六)，《武昌大学社会科学季刊》(一九三○),《地学杂志》(一九○九),《禹贡半月刊》(一九三四),《食货半月刊》(一九三四),《中山大学历史语言辑刊》(一九二七),《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及《专刊报告》(一九二八)、《田野报告》(一九三六),北平研究院史学《研究所史学集刊》以及其他学报杂志不下数十种,我们史学的拓荒工作,多半首先在这里发表,这里面实蕴藏着近三十年中国史学研究的大部成绩。
现代的史学和现代的科学一样,已经走到集体工作的阶段上,没有和以前像司马迁、刘知几等震耀一时的名星了。各专门范围之内,皆有主要的领导者,譬如史前期考古有李济之、梁思永、裴文中、吴金鼎等先生。殷周史以王国维、吴其昌、郭沫若、徐仲舒等先生的贡献最大。秦汉魏晋南北朝则有陈寅恪、周一良、劳干、贺昌群等名家。隋唐五代自然以张尔田、陈寅恪二先生为巨擘。宋辽金元近来名家甚多,尤以聂崇歧、冯家昇、邵循正、陈述、陈盤、罗福颐诸先生成绩最多。明清史方面人更多了。老辈如孟森、张尔田皆已作古。后起的则有吴晗、李晋华,专治明,萧一山、王崇武、赵丰田,专治清。西北史地中西交通,老辈张星烺、冯承钧皆有不朽的成绩,后起的如王静如、韩儒林皆深通西北民族语言。至于文学史哲学史宗教史美术史经济史已各有专科,非本文讨论的范围了。
十、结论
经过了百年来的演变,我们的史学渐走上现代的途径。中国所保存的史料较任何其他民族为多,现在我们用新的方法将这些史料重新加以整理,自是一椿艰巨的工作。但是如果我们耐心作下去,必有宝贵的收获。不但我们的文化的过程可以找出,即是对于全人类文化进展的了解,也必有伟大的贡献。
《燕京社会科学》第2卷第1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