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中外史学交流回顾
朱政惠 李江涛
20世纪是中外史学交流最频繁的时期,了解和总结这段时期的中外史学交流,对我们今后的史学发展有可贵的借鉴意义。谨根据笔者所了解的情况,对相关的历史过程作约略的回顾和介绍。
20世纪前的中外史学交流状况
在了解20世纪的史学交流情况之前,有必要对20世纪之前的中外史学交流情况作约略回顾。这是20世纪中外史学交流的前提,也是我们认识这一问题的起点。
我们知道,在东亚地区,中国史学的编纂体例、编纂思想、史学思想,一直都对日本、韩国、越南有很深的影响。包括这些国家的史学特征,都和中国的传统史学非常相象。但在西方思想、西方史学对东方有影响以后,日本等东亚国家接受中国史学影响的时代基本结束。西方的史学思想和史学方法开始逐渐取而代之,尤其是对日本史学的影响。而实际的历史进程也表明,中国在进入晚清社会以后,由于整个国家体制的弊端、外侮入侵和积贫积弱,其传统历史学的对外影响力也在减小。
关于19世纪的中外史学交流,可能更多地需要考察西方史学和中国史学的关系,看看他们之间的互动呈现什么样的形态。
我们注意到,西方学者很注意对中国史学发展及其传统、特征的介绍。而这方面的工作,最早是由传教士着手进行的,这与他们的使命有关。打开美国传教士裨治文( Blijah Coleman Bridgman)的《中国丛报》,可以发现有很多与这方面内容有关的文章。如《中国丛报》第3卷,就有关于中国历史文献、历史著作的文章,还包括有关于中国神话、早期模糊记录、先人历史解说、史学原则等方面的文章。1840年5—12月的《中国丛报》中,有关于司马谈、司马迁、司马光、马端临的史学研究情况的专篇介绍。1841年1月号的《中国丛报》,登载了关于中国历史记载及其记载方法的文章。3月号的《中国丛报》中,还有关于中国纪年方式、纪年内容和纪年特点的文章等。11月号有关于中国历史年表的文章等。第16期( 1850年) 3月号的《中国丛报》,还记载有魏源1848年本《海国图志》第12编的译文; 5月号有魏源《大清圣武记》的介绍文章。《中国丛报》翻译介绍了《大清一统志》、《八旗通志》等清代历史典籍。此外,卫三畏( Samuel Wells Williams)的《中国总论—— 中华帝国的地理、政府、教育、社会生活、艺术、宗教及其居民概观》中,也有关于中国史学的介绍。1883年修订版的《中国总论》下册第17章的“中国的历史及其年表”就涉及这一内容。这本著作的修订序言还专门谈到中国史学的编年问题,认为中国史学对有志于对其研究的学者,“是十分有趣的课题”。
美国对中国史学的了解开始于19世纪30—40年代。如前所述,一开始的工作是由传教士进行的,他们不是职业史学工作者。他们对中国史学的介绍和研究,主要出于对中国历史和传统的了解。当时,美国传教士派遣当局要求传教士到中国,把他们所了解到的实际情况,及时向美国国内报告。1所以凡历史、文化、社会、政治、经济、军事,都要如实禀报。史学当然成了他们了解的一个方面。美国对中国史学介绍的这方面的情况,很具体地说明了20世纪前外国对中国史学了解和交流的基本状况和特点。
那么, 20世纪前,中国人又是从什么途径去了解西方史学,又做过那些具体的工作呢? 从目前所能掌握到的资料看,主要还是集中在鸦片战争、洋务运动、戊戌变法这几个时期。
中国人一开始对西方史学的了解,带有很大的功利主义目的。其代表人物就是林则徐、魏源。鸦片战争的爆发沉重地打击了这个浑噩的东方帝国,“开眼看世界”、“师夷长技以制夷” ,是当时开明官僚提出来的强国口号。为了实现这样的目标,西方史书是他们第一了解的资料。从目前所掌握的资料看,林则徐的《四洲志》、魏源的《海国图志》都参考了相当数量西方的地理著作和史学著作。林则徐的《四洲志》,主要是根据英国人莫瑞( Hugh Murry)的《世界地理大全》翻译本,介绍了世界30多个国家的历史和地理的概况,是中国比较早的关于世界历史地理情况的著作。魏源的《海国图志》在林则徐的《四洲志》的基础上撰就。魏源强调这是“以西洋人谭西洋”的著作。所采用的资料,包括英国人禕理哲( Richard Quarteman Way)的《地球图说》、马礼逊( Robert Morrison)的《外国史略》、葡萄牙马吉斯( Jose Martins- Marquez)的《地理备考》、美国人裨治文的《美理哥国志略》等。在这部著作中,还附有《中国西洋历法异同表》、《中国西洋纪年通表》等。当时中国人撰写的反映西人的著作还有,梁廷枬的《海国四说》、徐继畲的《瀛环志略》等。梁廷枬的《海国四说》虽然与《海国图志》不好比,但作者在书里还是有自己的主观意见。他认为当时国内能见到的外国史地著作,虽然内容荟萃,详今略古,但问题还是读者不能从书中知道其“得国之所由来”。这说明当时的中国文人已经在考虑比较东西史学的利弊得失,尽管这时候的介绍还属于对西方史学的初步思考。
鸦片战争时期的这些著作,都是根据翻译近来的西人著作撰写的。洋务运动时期,情况颇不一样。遣洋的使者开始出现,当事者得以直接目击西方社会,接触西方史学及其有关著作,形成自己想法。洋务外交史学著作的出现,就是这个时代中西史学交流的产物。主要的代表作品有王韬的《普法战纪》和《法国志略》、黄遵宪的《日本国志》、薛福成的《续瀛环志略》、徐建寅的《德国合盟纪事》等。王韬是在巡游欧洲期间,撰写成《普法战纪》的。当时,普法战争刚结束,他根据普法军队中的随营记录和当时各国的有关评论,完成了这部书的编撰。他的《法国志略》是在参考日本冈千仞《法兰西志》和冈本监辅《万国史记》的基础上撰就。黄遵宪的《日本国志》,也是他在当日本使馆参赞时,“网罗旧闻,参考新政” ,在对日本的历史和现状作了具体调查后撰就。关于《续瀛环志略》,薛福成说,这是他在出访英、法、意、比四国时,“广求亚洲地志及西人游历日记”而撰。洋务运动时期史学著作的特点,在于这些著作的史学思想、政治思想较之鸦片战争时期有新的区别,重要者还在于,这时期的作者对史著的史料有更高的要求,强调自己的亲自搜集和鉴别。王韬在撰写著作的时候,表现出对于传教士史著的体例及其准确性表示怀疑。2
戊戌变法时期,中国的士人们从现实政治目的出发,编著新的历史著作。这时候有影响的著作有梁启超的《波兰灭亡记》、《最古各国政学兴衰考》与《各国交涉源流考》、康有为的《俄彼得变政记》与《日本变政考》等。写这些书的目的,就是宣传改良变法。当时的这些作者特别希望国人阅读外国的相关史著,理解现实变局。据梁启超介绍,上海的大同书局还专门印了一批关于各国变法的史学著作如《俄土战纪》、《瑞士政变记》、《意大利侠士传》、《地球十五大战役》等多部译著。3
事实上,传教士在将西方史学著作及其思想、方法传入中国方面也起了重要的作用。从19世纪20年代开始,陆续地有一些介绍西方历史和地理的著作进来。印象比较深的著作有: 普鲁斯传教士郭实腊( Karl Friedrich August Gutzlaff )的《东西洋考每月统计传》(1883)、英国传教士麦都士(Walter Henry Medhurst )的《东西史记和合》( 1929年石印本)、美国传教士裨治文《美理哥合省国志略》( 1838年新加坡本)、英国传教士慕维廉(William Muirhead)的《地理全志》( 1853—1854年上海本)、《大英国志》(1856年)等。这些都被认为是最早出入中国的西方作者介绍的史地著作,对于中国人说,无疑开了眼界。林则徐、魏源等许多先进的文人志士,都注意到这些著作的价值。事实上,由于第二次鸦片战争后的传教士传教特权的获得、中国国内洋务运动兴起,以及由此引起的颇多印书馆的出现,客观上又推进了西方史地著作的引进与出版。当时江南制造局出版的著作就包括有金楷理( Carl T.Kreyer )等译的《西国近事汇编》、傅兰雅(John Freyer )译的《俄国新志》8卷与《法国新志》4卷、林乐知( Young John Allen)译的《四裔编年表》4卷等。至19世纪末,广学会所出版的翻译过来的西文著作达60种。
20世纪前在传教士的中介下传入的西方史学,对中国史学界还是有相当影响的。首先,这些著作透露了西方史学的编纂特色和编纂体例。林乐知的著作中,不仅有与中国传统史学不同的章节体,还有诸如人口、土地、矿产、工农业产值、教育、宗教等情况的图表。如《俄国新志》、《法国新志》中,对人口、土产、矿产、工农业产值、进出口额、教育普及率、社会犯罪率等有专门列表。诚然,这些图表的排列的内涵和中国传统史学的图表有很大区别,突出量的变化分析。其中的插图也很有特色。其次,西方近代进化论的历史观在相当部分的著作中有明确表述。李提摩太( Timothy Richard)的《泰西新史揽要》等著作中,批评“世运盛衰之说”及其循环史观,强调今人胜于古人的思想,认为人类历史,“如螺钉然,一转一深,出于人之所不及,盖自古至今所谓进而益上者,大率类此也。”4其三,人类学、社会学、民族学、考古学方法介入史学,开阔历史研究视野。李思( John Lambert Reeds)所编辑的《万国通史》,对运用考古学研究历史的问题特别强调,主张以此推动中国古代史的研究。该书在叙述地球远古情况时,引用了古地理学、古生物学等研究成果,并注意从人类学角度考察人类的起源问题。
20世纪前特别是19世纪中外史学交流是奇特的阶段,这时候史学交流的主要特点是西方史学比较多的引进和介入中国,而这种介入又和中国的特殊历史发展阶段有关,这种引进和介入有深刻的时代背景和历史原因,间接地影响到社会发展和历史变革。整个20世纪的中外史学交流,在这样的基础上发展起来。
20世纪上半叶的中外史学交流
20世纪上半叶,中外史学交流呈现进一步发展的态势。主要还是表现在两个方面: 一是西方史学及其史学思潮对中国历史学的影响; 一是中国史学及其传统文化在西方“汉学”、“中国学”研究的影响和刺激下,走向世界学术舞台,引起国际学术界尤其是汉学家们的关注和兴趣。
关于西方史学的接受方面,进入20世纪以后,最早传入中国的西方史学的介绍人是中国的一位留学生。汪荣宝在他的题为《译书汇编》的著作中,发表根据日本坪井九马三5《史学研究法》和久米邦武、浮田和民等人的著作编译的《史学概论》,介绍了近代史学的定义、目的及其方法,并认为这会是中国新史学的先河。当时,浮田和民的史学影响更大些,介绍到国内的《史学原论》翻译本也达6种之多。6《史学原论》综合西方史学之说,系统阐述近代史学的基本原理与方法。这些著作使中国学者对西方史学理论有了初步概念。根据1903年湖南书局出版的周维翰编著的《西史纲目》看,当时翻译进来的西方史学著作已相当多,如《万国舆图》、《万国通鉴》、《万国通史》、《四裔编年表》、《古史探源》、《大英国志》、《东洋史要》、《希腊志略》、《三十一国志要》、《犹太地志》、《万国史记》等。
这里,应特别提到梁启超,他在1896年撰写的《西学书目表后序》中写道: “舍西学而言中学者,其中学必为无用;舍中学而言西学者,其西学必为无本。无用无本,皆不足以治天下”。他在这篇文章中强调中西学结合,提出了新史学观。不久,他分别发表《中国史叙论》( 1901年)和《新史学》( 1902年) ,这是他对传统史学的批评书和创建新史学的宣言书。事实上,戊戌变法失败后逃亡日本的梁启超,接触了大量西方史学著作。《东籍月旦》所介绍的著作70种中,史著占50种。
不过20世纪初梁启超等人发起“史界革命”和对西方史学的介绍还是失于疏浅。这种对旧史学的批判,强调史学挽救民族危亡的功用,缺乏学术上的深入钻研,真正意义上的新史学没能建立起来。“建设中国新史学”继续成为史学界的呼声和要求。蒋梦麟是当时较早主张新史学思潮的学者。他在1918年1月出版的《教育杂志》发表《历史教授革新之研究》,介绍美国新史学。文章认为美国历史教学的宗旨有三条: 第一,“教授历史当以学生之生活需要为主体也。”第二,“教授历史当以平民之生活为中心点也。”第三,“表扬伟人、政治家与科学家、发明家当并重。”这篇文章实际是新史学思潮的先声。7
当时,积极推行新史学的是何炳松教授。1916年,他从美国归来,先后执教于北京大学、北京高等师范学校。他以鲁滨逊( J·H·Robinson)《新史学》英文本作教材,随后译成中文, 1924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这本书被认为是系统介绍西方史学理论的第一部书。之后,他又出版《中古欧洲史》、《近世欧洲史》,都是根据鲁滨逊所编历史教本编译而成。何炳松还翻译了美国新史学派代表人亨利· 约翰生( Johnson Henry)的《历史教学法》。他还与郭斌合作翻译了绍特威尔的《西洋史学史》( 1929年) ,这是我国最早的一部西方史学史著作。鲁滨逊著作被大量翻译出版的同时,桑戴克的《世界文化史》、巴恩斯的《史学史》、《西洋史学进化概论》、《新史学与社会科学》、海斯的《欧洲近代政治思想史》、海斯与别人合编的《近代史》、《世界史》等也相继翻译出版。“史学概论”类的书,如李则纲的《史学通论》、卢绍稷的《史学概要》、王玉璋的《中国史学史概论》、魏应麒的《中国史学史》等都接连面世。这当中的很多,借鉴了新史学派的观点。8这些译作或原作被相继采用为大中学校的教材,对中国史学界影响甚大。
当时对西方史学这一介绍高潮出现,与20世纪20年代前后国内“民主、科学”思潮兴起有关。大批留学欧美的学生归国,使这种输入成为可能。而将西方史学的理论、观点、方法,融化、吸收,并对当时史学实践产生影响的,则是梁启超、王国维、胡适、顾颉刚、傅斯年等学者。梁启超于1922年出版的《中国历史研究法》,借鉴西方史学的理论观点,从理论到方法,对中国传统史学重新整理阐释,被认为是对中国现代史学有开拓意义的著作。王国维在史观上,也深受进化论和实证主义影响。凭借深厚的学术功底,结合西方科学方法,在古史考证方面取得极高成就,被尊为“新史学的开山”。胡适大力倡导实用主义方法论与乾嘉考据方法结合治学,也颇多建树,对学界产生很大影响。顾颉刚开创的疑古学派深受胡适方法启发,独树一帜。傅斯年在欧洲留学多年,本着客观主义史学精神创办历史语言研究所,开创所谓“史料学派” ,对20世纪史学发展也有重大影响。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中国史坛还出现了介绍“文化形态史观”的“战国策派”。主要代表人物有陈铨、何永佶、林同济、雷海宗等。斯宾格勒的《西方的没落》初刊于1918年, 1922年修订再版。李思纯曾于1923年,在《学衡》发表《论文化》,对斯宾格勒其人其书作过介绍。吴宓也对斯宾格勒思想在中国的传播作过努力。9至1940年代,林同济、雷海宗重谈文化形态史观,实际上是希望以一套文化形态构想,探索时代特点和民族存亡的理论问题。林同济的观点之一是“战国时代的重演”。他认为“世界史上的大战国时期”在16、17、18三个世纪已渐呈雏形, 20世纪40年代可认为是又一度“战国时代”来临。他的想法颇类斯宾格勒关于世界已是极权主义时代的想法。尽管人们对此学派的出现,有这样或那样的看法。但有一点可以肯定,这种民族救亡时期的思考和研究,已经成为20世纪上半叶中外史学交流的有影响学案。
关于20世纪上半叶的史学交流,一个非常重要的事件,就是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在中国的传播和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出现。我们知道,当西方史学理论开始传入中国时,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也通过留日学生介绍到中国。1903年,马君武撰写论文《社会主义与进化论比较(附社会党巨子所著书记)》,认为马克思把阶级斗争看作历史发展的动力,是唯物史观的奠基人。1905年,朱执信在《德意志社会革命家小传》中,介绍马克思、恩格斯的生平事业,并对《共产党宣言》和《资本论》中所论述的唯物史观原理简要评述。10至“五四”运动前,《共产党宣言》、《社会主义神髓》(日本早期社会活动家幸德秋水撰)、《社会主义经济论》(英国社会党主席汉德曼撰)等论述唯物史观著作的部分章节,都译成中文公开出版,有的还不止一个译本。11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进一步传播,在于李大钊等早期马克思主义学者对唯物史观的进一步介绍和宣传。1919—1920年,李大钊在《新青年》等刊物发表《唯物史观在现代史学上的价值》、《马克思的历史哲学》、《史观》、《物质变动与道德变动》、《由经济上解释中国近代思想变动的原因》等文章,12明确指出“发明历史的真义的是马克思”。131924年,李大钊出版《史学要论》,成为我国第一部系统论述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的专著。当时,蔡和森、李达、瞿秋白、李汉俊、陈望道等,都翻译或介绍过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论述唯物史观的著作。李大钊之后,郭沫若、吕振羽、翦伯赞等,接受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为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郭沫若1930年3月出版的《中国古代社会研究》一书,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第一部力作。
马克思主义史学在中国出现,是20世纪中外史学交流的一个重大事件。后来马克思主义史学在中国的发展,远远超出一般的中外史学交流的学术意义范畴。随着1949年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马克思主义史学成为中国历史学的主要史学流派。
我们再回到第二方面的问题,即西方学者来到中国、了解中国学术,与中国学者走向西方、向西方世界传播中国学术的问题。这是我们回顾20世纪中外史学交流所必须面对的问题。
20世纪初,在沙畹( E. Chavannes)、伯希和( Paul Pelliot )的倡导下,欧洲汉学界与中国学术界的交往由个别行为逐渐蔚为风气。沙畹本人,曾经在清朝驻法国公使馆参赞唐复礼的帮助下,翻译过《史记》。1907年后,几度来华考察,与中国学者有交往。沙畹影响下,各大弟子伯希和、马伯乐( Henri Maspero )、葛兰言( Marcel Granet )、高本汉( Bernhard Karlgren)、阿列克(V. Alekseev )、叶理绥( S.Elisseev )、戴密微( Paul Demieville) ,都很重视与中国学者交往。马伯乐曾于1908、1914年两次来华,作过佛教美术资料的考古调查。伯希和精通亚洲各种语文,注意版本校勘与新史料搜求,对我国目录版本、语言文字、考古艺术、宗教文化、东西交通以及边疆史地等,皆有深刻研究。他数度来华,与新旧学者多有交往,对中国史学研究产生过很大影响。
欧洲其他国家,也多有来中国了解中国学术的学者。德国方面, 30年代中期,由于局势恶化,汉学家出走,富克斯(Walter Fuchs)、傅吾康(Wolfgang Franke)、卫德明( Helmut Wilhelm)、石坦安、谢理士( Ernst Schierli t z)、艾克( Gustav Ecke)等人,一时云集北京。英国方面,庄士敦在华时间较长,与新旧学者联系广泛。抗战时期,李约瑟( Joseph Needham)在大后方,也与不少学者结下友谊,完成其名著《中国科技史》。俄国方面,由于地缘接近,学者与中国学者也交往密切。彼得堡大学的伊凤阁( A.I. Ivanov )曾被聘为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导师。阿列克在俄汉学界成就最高,与北大国学专家常有联系,互赠出版物。14
20世纪初的中外史学交流中,哈佛大学燕京学社是一个重要营垒。燕京大学校长司徒雷登( John Leighton Stuart )确定当年办学目的,“在将中西学识,熔于一炉,各采其长,以求多获益处”。15他促成了与哈佛大学联合办哈佛燕京学社。哈佛、燕大通过互派研究生和访问学者,为中美双方培养研究中国问题的学者。美国方面的人才有: 魏鲁男(Ware, James Roland)、舒斯特( Schuster, Carl)、施维许( Swisher, Earl )、毕乃德( Biggerstaff , Knight )、卜德( Bodde, Derk )、顾立雅( Creel, Horrlee Glessner )、戴德华( Taylor, George Edward)、西克门( Sickman, Laurence)、赖肖尔( Reischaner Edwin O. )、芮沃寿(Wright , Arthur Frederick )、饶大卫( Rowe, David Nelson )、倪维森( Nivison, David Shepherd)等。他们绝大多数研究中国古代文化,成为美国汉学骨干力量。中国方面,一批优秀学者也纷纷到哈佛留学,齐思和、翁独健、黄延毓、郑德坤、林耀华、周一良、陈观胜、蒙思明、王伊同、王钟翰等都在入选之列。杨联陞也受到哈佛燕京学社资助,毕业后留在哈佛,后来的许多美国汉学家出其门下。洪业是当时这些活动的重要组织者。这些人的学术造诣在国际上达到很高水平,成为海外介绍中国史学的最有影响的华人学者。
《哈佛亚洲研究》杂志最初的文章,都和中国史料学、中国文献学有关。如邓嗣禹与毕乃德( Knight Biggerstaff )合著的《中国文献选编题解》(1936)、毕乃德《东华录和实录的某些解释》(1939)等。直接和中国史学史研究有关的论文,主要有萨金特(Clyde B. Sargent)《资治史学: 班固和前汉历史记录》(1944)、姚善玉《〈图书集成〉和〈清史稿〉中关于水和龙的数据》(1944)、伯儒(Rhea C. Blue)《汉、魏、隋史: 食货志的争辩》(1948)等。其中,杨联陞撰写了多篇关于中国史学史研究的学术论文。如《中国传统的编史工作》(1938)、《二十四史称呼之理论》(1947)、《古代中国历史研究之发展》(1952)等。他的工作对美国中国学界了解中国史学起了发蒙作用。
有趣的是,二次大战中崛起的哈佛汉学家,很快成为美国现代中国学的重要奠基者。二战前后美国的对华政策有其必然的连贯性,中国在远东重要的战略地位决定了他们要审视其所有对华关系。了解中国成了中美关系的基础和前提。所谓的区域研究和现代中国学,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被提出来的。费正清( Fairbank, John King )是积极的倡导者、奠基者、实践者。16费正清从对清朝的研究入手,开始其对现代美国中国学的思考和建设。正是对中国文献学、史料学乃至史学史研究的扎实工作,奠定了费正清现代中国学的基础; 或者说,美国中国学的发展促进了美国对中国文献学、中国史料学和中国史学史的研究。
美国对中国史学研究,还出现一个新特点,就是关注当代中国史学的研究,注意中国史学发展最新动态。如芮沃寿的《北京的汉学: 1941—1945》(1947年)、邓嗣禹的《最近50年中国史学》(1949)、里昂的(Bayard Lyon)《评〈当代中国史学〉》(1950)等。芮沃寿的文章虽只写了5年汉学,但内容非常丰富,为后人留下了一段珍贵史料。邓嗣禹的论文,对中国20世纪初50年史学的介绍相当全面。他还追溯了中国史学的起源。邓嗣禹指出,中国史学有辉煌的过去,其质量和数量,只有欧洲现代史学可以相匹。其它国家如印度等的哲学、科学和艺术或可称道,但若提史学,没有一个可以声称具有和中国一样悠久、光荣的编纂传统。他强调西方学者应该知道和了解中国史学。里昂的文章评顾颉刚的《当代中国史学》,认为美国学者对中国很不了解,如果他们早看到中国的这些著作,就不会犯那么多的错误了。17
20世纪上半叶虽然时间不很长,但在中外史学交流的历史上,是难得的发展阶段。在这个阶段,出现了三个发展高潮: 一是对西方史学的介绍和引进出现高潮; 二是对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介绍和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建设出现高潮; 三是中国史学走向西方汉学界包括美国中国学界,也出现一个未曾有过的小高潮。显然,这些情况的呈现,和中国史学所面临的特殊学术生态和政治背景有关,是20世纪中外史学交流中值得深入关注和研究的问题。
20世纪50—70年代的中外史学交流
20世纪下半叶,是中外史学交流波折最大的时期,却又是本世纪成果最丰富的时期。基本可以划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 1949年至1966年,交往的平常期和偏颇期; 1966—1976年,交往的停滞期;1978—2000年,交往的活跃期和黄金期。
总体上说,建国初的马克思主义史学还是成就不凡。建国初出现了关于古史分期问题、封建土地所有制形式问题、中国封建社会农民战争问题、中国资本主义萌芽问题、汉民族形成问题和民族关系问题等专题讨论和研究(即著名的古代史研究的“五朵金花” ) ,标志着新中国史学开始摆脱战争时期史学的草创痕迹和烙印,努力向严肃的科学境界迈进。这个时期出版的重要专著有郭沫若的《中国史稿》、范文澜改编的《中国通史简编》(后改称《中国通史》)、翦伯赞的《中国史纲要》、吕振羽修订的《简明中国通史》、侯外庐陆续出齐的《中国思想通史》、胡华的《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史》(初稿)等,称得上是这段时期历史学研究中最有影响的著作。吴晗等史学家还十分关注历史知识的普及问题,中华书局、商务印书馆及时出版了他们编写的《中国历史小丛书》、《外国历史小丛书》等读物。史学工作者还标点了《资治通鉴》、《续资治通鉴》及二十四史。许多著名史家还纷纷贡献了他们的断代史专著和专题史研究专著。西欧、北美、亚、非、拉美等地区史的研究也颇有成就。60年代中期开始,史学史工作者还就史学史研究的任务、对象、目的展开了热烈讨论。翦伯赞等史家对马克思主义历史主义理论的阐扬和实例分析,使科学史学思潮的发展有了坚实的理论基础。18
中国近现代史研究方面,除中国近代史分期问题讨论外、太平天国革命性质讨论、李秀成及其《自述》研究、洋务运动研究、辛亥革命问题研究等,也热闹一时。代表著作有刘大年的《美国侵华史》、《中国近代史诸问题》, 丁名楠、余绳武等的《帝国主义侵华史》第一卷,黎澍的《辛亥革命前后的中国政治》,戴逸的《中国近代史稿》第一卷,胡乔木的《中国共产党的三十年》,何干之主编的《中国现代革命史》等。李新等学者主编的《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通史》,是用马克思主义观点编写的第一部现代通史著作。中国近代史史料整理方面,中国史学会主编的《中国近代史料丛刊》,包括《鸦片战争》、《第二次鸦片战争》、《太平天国》、《捻军》、《回民起义》、《洋务运动》、《中法战争》、《中日战争》、《戊戌变法》、《义和团》、《辛亥革命》等10多种专题资料出版,为近代史研究提供了很大方便。此外,中国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的学者还编辑出版了中国近代农业史、手工业史和工业史等方面的专题资料。现代史方面,也有《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参考资料》、《中国革命史参考资料》等资料集的问世。
但这时期的中外史学交流还是偏颇的。当时,国内的主流思想,是希望确立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在国内的统治地位,并认为这是中国历史学研究需要遵循的唯一科学指南。在这一主流意识形态影响下,所谓的交流,偏重与苏联历史学界的交流。当时,大学的教科书是苏联的; 一些比较重要大学的历史教师,也是从苏联请来的。以中国人民大学为例,当时的中国历史教研室和世界通史教研室,联合编译了《历史问题译丛》(1953年) ,介绍苏联历史研究中提出的一系列重要理论问题,如民族问题、封建社会与奴隶社会问题,以及关于历史教科书的结构问题等。《历史研究》于1954年创刊,其所主编的《历史问题译丛》(又名《史学译丛》)也编译和介绍了很多苏联史学文集。如苏联《历史问题》杂志1953年第11号社论《论伟大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史的科学研究工作》、历史学家基姆和加里科夫的论文《关于苏维埃社会史研究工作的几个问题》等。《历史研究》杂志还主持出版有《苏联关于封建主义基本经济规律的讨论》(三联书店1956年版)、《苏联关于游牧民族宗法封建关系问题的讨论》(科学出版社1957年版)、《封建社会发展阶段问题译文集》(科学出版社1959年版)、《俄国农民战争译文集》(科学出版社1960年版)等译文集,对中国史学界产生过相当的影响。《历史研究》编译文集之外,还有两部重要译集,一部是尚钺编的《封建社会历史译文集》,一部是《苏联史学家在罗马第十届国际史学家代表大会报告集》。
50年代到60年代初,大量引进、学习苏联史学,对中国史学工作者掌握和运用唯物史观研究中外历史,有一定的促进作用。但苏联史学理论中对马克思主义运用的教条主义、概念化、公式化倾向,对中国史学的发展也有消极影响,妨碍了史学工作者对唯物史观的深入理解和研究。60年代初,由于中苏关系的恶化,向苏联史学的学习也成为永久的历史。
当时在中外史学的人员交流方面,能批准外出参加国际学术会议的相当少。笔者所知,吕振羽参加过德意志民主共和国莱比锡“东方学”国际会议( 1955年10月)。但这还是“社会主义阵营”里的学术会议。当时,中国学者和美国、西欧的交往几乎没有。与此同时,对资产阶级史学和封建史学的批判相当严厉。所谓的“打倒王朝体系” ,“把帝王将相赶下历史舞台” ,以及批判胡适、梁漱溟、雷海宗和“清除唯心史观在中国史学界的影响”的政治批判接连不断,都是国家政治生活所引发的学术反馈,以致演变为“文化大革命”。
“文化大革命”是中华民族历史上的一次内乱和文化浩劫,是大陆学术界对外交往最封闭的时期,几乎没有什么重要的学术交流在这时期发生过。但我们不能这样简单地、单方面地看问题。因为在海峡的彼岸,这种学术的交流还在发展; 在海外的其他国家,他们对中国及其历史学的研究没有减弱,反而更有兴趣。这是我们对这一时期中外史学交流考察所不可忽视的方面。
台湾、香港那里,这种交流还保持着。学术交流和学者互访仍然频繁,年轻学子从宝岛到异国他乡深造。他们无意中在海峡彼岸,延续了中华民族的对外交往尤其是史学交往的传统,把传统文化带到海外,也把海外的史学新思潮、新方法及时带回港台地区。我们所知道的杜维明、李欧梵等著名学者,都是在六、七十年代,从台湾、香港到美国和世界上其他国家和地区求学。这时期到海外访问的学者也相当多,如台湾的全汉昇等。19一批欧美留学人员的回归,使西方现代史学理论和方法得以更多输入,外国史学史和中外史学比较研究也日趋兴起。当时在台湾出版的关于欧美史学史研究的专著,有蔡石山《西洋史学史》(国立编译馆, 1975年)、阎沁恒《汤恩比(即汤因比)与历史》(牧童出版社, 1976年)、汪荣祖《兰克史学真相》(《食货》月刊5卷1期, 1975年)与《白德尔(即布罗代尔)与当代法国史学》(《食货》月刊6卷6期, 1976年)、周梁楷《近代欧洲史家及史学思想》(唐山出版社, 1980年) ,以及孙同勋的《二十世纪的美国史学》(《美国研究》1卷1期, 1971年3月)、《美国都市史研究的发展》(《食货月刊》复刊1卷2期, 1971年4月)、《美国历史教科书中的立即解放运动》(《食货月刊》复刊卷3, 1973年4月)等。法国年鉴学派创始人及代表人物布洛克、布罗代尔等的研讨会,也曾在台湾召开。
当时,西方政界、学术界出于对中国政治和学术了解的需要,还是千方百计突破这种局面(带有很大的冷战需要的因素)。美国福特基金会下了很大一笔投资,建设了解中国学术的跳板。从1958年到1970年,福特基金会在台湾的投资达42.1万美元,在香港地区的投资达1万美元。20香港中文大学建立的大学服务中心就是当时得以建立的资料中心。
美国学者对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建设颇为关心。对建国初期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探讨,主要集中于对翦伯赞主编的《中国近代史研究资料》汇编的研究和批评。一些重要学者如费正清、刘广京、芮玛丽( Mary C. Wright )、邓嗣禹、房兆楹等都撰写文章,评论翦伯赞主编的文献集如“鸦片战争”、“太平天国”、“捻军”、“回民起义”、“中法战争”、“义和团”等。这是美国中国学界对当代中国史学的最早的系列评论,集中发表于1957年的《亚洲研究杂志》。费正清和芮玛丽为这套文集的研究写了“引论”。“引论”值得关注和研究,代表了当时以费正清为代表的美国中国问题专家对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基本立场和基本看法。
当时推进了解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一个重要步骤,是召开关于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国际学术研讨会。这是由英国《中国季刊》出面组织的学术会议。麦克法夸尔( Roderick MacFarquhar )是当时这份杂志的主要负责人。据笔者在哈佛档案馆的了解,麦克法夸尔和当时在哈佛大学的史华兹(Benjamin Schwartz)详细讨论了这次会议的筹备问题。会议在接近牛津的迪启莱· 曼诺( Ditchley Manor)举行。时间是1964年9月6日至12日。当时代表美国哈佛大学参加并主持会议的是费惟凯(Alburt Feuerker)教授。会议有论文集。21
在此之前,费惟凯已经出版了由他主编的关于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研究的论文集,题为《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1961年)。他还主编了一本关于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研究情况的选编文集——《中国共产党人的中国近代史研究》(1961年)。这是油印本, 258页,一看就知道花了相当大的工夫。像郭沫若、吕振羽、范文澜、翦伯赞、侯外庐、尚钺、华岗、胡绳、何干之、胡乔木、胡华、吴晗、刘大年、白寿彝等学者的著作,都有详细介绍。但这部讲义所介绍的著作决不只限于马克思主义史学家的成果。1968年,费惟凯又主编了论文集《共产党中国的史学》,收集了包括中国学者刘大年在内的英国、荷兰、苏联、澳大利亚、美国等多国学者关于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研究的学术论文。
中国史学史研究不是西方民族所能轻易做到的。在对中国史学长河的理解和认识中,华人学者的工作始终是关键的。洪业、杨联陞等学者,对美国中国史学史研究的深入和发展,起了中坚和骨干的作用。在50年代,杨联陞对《汉书》、《史记》的翻译都有及时的书评,对翻译内容及其正确性提出看法或商榷意见。221949年,日本内藤虎次郎出版了《中国史学史》。杨联陞也及时做了学术反馈,认为金毓黻的《中国史学史》属于经典性著作,嘉德纳的《中国传统史学》是唯一英文本中国史学史,内藤的《中国史学史》则是“近代学者撰写的部头最大的一部”。2350年代,洪业还撰写了《公元719年唐朝廷的关于著书目录的辩论》(1957)等重要学术论文。在60年代,洪业撰写的论文是《公元708年前的唐代史学编纂署》(1960—1961)、24《唐代史官的辞职信》(1969)等。
美国对中国史学史的研究,还十分重视史学名著的翻译。德效蹇( Homer H. Dubs)的《汉书》后,又有方志彤( Achilles Fang)对司马光《资治通鉴》的翻译、华兹生( Burton Watson)对司马迁《史记》的翻译,徐中约对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的翻译、J. I.克伦坡( J. I. Crump)对《战国策》的翻译。《资治通鉴》的这套译本共两册,为选译本,洛克菲勒基金会资助了这一项目。开始在中国,日本侵略中国后,由方志彤带到美国继续进行, 1952年燕京学社出版铅字打印稿本。华兹生曾执教于哥伦比亚大学。在对《史记》翻译前,撰写过一本关于司马迁的专著, 1958年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出版,对司马迁的生平、思想、史学思想及《史记》做了比较全面的研究。在此基础上, 1961年,他的《史记选译》(两册)由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狄百瑞(Wm Theodore de Bary)撰写了序言,强调《史记》是关于中国古代社会的最重要的历史学文献。《史记选译》的出版是当时美国中国学界有影响的学术事件,包括德效蹇在内的一些学者认真撰写了书评。关于梁启超的《清代学术概论》,由徐中约翻译,史华兹撰写了序言, 1959年由哈佛大学出版社出版。
美国中国学界对人物传的研究也颇重视。资料表明, 60年代初,有过一次专门学术研讨。商量中国传统史学的人物传研究、近代史学的人物传研究、马克思主义史学的人物传研究等。这场讨论由著名传记家包华德教授发起。美国对中国史学史的研究,还表现在撰写一些断代的中国史学发展史,如元代史学研究、金代史学,这些研究成果要早于中国大陆。在美国学术界,还比较早地出现对中国佛教史学史的研究论文。25此外,专题研究如辛亥革命史学、义和团史学、中国劳工运动史学、地方志、哈尔滨城市史学的研究专著也有。26
对历史的研究往往需要尘埃落定。有时候,我们觉得几乎没有和别人有什么交往,但实际上,这种交往还在继续,甚至在更深层次上发展。这是我们始料不及的,上述种种问题值得深入探索。
20世纪末的中外史学交流
中国粉碎“四人帮” ,改革开放使中外史学交流也出现大转机。一是大量中外史学交流和学术互访的出现; 二是大量海外史学理论和史学方法的译著出现; 三是体现时代新特征的史学发展趋势出现。
以中美学术交往为例, 1978年以后,两国学者互访已经开始。根据笔者在哈佛档案馆的了解,1979年8月27日,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副所长王钟书就曾经到哈佛大学做关于汉文化的系列讲座。27同年10月30日,华中师范大学历史学教授章开沅到哈佛大学访问。他在哈佛大学的纽英伦中国讲座做学术演讲。当时他所访问的大学还包括西雅图华盛顿大学、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斯坦福大学、威斯康星大学、密歇根大学、哥伦比亚大学、普林斯顿大学、耶鲁等大学等。28据知, 11月上旬,哈佛大学费正清中心还接手中国社会科学院学者何兆武、王毓铨的访美事项。据知,何兆武先生的研究项目是: 《当代美国对中国思想史的研究,特别是近代思想史以来中西思想文化交流史的研究(当代美国对西方思想史的研究情况,史学思想与史学方法论的研究与动态)》。29王毓铨先生的题目是《1950年以来美国学者对中国的研究》,主要研究美国对中国历史的研究。30
美国学者也做了积极的工作。史华兹研究中国问题大半辈子,从来没有到过中国, 1975年他首次到中国,不过是随美国自然科学家代表团访华的。史华兹没有成为“文革”后中美人文社会科学家访问中国的首批美国学者,却是促成中美人文社会科学工作者相互交流的重要学者之一。还是在1978年11月,斯坦福大学马安国( Angus W. McDonaid, Jr)教授就在策划访问中华人民共和国,考虑组织一个“毛旅行团”。代表团成员由威斯康星大学历史教授迈斯纳和爱德华· 弗莱德曼、哈佛大学历史与政治系教授史华兹、斯坦福大学教授马安国组成。他们给中国驻美国大使馆和中国社会科学院写信,希望访问成行。31据了解,中国社会科学院外事局1979年2月24日回函,表示欢迎就毛主席和中国革命专题来华进行学术访问四周。321979年10月6日,史华兹本人向美国有关学会呈交了争取访问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杰出学者交流项目申请表”。史华兹写道,去中国主要是想同人们交流中国思想史研究的问题,以及中国文化和中国历史遗产对现代化和现代性的关系问题。1980年,他还直接写信给中国社会科学院领导,说非常高兴有机会去中国并同学者们交换关于传统和现代化问题的意见。33同年3月16日,他还以东亚和大西洋社区课题组主席的名义,致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宦乡。向他呈交一份备忘录副本,这是费正清所建议的中美合作研究的建议。在这个备忘录中,费正清建议中美学者可以进行中美关系史的联合研究,可以邀请两国不同学科(包括历史学)的学者参加。34
不过史华兹1980年没能成行。1980年到中国访问的有影响的史学代表团,是由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魏斐德( Frederic E. J. Wakeman)教授为团长的美国明清研究代表团。魏斐德率领的美国中国明清访问团,满中国地跑,深入大学、科研机关、档案馆,了解新时期中国历史学的走向。他们强调对中国的实地目击,了解中国史学、史学家、史学机构的具体状况。事后又主编明清访问团文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明清研究》(1980) ,很详细记载了代表团所见所闻。这是对当时中国史学界队伍、资料、现状的十分详尽的文献记录。和这个访问团的时间相近,美国普林斯顿大学的余英时教授,也率领汉学术访问团来到中国。史华兹于1981年来到中国,访问北京、上海、西安、杭州等地,同中国学者进行了广泛交流。
关于中外学术交流的情况,只能做很约略的回顾。事实上,以后的情况远比以前发展。外国学者纷纷来华访问讲学,传达最新的史学动态。在国外留学、访问、定居的学者成为中外史学的桥梁,为中外史学交流做出了很大贡献。
中国粉碎“四人帮” ,改革开放出现转机,美国对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研究异乎寻常的热闹。他们注意对中国史学理论的研究。中国农民战争研究方面,有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历史系刘广京的长篇论文,研究中国农民战争中的理论问题,题目《世界观和农民反抗: 后毛时代史学反思》( 1981) ,这是用力很深的学术论文。1989年,卜正明( Timothy Brook )主编了题为《亚细亚生产方式在中国》的论文集。35这篇论著在美国颇受重视。阿尔夫·德里克教授在书评中强调了这本著作的文献价值。36他们还高度关注中国《史学情报》和《史学年鉴》的出版。《亚洲研究杂志》等学术刊物都有评论文章。1978年,魏斐德还撰写了《粉碎“四人帮”以后的中国历史学》,对中国史学的趋势做了展望,称中国历史学的新转折已经来到。
在其他国家, 80—90年代以来,对中国史学的研究也在发展。在韩国,李润和的《中韩近代史学的比较研究》(1994)是一本关于中韩史学比较研究的专著,已经翻译成中文。在德国,罗梅君的《政治与科学之间的历史编撰——30和40年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形成》也已经出完,山东教育出版社1997年翻译出版。在前苏联,社会科学院历史部的维特金( R. V. Viatkin)组织人员将《史记》翻译成俄文本。这个事情在美国也有较大反响。宾州大学卜德( Derk Bodde)教授专门撰写书评,发表在美国的《亚洲研究杂志》。在加拿大,学者詹尼弗( Jennifer W. Jay )著有《纪念和官方的阐释: 宋代忠君者的史学》(1990) ,这是其专著《王朝之变: 十三世纪中国的忠义问题》中的一章。作者认为文天祥的文集是这一特色史学的发端。在澳大利亚,学者们也撰写了中国史学史研究的专著。对中国史学研究的前所未有的关注,是中外史学交流加强的重要标志。
世纪之交,中外史学交流的新特点在于,海外学者不再不负责任地说中国古代史学是剪刀加浆糊,而是很关注中国史学的本质特色和对西方史学的借鉴意义。1995年,史华兹在题为《中国文化之历史观: 若干比较性的思考》的论文中,着重分析中国史学的特色问题。他比较了中国和欧洲的古代史学,认为中国史学最关注的是人的历史与非人的历史之间的关系; 或者说,中国古代史学主要研究人与道的关系。他认为: “天或道的看法显示出中国人还是相信历史中存在着一些非个人的形式或力量,而且我认为像中国的势、时、自然这类的词汇,会令人联想到我们的文化中那种有关自然发生、非个人的过程的观念。”37史华兹的分析给人们留下了思考的空间,促使人们进一步理解中国史学的发展特征及其对西方史学的意义。1994年2月,伊米拉学院的学者葛朗特· 哈代( Grant Hardy )发表题为《司马迁的多重叙述: 中国古代史学能否对现代西方史学有现实贡献》的长篇论文。哈代文章中,将司马迁的观点和海登· 怀特( Hayden White)等西方史学家的观点做了比较。哈代认为,司马迁的历史研究方法对西方史学家提供了连贯的历史方法的画图,而且也许是很有趣的典范,因为它恰恰是西方史学家为摆脱传统历史编撰模式所苦苦思索的问题。哈代试图引出“具有全球意义的话题”。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斯卡伯格( David C. Schaberg )教授的《过去的模式: 中国古代史学的模式和思想》,是近些年涌现的关于中国史学史研究的最有影响的著作, 2001年哈佛大学出版社出版。这是在他1995年博士论文《中国历史学的创立: <左传>、<国语>中的语言表述》基础上完成的专著,主要研究中国古代著作—— 《左传》、《国语》。38作者试图通过对这两本古代文本的探讨,寻找中国史学的起源。斯卡伯格认为《左传》和《国语》构成了古代中国历史叙述的基本架构。他并认为,公元前的这两本著作,以孔子的观点解释过去并为现实的人提供训诫,显示聪明的中国人知道如何来写历史; 高教养的贵族利用语言形成记忆,寻求规范社会的准则。斯卡伯格的著作获得2003年美国亚洲协会的列文森奖。总之,专家们都显示了这样的期待: 从中国史学内部寻找有价值的、可以和西方史学互补的思想、方法和理论。
在中国方面,学术交往推动了西方各种史学著作的翻译出版。择大要而言,商务印书馆出版《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主要有鲁滨逊《新史学》、古奇《19世纪历史学与历史学家》、李凯尔特《文化科学和自然科学》、康德《历史理性批判文集》、维柯《新科学》等。上海译文出版社推出《当代学术思潮译丛》,有巴勒克拉夫《当代史学主要趋势》、勒高夫等《新史学》等。华夏出版社《二十世纪文库》,有巴尔格《历史学的范畴与方法》、米罗诺夫等《历史学家与数学》、米罗诺夫《历史学家和社会学》、伊格尔斯《欧洲史学新方向》、伊格尔斯等《历史研究国际手册》、哈多克《历史思想导论》、雅斯贝斯《历史的起源与目标》、托波尔斯基《历史方法论》、摩尔《民主和专制的社会起源》、波普尔《历史决定论的贫困》、迈克尔· 米特罗尔等《欧洲家庭史》等。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编《外国史学理论名著译丛》,有茹科夫《历史方法论大纲》、沃尔什《历史哲学-导论》、柯林武德《历史的观念》、波普尔《历史主义的贫困》(华夏版译作《历史决定论的贫困》)、勒高夫和诺拉主编《史学研究的新问题新方法新对象》等著作。这些系列丛书,规模和数量都超过以往。39
同样,中国学者也关注海外对中国历史学的研究。中国社会科学院情报研究所做了比较多的工作,《外国研究中国》(商务印书馆, 1978年8月)是当时最早介绍海外研究中国的刊物。中国社科院文献信息中心还成立国外中国学研究室,编著“国外研究中国丛书” ,介绍美国、日本、俄苏的汉学、中国学状况。1994年,该中心还编著出版《世界中国学家名录》。80年代末以来,国内对海外汉学介绍与研究的力度增强。两套大型翻译丛书出版: 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了王元化主编的“海外汉学丛书”; 在江苏,江苏人民出版社出版了刘东主编的“海外中国研究丛书”。与此同时,中华书局出版了若干与海外汉学有关的“译丛” ,如“中外关系史名著译丛”等。在北方,辽宁教育出版社出版了“当代汉学家论著译丛” ,《中国古代典籍导读》(鲁惟一主编,李学勤等译)等入选。上海古籍出版社还出版“海外珍藏善本丛书”。河南大象出版社出版“西方早期汉学经典译丛”。关于中国典籍文物在海外的流布情况,国内也出现有专门研究著作,如《海外孤本晚明戏剧选集三种》、《海外敦煌吐鲁番文献知见录》等。还有如《汉籍在日本的流布研究》(严绍璗著,江苏古籍出版社, 1992年)、《江户时代的中国典籍流播日本研究》(大庭修著,戚印平等译,杭州大学出版社, 1998年)、《欧洲收藏部分中文古地图叙录》(李孝聪著,国际文化出版公司, 1996年)、《稀见清世史料并考释》(王庆成著,武汉出版社, 1998年)等。这些著作的作者都将近十年来在英、美、俄、日等地见到的稀见资料整理,进行专门介绍。李约瑟主编的《中国科学技术史》和崔瑞德、费正清主编的《剑桥中国史》,也在国内翻译出版。此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还出版有《法国当代中国学》(戴仁主编,耿升译) ,全面介绍了法国中国学的历史和现状。40
80年代以来,一些汉学研究机构和有关学术团体也相继成立。一些重要的国际汉学会议召开。相关论文集出版。41由于汉学与中国学研究的深入,一些期刊或出版物如《世界汉学》、《国际汉学》、《汉学研究》等也纷纷面世。
对西方史学的研究促进我国建成一支较高水平的史学理论研究队伍。学术工作者更重视对于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研究,加强对历史规律性问题、历史客观性问题、史学社会功能问题等重要史学理论问题的探讨。42与此同时,对现代西方史学的各种新思潮、新观念、新理论、新方法的介绍和研究,包括对心理历史学、历史人类学、历史人口学、社会历史学、结构史学、计量史学、比较史学、口述史学、影视史学及家庭史学、妇女史学、城市史学等研究,都促进中国学者考虑更好推进本国历史学研究的问题。中国当代历史学正以前所未有的开放心态去和世界各国的历史学交流和相互探讨,所有这些交流的目的,就是为了建设我们民族自己的新史学——一个既保持民族史学精华,又广泛吸取人类精英思想的21世纪中国新史学。
以上,我们根据详今略远的原则,分四个阶段,分别介绍了中外史学交流的情况。从这四个阶段的情况可以看出: (1)世界上最古老的、编纂系统最全面的中国传统史学,在经过近一百年激烈的学术冲击、交流和时代大浪淘沙后,原生状态有很大改变,趋向与世界先进的理论和方法结合,并得以保持民族史学的精华内核。马克思主义史学是当今中国历史学发展的主流形态。(2)中国史学的每一次重要变革和发展,都和中华民族本身的发展变革有关,和国际史学发展的总趋势有关,和中国史学自身的蜕变发展有关。中国史学要健康、全面发展,只有走和世界各国史学交流和互补短长的道路。要顺应潮流,合乎时势。(3)中外史学交流始终是“双主题”、“四通道”的。所谓“双主题”,就是中国向西方史学请教的主题,与西方了解、认识、研究中国史学的主题。所谓“四通道”,就是上述两个主题的任何一个主题的交流,都不是单向的。一般情况下,这种交流不会有障碍。任何有障碍的情况都值得关注,这方面有太深刻的历史教训,应该永远铭记。(4)中国史学和世界史学交往密切之日,是中国史学昌盛之际,也是世界史学繁荣之时。一个世纪的中外历史学交流,留给我们太多需要思考的问题。
————————————
1 Jonathan Goldstein: American Views China , American Images of China Then and Now , Bethlehem : Lehigh University Press, p. 69.
2 参见王韬：《重订法国志略》序。
3 梁启超：《大同译书局序例》, 《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二》,第58页
4 李思：《万国通志》前编自序。
5 这时的日本史学,已经深受西方近代史学影响。兰克再传弟子路德维希· 利斯到日讲学多年,并著《史学》一书,对兰克史学在日本传播做出了贡献。为深入了解西方史学,坪井九马三又留学德国,归国后作《史学研究法》。
6 浮田和民: 《史学原论》1903年, 有李浩生等6种译本在杭州、上海等地出版。
7 蒋梦麟：《历史教授革新之研究》,载《教育杂志》1918年1月。是时, 蒋梦麟担任北京大学代理校长。刘俐娜曾撰文《西方历史学与“五四”史学思潮》详述此事。
8 参见张广智: 《现代美国史学在中国》,《美国研究》1993年第4期。
9 参见王敦书: 《斯宾格勒的文化形态史观在华之传播—— 吴宓题英文本〈斯宾格勒之文化论〉手迹读后》,《历史研究》2002年4期。
10《民报》第2号, 1905年11月26日初版。
11 如1903年初版于日本的《社会主义神髓》一书,在“五四”前,至少有3种中文译本。
12《李大钊史学论集》,河北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199页。
13《李大钊文集》(下) ,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678页。
14 关于这方面情况,桑兵: 《国学与汉学—— 近代中外学界交往录》(浙江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的研究中,已有涉及。
15《在燕大师生大会上的讲话》, 1935年9月24日。
16 这里所提的区域研究,包括对当时苏联、印度等国家和地区的研究,是更专门的、跨学科的、对特定地理区域的研究。1946年哈佛大学还成立了国际与区域研究委员会。而“现代中国学” ,是相对欧洲“汉学”而言。
17 The Far Eastern Quarterly , Volume 10, Issue 1 ( Nov. , 1950) .
18 参见朱政惠：《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回顾和展望》, 载《马克思主义史学新探》(陈启能、于沛等主编)，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9年版。
19 笔者在哈佛大学档案馆看到一份关于全汉昇访问哈佛大学费正清东亚研究中心的资料,该中心的工作会议专门讨论了如何接待全汉昇来访的问题。
20 参见林德贝克( John M. H. Lindbeck ): 《理解中国: 对美国学术资料的评估》( 1971年) ,根据林德贝克书中的统计, 1958年至1970年,美国投入海外各个国家和地区的资金总数2974.77万美元,其中英国74万美元,德国32. 5万美元,日本25.3万美元, 韩国14.3万美元,澳大利亚12.5万美元,加拿大9.7万美元,以及香港地区1万美元,台湾地区为42.1万美元。
21 1964年在英国召开的这次中国共产主义历史学编撰会议是西方的一次重要的关于中国现代史学的研究会议。会议论文有《传统中国历史学和在共产主义下的改变》、《前中国历史之发现》、《中国共产主义者对太平天国的解释》、《中国共产主义者对佛学对中国文化贡献之评估》、《共产主义者对中国农民战争之处理》、《共产党中国的中国近代经济史》、《共产主义者历史学中的唐代》、《共产主义中国的历史教学》、《作为历史家的毛泽东》、《中国共产主义者对中华帝国创建的研究》、《中国共产主义者对19世纪中国外交关系的评估》等。
22 L SY, The History of the Former Han Dynasty by Pan Ku, Harvard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Volume 19, Issue 3 /4( Dec. ,1956) ; Records of The Grand Historian of China, Harvard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Volume 23, ( 1960-1961) .
23 Lien-Shen Yang, History of Early Modern China. ; History of Chinese Historiography. The Far Eastern Quarterly, Volume12, Issue 2( Feb. 1953) , pp. 208- 210.
24《哈佛亚洲研究杂志》1960-1961年,卷23。
25 Tanya Storch: Chinese Buddist Historiography and Orality, Sino- Platonic Papers, Number 37, March, 1993.
26 关于这方面的研究,资料也相当可以,笔者将有专门的探讨。
27 哈佛大学档案馆文件, ACC# 14133(BOX13)。
28 哈佛大学档案馆文件, ACC# 14133(BOX14)。
29 何兆武的项目内容: 1.主要研究机构的组织、活动与研究项目; 2.主要代表人物与主要代表著作; 3.主要研究成果与研究方向; 4.对中国思想史在世界思想史上的地位与作用的评价; 5.历史学的现代问题: 理论上的、方法论上的与技术手段上的;历史学与其它学科之间的互相渗透与合作; 6.高等院校的历史课程和教学活动,学会与学术活动; 7.资料收集情况与动向。何将主要去芝加哥大学、哈佛大学、斯坦福大学、华盛顿大学、国家档案馆、国会图书馆。共同研究的人员主要为何炳棣、费正清、刘广京等。时间是1979年11月起,共半年。
30 王毓铨研究计划包括: 1.主要研究机构和主要研究课题; 2.代表性的学者和著作; 3.研究工作上的新趋势和主要成就; 4.史学的姐妹学科的研究; 5.历史资料的收藏和使用; 6.高等院校的历史课程和教学活动; 7.学会、学术委员会和学术月刊。同时, 主要考察美国国会图书馆及各大图书馆所藏中国图书珍本(明清) ,以及美国学者在蒙古史研究和中西交通史研究上的重要论文和论著。将主要去伯克利分校、芝加哥大学、哥伦比亚大学、哈佛大学、国会图书馆访问。
31 哈佛大学档案馆文件, ACC# 14133 (BOX13)。
32 哈佛大学档案馆文件, ACC# 14133 (BOX13)。
33 哈佛大学档案馆文件, ACC# 14133(BOX14)。
34 费正清的这一备忘录指出: 相互理解有助于友谊的发展。如果美国人民能够通过中国人的眼睛看他们自己,中国人通过美国人的眼睛看他们自己。我们也很希望知道美国人、中国人相互知道他们过去的意见分歧的地方。上海公报开创了一个好的先例。相互理解是珍贵的,但也不是轻易可以实现的。双方都应该增进信任了解,这样会修正以往的旧的主张。我想时间会促进这样的联合的努力。费正清在备忘录中具体介绍了6个努力的方向。(哈佛大学档案馆文件, ACC# 14133, BOX14)关于这方面的情况,笔者已经有研究文章《20世纪末的一次重要学案—— 上世纪80年代史华兹对东亚政治秩序问题讨论的组织和研究》,刊《美国中国学史研究——海外中国学探索的理论与实践》( 2004年)。
35 Timothy Brook: The Asiantic Mode of Production in China , ( M. E. Sharoe, Inc. 1989) . 这部论文集收入的论文总共有12篇,引言是卜正明本人撰写, 其它刊登的主要是吴大坤、赵俪生、王敦书、胡钟达等中国学者的文章。还收有中国学者1978—1988 年间的论亚细亚生产方式的论文目录。在此之前,英国伦敦出版了《亚细亚生产方式: 科学和政治》( 1981)一书。此书是文献集, A . M. BaileyJ. R. Llobera主编。
36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Volume 49, Issue 3 ( Aug. , 1990) . 阿尔夫· 德里克的书评结尾道, 主编和翻译这本著作的专家是应该祝贺的,他们把这样重要的问题带到了海外的中国问题研究专家的面前。
37 史华兹文收入《中国史学史研讨会—— 从比较观点出发论文集》,稻香出版社(台湾) 1999年版。
38 关于这篇文章的介绍,可参见朱政惠: 《20世纪美国对中国史学史的研究》,《史学史研究》2003年4期。
39 这些书籍可参看张广智: 《近二十年来中国的西方史学史研究》,见《史学史研究》1998年第4期。
40 参见任大援: 《“汉学”与“中国学” 20年来国内出版物览要》. 见h ttp: / /w w w. h is torychina. net /qinghistory / research / Index.as px? id=138& articleid=1729。
41 如《汉学研究之回顾与前瞻》(〔新加坡〕林徐典编,中华书局出版)、《华夏文明与传世藏书: 中国国际汉学研讨会论文集》(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编)等。
42 参见于沛: 《没有理论就没有历史科学—20世纪我国史学理论研究的回顾和思考》, 见《史学理论研究》, 2000年第3期。
《史林》2004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