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十年来中国史学的发展

白寿彝

       自中国共产党成立的六十年来，中国史学在党的领导和影响下，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指导下，有了很大的发展。我们作为历史工作者，回顾这六十年史学领域的经历来纪念党的成立，是很有现实意义的。

      这六十年的史学，可以分成两个时期。1921年到1949年，是第一个时期。1949年以后到现在，是又一个时期。

一

      1921年到1949年的二十八年间，是我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初步建立的时期。这时期的史学发展可以分为四个阶段。这四个阶段，是跟革命形势的发展相一致的。

      1921年到1927年是第一阶段。中国共产党的创建人之一李大钊同志在这个阶段做了许多革命工作，也做了许多理论工作。他对于马克思主义在史学领域的传播是很有贡献的。可以说，他是我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第一个奠基人。李大钊写了不少关于历史唯物主义的文章。他在1920年所写的《史学思想史讲义》里，指出历史跟历史资料的区别:“吾兹之所谓历史，非指过去的陈编而言。过去的陈编，汗牛充栋，于治学者亦诚不失为丰富资考的资料，然绝非吾兹所谓活泼泼的有生命的历史”。历史“不是僵石，不是枯骨，不是故纸，不是陈编，乃是亘过去、现在、未来、永世生存的人类全生命”。他批评:“从来的历史家欲单从上层上说明社会的变革即历史，而不顾基础，那样的方法不能真正理解历史”。他强调史观的重要性，批评了各种错误的历史观点。李大钊在这时候就已有了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改造旧史学的思想。他对于旧史学的批评，是击中了要害的。1924年，他出版了《史学要论》，这是我国第一部系统地阐述历史唯物主义并把它跟一些具体的史学工作相结合的书。这本书把客观存在的历史跟人们的历史记载分开。这对于当时的旧史学界把历史文献看做历史本身，是一个深刻的、很确切的批判。他在这本书里高度评价史学对思想教育的重要意义，强调史学的重要作用在于指示社会前进的正确道路，说:“过去一段的历史，恰如‘时’在人生世界上建筑起来的一座高楼，里边一层一层的陈列着我们人类累代相传下来的家珍国宝。这一座高楼，只有生长成熟踏践实地的健足，才能拾级而升，把凡所经过的层级所陈的珍宝，一览无遗;然后上临绝顶，登楼四望，无限的将来的远景，不尽的人生的大观，才能比较的眺望清楚。在这种光景中，可以认识出来人生前进的大路。我们登这过去的崇楼登的愈高，愈能把未来人生的光景及其道路，认识的愈清。”李大钊同志对于史学的崇高的期望，使我们今天读着他的遗著，还觉汗颜。《史学要论》是一本不到四万字的小册子，但这是为马克思主义史学开辟道路的重要著作。这本小册子凝结着一个革命家、一个无产阶级理论家对人类前途的真挚的希望。对于在中国传播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来说，李大钊不愧是第一个开辟道路的人。

      1927年到1937年，这是第二阶段。在这个阶段里，用马克思主义的历史理论观察整个中国的进程，并跟当时的革命实践结合起来，这是很突出的特点。这十年中，在全国范围内，思想界展开了中国社会性质、中国社会史分期和中国农村性质的大论战。这三大论战，有的是以史学讨论的形式出现的，有的是反映史观的。这是一次历时长久的学术领域的论战，同时也是政治领域的论战。就其性质来说，是马克思主义和假马克思主义、反马克思主义的论战，主要任务是要解决中国社会是不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问题。只有解决了这个问题，才能正确认识革命的对象、任务、动力、性质及其前途等问题。后来毛泽东同志写了《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那已是1939年的事情了。我们从毛泽东同志的这篇著名的著作中，可以理解到当年三大论战的重大意义。

      郭沫若同志在1930年出版了《中国古代社会研究》。作者在自序中说:“对于未来社会的待望逼迫着我们不能不生出清算过往社会的要求。古人说:‘前事不忘，后事之师’。认清楚过往的来程也正好决定我们未来的去向”。“目前虽然是‘风雨如晦’之时，然而也正是我们‘鸡呜不已’的时候”。所谓“风雨如晦”，指的是大革命失败后蒋介石反动统治的年代。沫若同志写这部书，正是要担负起“鸡呜不已”的任务，揭示中国社会历史发展的规律，从而指出中国历史必然的前途。这是中国学者用马克思主义系统地阐述中国历史的第一部书。这是继李大钊的《史学要论》之后，在史学上的又一重要著作。此后，沫若同志编著了《古代铭刻汇考》、《两周金文辞大系》和《卜辞通纂》、《甲骨文字研究》，对金文甲骨文进行了系统的搜集、考订和研究，在历史文献学领域里作出了优异的成就，为科学的史学工作提供了文献学方面的坚实基础。吕振羽同志在三十年代先后写出了《史前期中国社会研究》(1934年)、《殷周时代的中国社会》(1936年)，《中国政治思想史》(1937年)，这些也都是我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早期著作。

      抗日战争时期(1937年到1945年)是第三阶段。解放战争时期(1946年到1949年)是第四阶段。在这些战争的岁月里，我们的史学家面对着民族的生死存亡和反动政权的残酷统治，他们以严肃的科学态度，清算祖国的历史，发掘祖国的文化传统，显示了中国人民对历史前途的信心，鼓舞了青年一代反对内外反动派的斗志。从科学水平来看，这两个阶段的史学比以前两个阶段要成熟得多。史学家们既努力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又详细地占有必要的材料，从而得出了独立的学术见解，为我们创立了优良的学风。侯外庐同志在《中国古代思想学说史·再版序言》中说：“中国学人已经超出了仅仅于仿效西欧的语言之阶段了，他们自己会活用自己的语言而讲解自己的历史与思潮了”。“他们在自己的土壤上无所顾虑地能够自己使用新的方法，发掘自己民族的文化传统了”。“我相信(这)一方面的研究会在业绩方面呈现于全世界的文坛，虽则说并不脱离其幼稚性，而安步总在学步之时可以看出来的”。在这些艰难的岁月里，马克思主义史学是富有成果的，它所成就的业绩还不限于思想史的一个方面。

      在抗日战争年代，通史的研究和思想史的研究取得了突出的成绩。吕振羽同志于1941年出版了《简明中国通史》上册，范文澜同志、邓初民同志于1942年分别出版了《中国通史简编》和《中国社会史教程》，郭沫若同志出版了《青铜时代》和《十批判书》，侯外庐同志于1944年出版了《中国古代思想学说史》，于1940年到1945年间陆续发表了关于中国古代社会史的论文，后来集为《中国古代社会史》(后改名《中国古代社会史论》)。这些著作都是作者的力作，其中有不少是可以传世的。文澜同志后来对他的《通史简编》作了很大的修改，但本书初版的历史价值是仍然存在的。

      在解放战争年代，通史的研究继续深入，同时又开拓了专史研究的新局面。这期间，吕振羽同志于1948年出版了《简明中国通史》下册，完成了全书的写作。翦伯赞同志出版了《中国史纲》第一、二卷，侯外庐同志出版了《中国思想通史》第一卷，胡绳同志出版了《帝国主义与中国政治》，都是尚未完成的著作。《思想通史》一直到1959年才有全书出版，共五卷六册。《史纲》，据说第三卷早有稿本，但一直未见问世。胡绳同志的这本书，很受欢迎，后来改排了不只一次，但一直到现在，还没有把本书续完。

      这里，我想着重指出：外庐同志在《中国古代社会史》的自序里，说到他研究中国古代社会的三个步骤。一个步骤是花费精力研究理论，并在理论发展上得出自己的答案。一个步骤是谨守考据辨伪的方法，遵守前人的考据成果并订正其假说。第三个步骤，是把中国古代的散沙般的资料和历史学的古代发展法则，作一个正确的统一研究。这一段话，比较集中地反映了当时先进史学家的优良学风。解放后，在五十年代，史学界争论不休的“史”、“论”关系问题，实际上早已为四十年代的史学实践所正确答复了。

      1921年到1949年的二十八年间，是马克思主义史学初步建立的时期。这是当时中国史学发展的主要动向，这是旧史学包围下的新生力量。在这个时期，旧史学的流派有许多家。其中，有一些历史家，没有接触过马克思主义或不愿意接受马克思主义而在史学上仍然有他们的成绩。王国维先生关于古文献的考释和古史的新证，陈寅恪先生关于隋唐史研究和以诗文证史及综合中外史料的考据方法，陈垣先生关于宗教史、元史和历史文献学(包括年代学、目录学、校勘学、避讳学、辑佚学等)的工作及发扬知人论世的优良传统，顾颉刚先生关于古史传说的新解、伪书的考辨及对边疆地理学、历史地理学的倡导，吕思勉先生关于先秦以至隋唐五代大量史料之断代的清理，冯承钧先生关于中外交通史的翻译和考释，都在史学研究上各有成就，在反对封建史学的迷信上古和反对对史事的随意曲解上，起了积极的作用。在旧史家中，有的人政治上很反动，他们的学术工作也往往起着反动的作用，但其中也有可供参考的地方。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史学，也是在对反动史学的斗争中逐步发展壮大起来的。

二

      1949年，新中国诞生了，中国史学进入了我们所说的六十年来的第二个时期。从整个中国历史的发展上看，这是从近代历史进入现代历史的时期。从史学的发展上说，这是马克思主义在史学领域里开始得到广泛传播的时期，也是经历了严峻考验的时期。

      1949年到1981年，这三十二年间的史学，也可以分为四个阶段。1949年到1956年，是第一阶段。1956年到1965年是第二阶段。1966年到1976年，是第三阶段。1976年到1981年，进入了第四阶段。

      在第一阶段，全国掀起了学习马克思主义的高潮。大中学校的历史教师学习运用马克思主义讲课，各种史学书刊和散见的论文力求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进行工作。过去被禁锢的、只能在各种荫蔽形式下活动的史学工作，现在成为大力提倡的了。史学工作必须有正确的史观的指导，这成为广大史学工作者普遍感兴趣的首要问题。史学界热烈地讨论了中国古代史分期问题、中国近代史分期问题、农民战争问题、资本主义萌芽问题和汉民族形成问题。对这些问题虽没有取得一致的结论，但各种不同的说法基本都是力图用马克思主义来说明和解决问题。对《武训传》的批判，对《红楼梦》研究的批判，对胡适的批判，也都是这一阶段内史学界的重要活动。共和国成立后，历史资料的汇集和档案的利用，都受到了注意和重视。《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出版了七十六巨册，是资料工作中成绩最显著的，其中多数是在这个阶段编集和出版的。

      在第二阶段，1959年文科教材会议后，开始了大量的专史和选本的编撰，有不少已经问世。在全国范围内大规模开展的民族社会历史调查和民族史的编撰，是建国以后有突出成就的一项工作。它动员了大量的专家、史学工作者、教师、学生和行政干部参加工作。调查材料，所得数量很大，估计在两万万字以上。民族史的编撰，对五十多个民族的历史都写到了。中华书局在1958年开始对三千二百四十九卷、约四千万字的《二十四史》进行校勘、标点和出版，是一项意义十分重大的工作。

      第三阶段，是从吴晗同志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遭到阴险的围攻开始的。在这个阶段中，我国的史学工作经历了灾难性的浩劫。一大批直正的马克思主义历史家和有科学价值的历史论著，被宣布为“反动权威”和“大毒草”，处于“不合法”的地位而不断受到打击和诽谤。在“四人帮”的把持下，以“儒法斗争”史代替阶级斗争史，以反动的影射史学冒充科学的史学。从总的发展趋势来看，这期间，我国的历史科学事业处于低潮阶段。但是，在解放后大为发展的考古工作，在这一阶段仍继续取得了突出的成就，为今天的历史研究提供了丰富的、新发现的资料和启发。《二十四史》的点校、出版工作，由于周恩来总理的支持和关怀，进展迅速，基本完成。

      第四阶段，开始于1976年十月“四人帮”的垮台，而在1978年12月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逐渐走上了健康发展的、充满希望的历程。在全国深入批判“四人帮”的同时，史学界做了大量的拨乱反正的工作。广大史学工作者解放思想，振奋精神，为恢复马克思主义历史科学的崇高信誉而努力工作。许多被封禁多年的科学论著终于陆续问世了，新的、有相当价值的研究成果不断出现，各种史学研究会和史学期刊的相继恢复、扩大，这都反映了我们历史学界获得新生之后的大好形势。

      应当特别注意到，我们的著名史学家，在解放后的这些年代里都拿出了新的成果。文澜同志毅然改写他的《中国通史简编》(后改称《中国通史》)，规模扩大了，观点和材料都比以前扎实了。他没有能及身完成，后来由蔡美彪等同志继续做这个工作。沫若同志主编《中国史稿》，初稿在六十年代初已经写成，后来又进行了改写。振羽同志修订了他的《简明中国通史》。伯赞同志主编了《中国史纲要》。外庐同志完成了《中国思想通史》的巨著，还编著了《中国封建社会史论》和《中国近代哲学史》。胡绳同志新近出版了两卷集的《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这些著作，是现时期我们的马克思主义史学的代表作。

      以上所说史学在各方面的进展，其中有不少项目成就，是跟党的领导分不开的，是跟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分不开的，是跟我们的社会主义制度分不开的，是解放前所做不到的。

      在这三十二年中，马克思主义史学经历着曲折的道路和严峻的考验。1957年的反右期间，出现了一些脱离马克思主义的提法，也伤害了一些有成就的历史工作者，其中包括有个人独立见解的专家。此后，有红专的辩论、史论关系的辩论，对史料即史学的批判，论从史出的主张。这些问题不是不可以讨论的，但以行政命令的方法和群众运动的形式，对持有某些学术论点的人施加压力，造成了不好的后果和影响。不少人因此不敢表示自己的学术见解，有一些人更学会了看风说话。此外，还有所谓“拔白旗”的流行，把一些专家、教师扣上政治帽子。针对着这些混乱现象，我们的历史家是出来说了话的。如翦伯赞同志在1957年发表的《关于打破王朝体系问题》和《目前历史教学中的几个问题》，1962年发表的《目前史学研究中存在的几个问题》，就是针对当时的混乱情况，提出了一些正确的看法，批评了一些错误的东西。但是反右扩大化及其影响下所形成的宁左勿右的思潮，不是历史家的几篇文章所能一下子扭转得了的。此后，在十年动乱中，林彪、“四人帮”反动集团以历史的名义捏造历史，以毛泽东思想的旗号篡改毛泽东思想，以影射史学去罗织别人罪名，而又以影射史学作为自己反革命阴谋的工具。他们颠倒了黑白，败坏了历史学的信誉，毒害了青年一代。事实再一次告诉人们:马克思主义史学的遭遇是严酷的，它受到了严重的考验。但是，从建国三十二年以来的总的情况来看，马克思主义在史学领域的传播是愈来愈广泛了，人们对它的理解也愈来愈加深了。记得沫若同志有两句诗，叫做:“疾风知劲草，大雪礼青松”。忠诚的马克思主义者和大多数史学工作者从十年动乱中吸取了经验，提高了辩认真假马克思主义的能力，提高了我国史学的战斗水平。这一点，在“四人帮”被粉碎以后，我们就看得更清楚了。这是我们在付出了极高的代价后才取得的一点收获，确是得之不易，极可宝贵，很值得重视。现在，史学界出现了一种新的现象，这就是要求用马克思主义理论，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对中外历史进行具体的分析，不是给历史事实戴帽子，不是抓住几条事例就作结论。这虽然还不能成为一种普遍的风气，但确是一种可喜的现象。这是我们马克思主义史学繁荣昌盛的先兆。

三

      回顾1921年以来中国史学的发展，在第一个时期，马克思主义史学初步建立了，但就当时整个史学界的情况来看，旧史学还是一片汪洋大海，新史学占领的阵地还不多。在第二个时期，马克思主义在史学领域中得到广泛的传播，但要很多的人都能掌握马克思主义理论武器，并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再说，尽管马克思主义传播广泛了，但在这广泛的阵地上，要巩固它的领导力量，也不是轻易能做到的。从科学工作的角度来看，我们在第二个时期暴露出的突出弱点是:第一，我们对马克思主义的学习还不够深入，我们还不能熟练地运用马克思主义去发现、解释和解决历史问题。第二，我们在一定程度上，对祖国的史学遗产抱有虚无主义的态度，未能很好地继承、汲取、发扬史学领域的优良传统，而是把过去的历史典籍常常看做单纯的史料，从而拒绝了我们可能吸收的有益的营养。第三，我们某些具体的研究工作，做的不扎实、不深入，说服力不强。这阻碍了我们史学阵地的巩固和发展。这些经验教训，我们有必要认真地进行总结。

      我国史学六十年来的过程，使我深深感到，多年来形成的优良学风必须继续发扬，行政命令式和群众运动式对学术工作的干扰必须避免，真假马克思主义必须区分。我认为，我们这六十年的史学工作是有很大的成绩的。包括反右以后的二十多年在内，我们也是有成绩的。不过因为受到的干扰过于严重，以至成为灾难，没有取得在正常情况下应有的成绩。现在，我们面临着新的历史时期，我们还要做很多工作。而现今的政治环境，比以前任何时候都好。我们不必要再顾虑在学术工作中会被打棍子、戴帽子了。但我们也面临着许多新问题，而且这些问题也还是不能在短时期内解决得了的。我认为，下面的三个问题是目前应该有计划地花费力量去逐步解决的。

      第一个问题，是人材的培养问题。目前，我们的史学界面临着一种“老成凋谢”的局面。一些为数不多的有成就的史学家，连年来相继逝世，现存者多接近七十岁或在七十岁以上，其中有些人尽管还算健康，精力毕竟差多了；而各种任务不断来临，也使他们有限的余年无法安心于学术工作。后继者不能说无人，但毕竟人数太少，不能适应越来越繁重的史学工作的需要。培养人材，已成为史学领域中迫不急待的任务。培养人材的办法，可以是各种各样的，也可以通过不同的途径，但主要是依靠高等学校，其次是研究单位。依我的浅见，目前高等院校历史系的课程设置和教学方法是不利于承担培养人材的任务的。课程设置，单调呆板。教学组织，主要依靠课堂灌输，不引导学生读书，不重视学生独立学习、独立研究能力的培养。这一套做法必须改革，要使学生有机会在广泛的范围内学习，使学生能结合自己的爱好进行学习，使学生能够直接读一些中外史学名著，使他们能够得到比较广泛而切实的知识，能够不断发展智力，增强独立工作的能力。研究单位也要有计划地结合工作，开展理论和业务的认真补课，使青年同志得到较快的进步。

      第二个问题，史学工作者应该重视开阔自己的视野，把天地看得大一些。这首先是要站得高些，要有察往知来、承前启后的抱负。要善于发现重大问题，推动全国史学的前进。我们不能要求每一个史学工作者都作到这一点，但总要有一些同志敢于担起时代交付的担子，敢于跟同志们互相勉励，携手迈进。我们研究历史，不能离开或不能完全离开故纸堆，但不应为故纸堆所埋葬。我认为，细小问题的考证，也可以作，甚至也可以有一部分同志专门去作，但这总不能看作是我们工作上的重点。

      第三个问题，是要扎扎实实地下功夫去做。我们既要花费很大功夫认真学习马克思主义，又要严肃认真地掌握历史文献，还要把二者统一起来，得出新的结论。下这样的功夫，既要不惜付出辛苦细致的劳动，更贵在长期的坚持。领导上的号召，行政上的支持，这对于我们的工作都有利，是我们所希望的。我们更希望有关方面给我们创造工作上和生活上的便利条件，使我们得以安心工作。当然，工作上有无成绩和成绩的大小，归根结底还要靠我们自己切切实实地努力，切切实实地干。

      六十年来，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建立和发展，是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之下实现的。这是一条基本经验。一切有历史责任心和时代感的史学工作者，一定能在党的领导下，为开拓、创造中国史学的新局面作出自己应有的贡献。

     (今年，为了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六十周年写了《回顾和与前瞻》一文，发表在《中国史研究》1981年第三期上。6月24日，我在北京市历史学会上作了题为《六十年来中国史北的发展》的讲话。此文是由瞿林东同志把它加以整理综合而成。白寿彝1981年12月于北京）

 

《史学月刊》1982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