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中国民族关系史上的几个问题
——在中国民族关系史座谈会上的讲话

白寿彝

      民族关系史是一个重要问题，无论从理论上、从政治实践上来说，还是从历史研究工作上来说，都是很重要的。这个问题，翁独健同志在五十年代就提出来了。从那时以来，这个会是第一次讨论这个问题。从民族史研究的发展来看，从整个史学界的工作来看，这个会是很重要的。我们相信，在这个会以后，民族关系史的研究将不断向前发展。它将成为民族工作和当代史学史上一件重要的事情。这次会上，同志们拿出许多文章，其中有些文章写得很好。从发展的观点来看，这项研究工作一定能达到很好的水平。今天，我想谈谈关于中国历史上民族关系的几个问题。

      一、民族关系和疆域问题

      这是大家普遍关心的问题。这个问题内容很复杂。其中有一个问题是不是大家的认识可以统一起来?这就是：中国历史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各民族的历史。这个看法提出来很早了，是不是合适，引起过争论。这里所说的“境内”，就是指我国今天的疆域。当然，我国现在各民族在历史上的活动范围，并不一定以我国今天的疆域为限，可以少一点，也可以多一点。比方说，蒙古族在历史上的活动，怎么说呢?我看，蒙古族的活动也可以大说嘛。蒙古族是今天我国境内的一个民族，不能光说今天，必要时也可以说说过去。外蒙古可以不可以说?我看也可以说，不过后来外蒙古分出去了。境内可以说，境外也可以说。成吉思汗西征，打到西方很远的地方，出现四大汗国，我看都可以说。但是，那些事情我们不作为主要问题来说。我们要指出，蒙古军进攻西方，那些行动是侵略性质的；他们在西方打下很多地方，但那是临时性的，不是稳定地占领那些地方。这些在中国历史上，并不是承上启下的历史事件，只能算是一个插曲吧。

      我们要讲中华人民共和国疆域内(包括台湾省在内)各民族的历史，同时又不仅是以我国现在的疆域为限，而是包含境内各民族在历史上活动的范围。这个问题过去早已说过，这里不再多说。希望同志们对这个说法进行补充、修正。

      从这两年发表的文章和我们会议上的论文来看，又提出了另一个问题，就是：今天我国境内的各民族，是不是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的民族?这个问题可以做具体分析。我个人的看法是，今天中国境内的各民族，基本上在过去也可以说是中国的民族。虽不完全如此，但基本上如此。这个问题，我想可以说得远一些，可以从传说时代说起。从传说时代说起，再与后来的文献联系起来看，对这个问题可以找到一些线索。虽然传说并不完全可靠，但大的形势不是完全捏造出来的。把传说跟文献结合起来看，我认为在黄河中、下游流域，长江中、下游流域，包含渭水流域和汉水流域，这一带在比较早的时候，是很多个部落或早期民族聚集的区域。这些古老部落或早期民族，后来由于各种原因，向各地方发展。其中有些民族，原来在中原地区居住，后来到偏远地方去了，到边疆去了。这些民族，虽然后来地处偏远，不属于某皇朝直接统治的范围，但我们讲历史，还得看到他们的祖先和内地民族的祖先是兄弟关系，是亲戚关系。如果这种看法是对的，那末，我们的视野就可以扩大，不是单单看到商、周时期的史事，还可看得更远、更宽一些。

      先从传说说起。大约是在三十年代，蒙文通先生写了《古史甄微》一书，是本小册子。后来，考古研究所的徐炳昶先生又写了《中国古代的传说时代》一书。后者显然是受到了前者的影响。两位老先生把各种传说资料汇集起来，进行整理，认为中国古代传说中所反映的部落或部落集团的情况，大致可以理出一个眉目。最近，我和几个同志写了《中国通史纲要》一书，就吸收了两位老先生的见解。当然，这个看法是不是正确，还可以进一步研究。根据这个看法，中国古代传说部落大概有三个集团。第一个是一直世代相传的、大家熟悉的、以黄帝为首的集团。其中又包括两个大姓集团：一个姬姓，一个姜姓，黄帝是姬姓，炎帝是姜姓。他们的活动区域，开始集中在渭水流域，后来发展了，沿着黄河两岸向东发展，达到现在的山西、河南、河北一带。传说中的古帝王尧、舜、禹都属于这个系统的。这个集团是从西方发展起来的。第二个集团是东方夷人，从东方发展起来。从传说材料来看，这个集团开始是在今山东南部活动，后来向四周发展：北到今山东省北部、河北省南部，西到河南省东部，南到安徽省中部，东到海边。传说中的大人物、跟黄帝打过仗的蚩尤，是这个集团的出名人物。神箭手羿也是这个集团的传说人物。第三个集团是南方的苗蛮，活动区域大概是今湖北省、河南省南部和江西省一带。传说中的伏羲、女娲都是这个集团的。后来又出来一个盘瓠，有人写成盘古，也属于这个集团。从这些传说来看，说明黄河中、下游，长江中、下游，这一带有好多部落或早期民族。后来，历史上记载得比较详细的，是属于西方开始发展起来的、以黄帝为首的这些人。至于东方的夷和南方的苗蛮，文献记载比较少。史学界一些同志所说的华夏族并不等于把所有的部落都概括进去了。在姬、姜集团以外的好多部落，他们以及他们的后代所分布的地方，是跟所谓华夏族不大好分得开的，他们也主要是分布在黄河中、下游和长江中、下游。后来，这些部落的后裔可能分布在更多的地方。我们看中国历史上的民族，眼光要看得宽一些、远一些，不要仅仅局限于黄帝这个系统。

      从文字记载上看，如《尚书》有一篇武王伐纣的誓词，誓词中记载周武王伐纣的时候，参加的人就不止一个民族。其中，有住在江淮流域的民族，有住在四川的民族，还有住在西北的民族。可见，在那时，武王伐纣也不仅仅是姬姓的参加了，也不是只有姜太公、周武王，还有好多少数民族参加。再如，《诗经·商颂》中有这样一些话是祈祷成汤的：“维汝荆楚，居国南乡。昔有成汤，自彼氐羌，莫敢不来享，莫敢不来王，曰商是常。”这说明在商的时候也有好多民族。这些民族与商有密切关系，或者说有臣属关系。从《尚书》、《诗经》所反映的情况看，说明姬、姜集团以外还有许多部落或民族，基本上也聚集在中原地区。那个时候，他们并不是都在遥远的地方。春秋时期，狄也罢，夷也罢，在今山西、山东、河南都有他们的活动地区。秦汉之际，在汉族形成的时候，不一定能把这些夷、狄都吸收到汉族里边去。山东、山西各地有好多个民族。我提出这个问题，是希望同志们考虑，从更广泛的范围认识、研究我国比较早的民族的形成。汉族的祖先是在中原居住的，旁的族的祖先也不一定不在中原居住。很可能有不少民族原来在中原居住，后来由于各种原因分散到各处居住了。对于这个问题，我们应该有意识地去了解，希望能具体地做些研究。这将有助于我们了解中国多民族杂居的情况，不是后来才出现的，而是在很早的时候就出现了的。

      这次会上，有两个同志写了篇文章，文章写得很好。这篇文章对历史上的一些民族进行了具体的研究，哪个原来就是中国的，哪个原来不是中国的，涉及到好几个大的民族。文章提出契丹、女真、蒙古这三个民族一开始就是中国的民族，有材料，有论证，我认为这个说法很好。这篇文章还提到，有的民族原先不是中国的民族，后来才成为中国的民族。文章所举出的这样的民族，一个是匈奴，一个是突厥。大家知道，这两个民族在我国历史上是很有地位的民族。这里，我想提出一点补充意见。从历史材料上看，我认为这两个民族一开始就是中国民族，不是外来的，不是后来加入中国民族的。关于匈奴，王国维先生有一篇文章讲得很好。《观堂集林》中有一篇名叫《鬼方·昆夷·狁考》的文章，对匈奴作了严密的考证，认为匈奴原来叫鬼方，叫昆夷；匈奴开始活动的地区也是在内地，并不是在大漠南北。王先生考证春秋末年有隗国，当时有一些诸侯娶狄人的姑娘当夫人，她们大多姓隗。王先生认为，这证明匈奴原先并不在内蒙一带，而是在内地，主要活动地区是今陕西、山西一带。因此，匈奴最初也是属于中原地区的部落，或民族。他们后来发展了，离开了中原，在内蒙开辟了新的地区，而且是很大的地区。难道因为他们开辟了新的地区，我们就可以不承认他们是中国人吗?我看，还应该承认他们是中国人。不能因为他们离开了中原就说他们不是中国人。关于匈奴，还有一点很值得注意：他们自称是夏代的部落。当然，夏代还是传说，但从民族关系史来说，这是很重要的一点启示，我们学历史的应该重视。这么大的一个民族，他们自称是“夏后氏之后”，我们怎么能忽视呢?！汉族同样认为夏后氏是自己的祖先。这就是说，匈奴原先确是住在中原，他们原先就是中国人。还有突厥族，早先是不是中国民族，他们早先是不是中国人呢?我看，突厥族原来也是中国人。《隋书·突厥传》开篇说：“突厥之先，平凉杂胡也”。平凉这个地方，汉朝时属安定郡，还是在内地嘛。可见突厥原来也在中原，是后来迁出去的。历史材料证明，匈奴、突厥这么大的少数民族，原来就在中原活动，后来迁走了，开发了新的地方。我们没有理由说汉族居住的地方是中国的地方，匈奴、突厥活动的地方就说不上是中国的地方。当然当时还没有中国这个名称，汉朝也不自称中国，只是称做汉。从历史上看，我认为，我们可以这样看待这个问题。对于一个多民族的国家来说，研究各民族的起源，了解这些民族历史上的根源是怎么回事，可以开阔我们的眼界。顺便说说，近几十年，史学界有这么一种情况：过去不被人们重视的材料，现在看来大有用处。比如《山海经》，过去有人认为是一部荒诞的书，现在看却不一定是这样。它所记的事情，好像都是神话、传说，可是它有来源，包括的内容很多。研究民族关系史，是不是可以从中找到一些材料?我们可以研究。我们要重视这些问题，从传说中可以得到启发，从神话中也可以得到启发。汉族古籍中有这种材料，少数民族中也流传这种材料。我们要把传说、神话和文献记载联系起来看，从中找到符合历史实际的东西。

      我们应该看到，同民族关系和疆域问题相关联的问题很多，而原先哪些民族是中国的，哪些民族不是中国的，情况比较复杂，问题也多，应当引起重视。上面讲的契丹、女真、蒙古、匈奴、突厥，都是很重要的民族。从根源上看，这些民族都是从中原过去的，所以原来都是中国的民族。这无论从历史上的皇朝来说，还是从今天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版图来说，都说得通。这是一方面。另外还有一方面，即有的民族确实是外来的。例如俄罗斯族，是个比较小的民族，只有几百人，就是外来的民族。若说自古以来就有俄罗斯族，当然不对。但是只要他们进入中国，并取得中国国籍，他们也就成为中国人了。各民族同中国历史发生关系的时间有早有晚，总的来看，外来民族的人数不多。有的民族虽有外来的成份，但是这个民族是中国境内形成的，而不是在国外形成后再到中国来的。比如回族就是这样一个民族。回族的来源很多，有波斯人，有阿拉伯人，有维吾尔人，有蒙古人，有汉人，但是回族是在中国境内形成的，不是在中国以外形成的。显然，从回族历史本身来说，回族从形成的时候起就是中国的民族，这是没有问题的。此外，还有中国的民族迁出去了，如苏联人所称的“东干族”即属于这种情形。“东干族”是中国的回族，跟着白彦虎跑出去了，在伏龙芝一带定居。在跑出去的时候，他们中有甘肃人，有陕西人。而现在呢，甘肃人的后裔住在一个地方，陕西人的后裔住在一个地方，甘肃人的后裔说甘肃话，陕西人的后裔说陕西话。对于这些人，当然我们不好说他们现在还是中国人。但是他们过去的情况可不可以说呢?还是可以说的。这是一种情况。还有一种情况，在边界上居住着的人数很少的民族，原先属于哪一国并不明确。这种情况，涉及国界问题，是近代才产生的问题。“领上”是近代的概念，古代的人不大清楚。古代没有国际法，国界又不明确，怎么办?若说边界上的民族不是中国人，那么是哪一国人呢?属于哪一个外国呢?事实上，他们并不属于哪一个外国。他们自己是一个国吗?也不是。我看，象这种情况的民族，还应算是中国的民族。再有一种情况是跨国界的民族。跨国界的民族，情况比较复杂。有的是外国民族进入中国后，变成了中国民族，新疆就有这种情况。像这类情况，可以作具体分析。

      民族关系和疆域问题虽是一个复杂的课题，但是有一点可以肯定：尽管有这样那样许多不同的情况，然而总的来讲，好多的少数民族跟汉族一样，在其形成以前都是在中原活动的，后来逐渐分出去了，这些民族都应该是中国民族。这个说法很粗浅，是我初步探讨的，没有进行很细致的分析，也没有系统地列举材料。我想，下面这个说法，大家是否可以统一起来，这就是：今天我们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的各民族的祖先，很多都是一开始就在中国土地上生长起来，都是在中国境内活动的，当然也都是中国人、中国民族。长期以来的封建皇朝史观点把人们束缚得不好翻身，即使现在也还没有彻底翻过来。我们要认真地、仔细地研究这些问题，争取解决得更好一些。

      二、民族关系的主流

      在民族关系史上，民族关系的主流是什么?有两种意见。一种意见，认为友好合作关系是民族关系的主流。这是我们开会以来说得最多的。有些同志不同意这种意见，认为光说友好合作，说不过去。历史上很清楚：今天你打我，明天我打你，老打仗，不能说这也是“友好合作”吧。用友好合作来概括民族关系的主流，恐怕说不通。究竟哪一种意见对呢?是不是像过去的那种说法，民族间的关系只有民族间的斗争，民族间的战争?但这些年来，我们发现了一些材料，各族之间确实存在着友好合作的关系。这个问题到底要怎样认识才好呢?我认为，无论主张第一说，还是主张第二说，都不可能完全否定对方的提法，因而也就不可能完全说服对方。这个问题也可以看得开阔一点，不要争论不休：哪个是主流，哪个是支流。这样争论下去解决不了问题。这是因为：在这个历史阶段里，可能友好合作比较多，不管什么形式的友好，朝贡也罢，会盟也罢，和亲也罢，总算是和好吧。在另一个历史阶段里，也可能民族间打得难解难分，汉族跟少数民族打，少数民族之间也打。这如何解释呢?一定要在这两种现象之间找出个“主流”，定出个“支流”来，我看不好办。我们研究历史，不能采取割裂历史的方法。从一个历史阶段看问题，固然是必要的；从整个历史发展趋势看问题，则是更为重要的。在民族关系史上，我看友好合作不是主流，互相打仗也不是主流。主流是什么呢?几千年的历史证明：尽管民族之间好一段、歹一段，但总而言之，是许多民族共同创造了我们的历史，各民族共同努力，不断地把中国历史推向前进。我看这是主流。这一点是谁都不能否认的。当然，历史发展是波浪式地前进、螺旋式地前进，有重复、有倒退，不可能是直线上升的，总会有曲折、有反复，这是历史发展的规律。但总的讲，我们各民族的共同活动，促进了中国历史的发展。这种情况，在某些地方可能是有意识的，在另一些地方也可能是无意识的。不管有意识还是无意识，它都推动了中国历史的前进，每一个民族都有一份贡献。可能有的民族贡献多一些，有的民族贡献少一些，有的更重要一些，有的不太重要。这大概是符合历史发展的实际情况的。

      各民族在各方面的不同贡献中互相依赖、互相支援，对促进历史发展是很重要。比方说，我们穿的，现在有尼龙、有塑料，以前主要是靠棉布。棉布没有发明以前是靠葛，靠麻，靠丝，寒冷地方还有皮毛。后来，棉花出来了，这是衣料方面的重大发展。棉花是从哪儿来的呢?有两路。一路从海面上过来，一路从新疆过来。现在看起来好象不算什么，那时可是件大事。再比方说，交通工具，现在有汽车、火车、飞机。以前呢?水面上的不说，陆地上靠什么?靠牲畜的力量。在中原地区，早先人们是不会骑马的。只用马来拉车，有的地方也用于耕地。春秋末期，中原的人才会骑马。人会骑马也是件大事情。以前，马拉车，人坐在车上，这跟骑马不一样，后者比前者快得多了。那末，马是从哪儿来的?从蒙古来的，从西北来的。还有驴子、骡子都是从那儿来的，也不是中原原来就有的。中原人骑马，也是跟北方民族学会的。交通工具是一件大事，能改善人们的生活，是生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再举个例子，早先，中原的人不懂得坐椅子，而是坐在席上，坐的比地面稍高一点，还是跪着坐，现在日本还保留着中国古代这种坐法。中原人懂得坐椅子，也是从北方民族那儿学来的。日常生活看起来仿佛没什么，其实很要紧。反过来说，少数民族离开汉族行不行呢?比如北方民族、西北民族不吃盐行不行?不行。另外，天天吃肉，不喝茶，也过不了日子。盐、茶都是由汉族供应的。可见，从日常生活来看，民族关系是很密切的。现在也还是这样。汉族吃牛、羊肉，就要靠北方民族。日常生活中的这类事情多得很，这就是互相依赖、互相支援嘛。五十年代翻译了一本书，叫《中国伊朗篇》，是美国人写的。这本书写了很多东西，包括我们吃的、用的、穿的，还有许多药品。这些东西，有的从西方过来，有的从波斯等地过来，很多要经过新疆。没有新疆不行，新疆道路不通了，内地就发生问题。各民族之间的这种互相依赖关系，在生产上表现得也极突出。比如，在历史上，一些少数民族在生产上需要汉族地区的铁器。这个问题处理得不好，就引起过民族间的矛盾。

      生活上、生产上是这样。从整个国家历史的发展来看，凡是盛大的皇朝，没有少数民族的支持是不行的。汉，是个大皇朝。汉朝当然跟汉族有关系，汉朝建立的过程是跟汉族形成的过程相联系的。汉朝不可能把全国人都变成汉族，它是在它的统治范围内得到了很多少数民族的支援、拥护才强盛起来的。唐朝是当时世界上的大国，李世民是很难得的一个皇帝。李世民的成就反映在好多方面，其中有一条，他是“天可汗”。这个称号是少数民族给他取的，表示佩服他、尊重他。李世民当了“天可汗”，唐朝就特别显得强盛。当时长安成为国际市场，经商的有各少数民族商人，还有许多外国商人。从这些事实来看，大的皇朝，没有少数民族的支持，不跟少数民族搞好关系，是不行的。此外，从历史发展的阶段来看，少数民族的进步，同样是中国整个社会进步的重要标志。这是我的看法。秦汉是封建社会的成长时期，是汉族形成时期。这时期各少数民族登上历史舞台，但还没有起显著的作用。到了魏晋南北朝隋唐时期，中国的封建社会进入了第二个阶段，是封建社会的发展阶段。所谓发展阶段，其中一个重要的标志，是民族杂居地区进入了封建化。在北方，魏晋南北朝时期，北方民族大量南迁。魏孝文帝提倡“汉化”，按其本质来说就是封建化。在南方，因汉族的大量南迁，促进了汉族跟南方少数民族的杂居，也促进了杂居地区的封建化。如果我们离开了这一时期北方和南方民族杂居地区的封建化，来说明封建社会的发展，那是很不够的。宋元时期，封建社会又进一步发展了。其中，也有一个重要的标志，就是广大边疆地区进入封建化，包含东北的大部分，蒙古地区，新疆地区，西藏、云南的大部分。有了这个变化和进步，我们才能说封建社会继续发展了。明清时期，民族地区的封建化程度加深了。因此，从历史上看，整个中国社会的发展，汉族老大哥是带头的，但没有少数民族的发展，还是不行的。事实证明，每当进入一个新的历史阶段，总是有少数民族的发展，总是有少数民族出了力量、作出贡献。同时，汉族的先进生产技术对他们也有很大影响。这是不可能分开的。今天看来，还是这样。我们现在搞现代化，如果民族地区不实现现代化，中国的现代化还是很有局限的。

      究竟什么是民族关系中的主流?我看各民族共同促使历史前进是主要的，也可以说这就是主流。在历史上，各民族之间尽管不断打些仗，不断搞些民族不和，但我们要从整个历史的发展去看问题。各民族共同促进历史前进，还有一个特点，就是越到后来越反映出共同反对民族压迫，共同反对殖民主义、帝国主义的压迫。这种共同的斗争，不一定是这个民族和那个民族经过商量后才去进行的。但事实上是反对了共同的敌人。这也促进了历史的前进。我们从这方面去理解问题，有好处，不要只是纠缠在“友好和作”和“互相打仗”中去。当然，那些也要说，但那只是现象，最重要的还是要从整个历史的发展去看问题。

      三、主体民族的形成

      汉族是中国历史上的主体民族，这个提法对不对?我说对。为什么?因为汉族在全国各民族中，无论在哪个时期，都是人数最多、生产水平和文化水平最高的民族。在某些方面，汉族可能不如少数民族，少数民族超过了汉族。但总的讲，汉族水平是比较高的。还有一点非常重要，汉族在全国各民族中，始终成为我们国家的稳定力量。没有这个民族不行。值得注意的是，这个稳定力量，并不因为元代是蒙古贵族的统治、清代是满洲贵族的统治而有所削弱或受到排挤。元代和清代的统治，尽管是少数民族的贵族当权，但必须得到汉族地主阶级的拥护，没有汉族地主阶级的拥护，蒙古贵族、满洲贵族的统治也不可能稳定。这个看法，是符合历史实际的。中国历史几千年连续不断，在世界史上是少有的。这个功劳，汉族应居第一位。如果没有汉族，少数民族做不到这一点。当然，我们说汉族是主体民族，并不是说少数民族无关紧要，并不是说这个老大哥可以欺侮兄弟、压迫兄弟。绝不是这样。我们说尊重汉族的历史地位，这跟大汉族主义是两回事。汉族成为主体民族，可能成为大汉族主义思想滋长因素之一；但不等于说，汉族作为主体民族就一定要产生大汉族主义。

      主体民族的形成是个复杂的历史过程，我想对这个问题多说几句。

      汉民族所以形成为中华民族的主体民族，原因很多。主要原因，我看有两个：一个是地理原因，一个是历史原因。在这里谈谈地理原因。在文化水平发展不高的时候，自然条件起的作用很大；发展程度越低，自然条件所起的作用就越大。直到今天，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了，自然条件还是在起作用。现在海湾两岸的国家为什么这么重要?伊朗是大国争夺的中心，好多年了，不是最近几年才开始的，现在显得比过去更重要了。为什么?主要原因之一，是黑金子石油出来了，它的地位就更重要了。科威特，面积很小，但它富得很，在沙漠里建设了现代化城市。为什么?就是因为有石油。要是没有石油，那里的人们恐怕还在波斯湾里捞珍珠呢，那会这么富。因为有了石油，伊朗、科威特的面貌大大改变了，它们的现代化水平就提高得很快。这不就是地理条件在起一定的作用么?再看我国，黄河中、下游，长江中、下游，汉水流域，渭水流域，拿这些地方和西藏比比，怎么能比啊?当然，往前看，西藏资源很丰富，很有开发前途。但是在很远的古代，西藏与这些地方的自然条件差别很大。就是在今天，这个差别仍然是很大的。就是这个重要的原因，使得汉族能够迅速发展起来。因为汉族在黄河中、下游流域和长江中、下游流域得到了最好的自然条件：土壤、气候、水利都比较好。多年来，我们不敢说地理条件的作用，不敢指出地理条件对历史发展的影响，怕被说成是地理环境决定论。其实，地理条件是很重要的。讲历史不讲地理条件，怎么行呢?比如唱戏，总要有个舞台吧。破破烂烂的舞台和现代化的舞台就是不一样嘛。黑格尔在《历史哲学》中讲得很清楚。他讲到在欧洲有个地中海，起了很大作用。这种看法很重要。我国的海跟地中海不一样。欧洲国家环绕地中海发展；我们则不一样，我们是大陆国家。这种差别，对历史发展是颇有影响的。黑格尔是以地中海作为欧洲民族的中心，说是看见这个海，就看见了人类的前途很遥远，于是鼓起了勇气。大陆的人呢，却一味在那里守老摊子。后来马克思也论述到自然条件的作用，说是热带地方不会出现资本主义。为什么?因为热带没有那个条件。再后来，斯大林又概括了这些理论。斯大林说，在历史发展过程中，地理条件不是决定的因素，但起重要作用。我们过去就是不敢说这句话，结果是“重要作用”被抹去了。这是不对的。我们中国疆域的形成，也跟地理条件有关：北边是沙漠，西边是大山，南边、东边是大海。中国这个地域，本身就是一个地理单位，总的形势如此。当然，在一个地理单位里，中国在历史上变化很大，气候、土壤也有变化，这就形成各个地区的不平衡发展。不平衡发展，总的说也是好事，可以以有余去补不足。但在科学不发展的情况下，甚至是在科学水平极其低下的情况下，有些地区确实占了便宜，有些地区就吃了亏。汉族成为主体民族，跟这个情况很有关系。一开始，汉族就有个优越条件，得天独厚的条件。随着历史的发展，汉族越来越发展了。今天我们看历史，必须看清这一点：汉族有得天独厚的条件，不是因为汉族比别的民族更聪明；不是“天赋独厚”，而是得天独厚。

      还有一点，从历史上看，汉族不仅是一个主体民族，而且一向都为各少数民族所向往。在历史上，一个“朝贡”，一个“和亲”，就是最好的证明。朝贡干什么?朝“天朝”嘛，因为“天朝”各方面都发展得好，少数民族要跟“天朝”学点东西，要拿回点东西。边疆地区好多当头头的，好多少数民族领袖，得到皇朝的封赠，封个什么爵位，认为是光荣的，是“天朝”看得起他，他们把这点看得十分重要。和亲，怎么样呢?过去一直把和亲看作是皇朝屈辱的事情。一个公主，不论是真公主还是假公主，嫁给边疆少数民族领袖，被认为是屈辱的事情。反之，内地的皇帝老爷掠夺少数民族的妇女，却被看做是正常的、合情合理的。封建朝廷就是这个思想：给人家觉得丢人，要人家的感到光荣。可是，少数民族并不一定这样看。一个少数民族领袖，为什么要娶一个汉族姑娘?为什么把这看作是光荣的事?他认为汉族姑娘好，汉族姑娘嫁给他是他受到重视的表现。这类事情，历史上多得很，都是向往中原、钦慕汉族文化的反映。即便是民族间战争，也或多或少反映出这种向往中原的心情。匈奴人、突厥人，蒙古人，都往中原来，为什么?还是觉得中原好嘛。我们对于历史上的一些民族战争，不应当只做简单化的解释。

     汉族是中华民族的主体民族，这个观点符合历史的发展，汉族成为主体民族，需要有各个民族各方面的支持，同时还要有一个优 越的地理环境。

      我想顺便谈谈民族英雄问题。民族英雄这个称号，可以说，还是不可以说?我看还是可以说，但要做认真的分析。民族英雄有两种。第一种是中国各民族共同的英雄。这是在反对封建主义、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的斗争中出现的民族英雄。这种英雄，我看应该大大地写。在近代史上，反对外来侵略、反对殖民主义、帝国主义侵略的民族英雄，我看可以写。这样的人也是很多的，还可以再发掘。第二种是本民族的英雄，即一个民族内部的英雄，这是在跟别的民族斗争中成长或在本民族内部斗争中出现的英雄。我看这些英雄也可以写。岳飞是不是民族英雄?对这个问题，争论很多。我看岳飞是个民族英雄。金对宋用兵，岳飞代表宋朝的利益，也代表了相当多的汉族人民的利益去抗金，立下了许多功劳，而他的死却不得其所。我看，对岳飞的这方面的事迹是可以肯定的。值得注意的是，并不是一讲民族团结，一讲民族友好，这些事情都不能说了。我看不是这样。人家欺侮我们，我们去抵抗，行不行呢?难道不抵抗反倒好吗?我看，去抵抗还是好的。至于因为肯定岳飞而把对方丑化了，这在戏剧、小说、说书等方面都有表现，那是属于另一个问题。一般地说，过去人们颂扬的民族英雄大多数可以写，但有的却不一定要写了。比如史可法，有人颂扬过他，认为他简直不得了。但是我看史可法不一定是民族英雄。史可法做了什么事情?他没做什么，又不会打仗，只是后来不屈而死。不屈，是不是就一定叫做民族英雄?象这样的人是否一定要作为民族英雄来写?我们过去讲民族英雄，常常是从道德标准出发的，而且往往一讲到民族英雄，总是在民族斗争中出现的，尤其是在斗争中牺牲的人。我看，是不是不要局限于这个方面，把范围放开一些不好吗?成吉思汗统一了蒙古民族，我看，这是蒙古民族的民族英雄。许多少数民族人物，在各自的民族中立下很大的功劳，把本民族的历史推向前进，也应该看作是英雄，并不是非要在抵抗什么后牺牲的才算是英雄。我们把民族英雄的含义放宽一些，意义就更大了。契丹族、蒙古族、满族，还有别的一些民族，都有这样的人物。这样的人物是不少的，是值得认真研究的。

      四、民族关系史的研究工作

      最后，我想就有关民族关系史的研究工作谈几点意见。

      民族关系史的研究，目前最要紧的是什么?我的意见是：最要紧的是要放开眼界，发掘潜力，不断综合新的研究成果。放开眼界，是说我们要能提出新问题，不要总是拘束于过去已经提出的老问题。应当说，民族关系史本身就是一个新问题，包含了许多方面。这次会议上的一些学术论文也提出了好多新问题。有一篇论文说，有一些游牧民族原是从农业民族中分化出去的。这就是一个值得研究的新问题。象这样的问题还很多。如果我们多提出一些新问题，从多方面考虑、研究，对我们的工作很有好处。多提新问题，重要的是要站得高，要从整个历史发展看问题。所谓从整个历史发展看问题，一个是横着看，看在全国范围里起了什么作用，产生了什么影响。不要单独地局限于个别事实，揪住不放。那样做，好处不大。有些问题，我看是在概念上兜圈子。有的问题，范围太小。小问题不是不能研究，但若过多地研究这类问题，就太零碎了。我们不可能有很多功夫去研究太小、太碎的问题。因此，我们研究问题要抓主要问题，抓大问题，抓带有全面性的问题。这是横着看。再一个是纵着看，看上下几千年，看一件事情是怎样发生的，怎样发展的，将来又如何，这样就有意义了。找这祥的问题来研究，意义是很大的。

      再一点，现在要紧的是发掘各民族对祖国历史的贡献，这也是很重要的。从生产技术上讲，从政治关系上讲，从学术文化上讲，许多少数民族都有丰富的资料有待于收集，或有待于整理，有的还要做大量的翻译工作，让更多的人能阅读和研究。在谈到各民族历史贡献的时候，有一个问题是需要重新认识的，我自己对这个问题也有一个思想发展过程。以回族为例：回族没有自己的文字，但回族人过去也写了不少书，包括诗集呀、文集呀，好多方面的东西。我曾经这样想：这些都是用汉文写的，算不算是回族的贡献呢?而且好多回族人的诗文里并没有多少回回民族的色彩，反倒有儒家思想。现在看，这个想法有些狭隘。汉语、汉文是全国通行的一种语言、文字，少数民族用这种语言、文字来反映自己的成果，表达自己的思想，同样是各少数民族的贡献。我们应该这样看问题。过去我想不通。现在这样来认识，觉得回族的贡献比过去所认识到的还要多得多。从理论上说，以前只认为一个民族应该有自己的特点。现在我看，不能对任何事都这样要求。民族特点是客观存在的，有些特点还应该发展，但少数民族的某些工作，表现不出民族特点却对各民族都有好处，这也是很好的贡献嘛，有什么不好呢。

      第三点，我想着重讲一讲，我们搞历史的，在历史工作中最重要的任务是什么呢?最重要的任务就是要写历史书。当然，专题研究要搞，必要的考证也要作，工具书还是要编，但主要的任务是把历史写出来，写出有系统的、可靠的历史书。写出历史书干什么?写出历史书可以对各族人民进行历史唯物主义教育，使广大的各族人民有机会懂得祖国的过去、本民族的过去，展望祖国的未来、本民族的未来。专题论文是必要的，尤其对专门研究工作的人来说，很需要。但是，要使我们历史工作的影响更大，就不要局限在历史工作者的小圈子里，还要为广大读者写历史书。史学工作者最重要的任务就是这个。

      现在，我们进行现代化建设，是个新事情。建设过程中会存在各种阻力。在我们历史工作者看来，这没有什么奇怪的。阻力，是长远历史遗留下来的，有好多是封建社会遗留下来的，找找这些原因，我们对问题的认识就会更清楚一些。把这些对广大群众讲讲，也可以使他们对当前的问题认识得更清楚些。这对于教育年青一代来说，意义就更加重要。清理过去，揭示现在，还要展望将来，这是我们历史工作者的职责。我们经过十年浩劫的大动乱，现在刚刚扭转过来，虽有变化，但还不能马上彻底改变一切，问题还很多。不能说“四人帮”一倒，问题就自然而然地解决了，不那么容易。如何把这些问题一个一个解决好，这需要大家着眼于将来，要有这个信心。现在我们都关心青年人的教育问题。历史工作者要研究一下，怎样去帮助年轻一代。我认为，现在年轻人有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看不清历史的出路在哪里。在他们内心，有意识无意识地感觉到这个问题：将来怎么办?待业青年有这个问题，在业青年也有这个问题，中年人也有这个问题，老年人同样有。可见这个问题很重要。目前，有相当一部分青年人思想苦闷，不知将来怎么办。青年一代思想上的混乱、动荡，原因很多。前些年，“四人帮”把人们的思想搞乱了，是主要原因。另外，从我们专业工作来看，长期忽视历史教育，也是一个重要原因。许多年轻人不知道我们新中国是经过怎样的艰难困苦建立的，看不到我们国家未来的发展方向，不知道自己现在、将来应该怎么办，这怎么行呢？中学的历史课很少。有不少学校高中分文、理科，理科不讲历史，文科讲一点。小学，更是多年不讲历史了。不了解中国，不了解世界，怎么能行啊？我们要求青年人有伟大理想，看到整个世界，这怎么可能呢！从国家前途来看，我们的历史工作非常重要。我们全国总人口是十亿，有人估计，说三十岁以下的有六亿五千万；三十岁以上的有三亿五千万，其中还有相当一部分属于老弱病残，丧失工作能力。不要多久，我们国家的命运就要掌握在这六亿五千万人的手里。我们这些上了年纪的人，很快就会不起作用了。这是一个很要紧、很严重的问题。我们历史工作者，当然也包括民族史和民族关系史研究者，在这个问题上都负有很大的责任。我们历史工作者的重要任务，是要写历史书，通过历史书对青年一代进行宣传教育。这种宣传教育不是假的，不是歪曲历史的，不是捏造事实的，而是要根据历史事实进行的。这是历史工作者促进历史发展的最主要的职责。我们作为历史工作者，应当用自己的工作来促进历史的发展。

      或许有人会说：把历史工作看得这么重要，是不是在说大话?人们不懂历史，一样活着；你学历史，不会种田，不会织布，也不会搞家庭用品电气化，可见你只是在说空话。这种看法显然是错误的。如果它出于幼稚无知的人，还有情可原；如果历史工作者也存在这种糊涂认识，那就会削弱、损害历史工作的宣传教育作用，是很不应该的。我们要求青年人爱国，可是他们不知道这个国是怎么回事，让他们爱什么国、又怎么去爱呢?我们中国历史学家有个传统，就是察往观来：说明过去的事情，展望将来的事情。这是个好传统。比如宣传爱国主义，如果仅仅搞一些片面的、零儿八碎的，那没有什么大用处。按照察往观来的原则，我们需要从整个历史的纵的方面和横的方面，深刻地说明我们国家的过去和将来，这样来宣传爱国主义，效果是不是更大一些。中国历史学家还有一个好传统，就是把写历史书作为不朽之业来看待。历史上有许多史学家，一生历尽艰辛，终于把历史书写了出来。我们的工作要直接、间接地为历史的前进提供一些东西，我们要有抱负，有正气，有雄心大志，把历史的责任担当起来。

      总之，写历史书不是一件简单的事，也不仅是一般知识性方面的事，而是一项很重要的、推动历史前进的科学工作。

      第四点，也是最后一点，是需要我们特别注意的，就是史德。所谓史德，就是要忠实于历史。不然的话，写出的就不能称为信史。这一点很重要。过去，封建社会史学家也这么讲，但他们很难彻底做到。原因不外乎两条，一条是政治原因，要如实写出来不容易。一条是社会原因，由于生产规模的狭小，他们不可能看得那么全面、清楚，自然不可能把历史的全貌写出来。现在我们有这个条件了。尤其是这几年，政治条件好，是从来没有过的。写历史，要把科学性和革命性结合起来。我们说为政治服务，怎么服务呢?决不是象“四人帮”那样，弄虚作假，捏造历史，搞反科学的、反革命的“为政治服务”，而是把科学和政治正确地结合起来。只有这样，才能写出信史，真正的历史，而不是假的历史。假的历史怎么会起积极作用呢?怎么能推动历史前进呢?我们研究民族史、民族关系史，这很好。同时，我们还要继承发展我国优良的史学传统，赋予史德以新的意义，使它越来越丰富，越来越真实，越来越科学，以建立起良好的学风。

      我们这个会，是研究民族关系史的第一个学术性会议。从内容上看，从会议的情况来看，这个会开得很好。今天我讲的这些问题很肤浅，可能有不少错误，耽误了大家的时间。我衷心希望这个会能够推动民族历史研究的发展，为社会主义四个现代化建设做出贡献。

1981年5月28日，在香山别墅。

（朱桂同笔录。瞿林东整理。）

《北京师范大学学报》1981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