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今文公羊学盛行所传递的文化信息
陈其泰
张之洞于1903年写有一首《学术》诗，云：“理乱寻源学术乖，父仇子劫有由来。刘郎不叹多葵麦，只恨荆榛满路栽。”自注曰：“二十年来，都下经学讲《公羊》，文章讲龚定庵，经济讲王安石，皆余出都以后风气也。遂有今日，伤哉！”[1]这位晚清重臣原本是想借此诗句表达对晚清二十年间学术风尚变迁的感慨与不满，然而他所始料不及的是，这首诗恰恰成为晚清今文公羊学说盛行的有力佐证！大约时隔十年之后，顽固派人物叶德辉也写有关于龚自珍遵从的今文公羊学说至晚清所向披靡的一段话，他不止是表达伤感之情，而是直接咒骂晚清公羊学盛行导致了清朝的灭亡！“仁和龚定庵先生，以旷代逸才，负经营世宙之略，不幸浮湛郎署，为儒林文苑中人，此非其生平志愿所归往也。曩者光绪中叶，海内风尚《公羊》之学，后生晚进，莫不手先生文一编。其始发端于湖、湘，浸淫及于西蜀、东粤，挟其非常可怪之论，推波扬澜，极于新旧党争，而清社遂屋。论者追原祸始，颇咎先生及邵阳魏默深二人。”[2]张之洞和叶德辉堪称是提供了极其难得的史料，证明晚清时期今文学说盛行海内，与龚自珍的文章、王安石的变法思想相结合，形成波澜壮阔的浩大声势，改变了人们的思想观念，导致了清朝专制统治迅速灭亡的巨大历史变局。
儒家今文学派的复兴竟成为晚清社会思潮激荡的政治风云变幻的主导力量，难道这不是十分发人深思的历史事件？同样发人深思的是，再上溯历史，晚清今文学盛行，又标志着一千多年居于社会主导地位的经学思想发生了根本性的转折，自东汉中叶至嘉道年间以前，一直是古文经学居于独尊地位，今文经学则长期消沉无闻，“澌灭殆尽”，至此却取而代之，堂而皇之登上时代舞台的中心。总之，晚清今文学盛行，乃是历史上壮观的一幕，不应因时过境迁而被人们所淡忘。而应当认真地梳理其演进的脉络，阐释这一时代思潮的剧变所传递的重要文化信息。特别是，今文学说的独特价值何以被重新发现？晚清公羊学说复兴的进程与社会变迁如何紧密相联系？晚清今文经学复兴又为何能与“世纪之交”西学传播的新潮流相衔接？对这些问题，从理论与史实相结合的层面作深入探讨，将能得出一系列很有启发意义的看法。
儒家今文经学曾在西汉时期大盛于世，东汉中叶以后却消沉了一千余年，至清朝嘉道年间才被重新提起，并再度风靡天下。这种陡升陡降的局面，骤看之下，似乎难以索解。深入分析，其深层原因都是由于今文经学的独具价值与特定的时代条件发生了共振效应。
晚清与西汉历史时代前后相距很远，社会状况也大不相同，但关键之处是两者都处于社会剧烈变动时期，因而需要变革的哲学思想作指导。儒家今古文经学的分野何在？今文经学的独具风格是什么？简要地说，秦始皇焚书，儒家、六经、诸子。都被焚毁。汉朝学者传习的经书，大都是用汉代通行的“隶书”书写的，称今文经。如，《春秋公羊传》，在战国以后经过口头传授，《诗经》在汉初流传的有齐、韩、鲁三家，至西汉景帝时才著之竹帛，《尚书》则在汉初由大儒伏里背诵传授，都是用隶书写成。汉武帝建立太学，置五经（《易》、《诗》、《书》、《礼》、《春秋》）博士教授弟子，称为“官学”，博士所教授的教材都是今文经。但在景帝以后又陆续发现一些儒家经书，如鲁恭王刘馀从孔子旧宅壁中发现古文经传，用先秦文字书写，有《尚书》、《礼记》等。又河间献王刘德从民间得到不少古文先秦旧书，有《周官》（即《周礼》）、《尚书》等。他又在自己国内为《毛诗》、《左氏春秋》立博士。这些都属于古文经传。西汉末年，刘歆欲立《左传春秋》、《毛诗》等为官学，移书责备太常博士，引起今古文两派的激烈论争。东汉初年，双方争论仍继续。章帝时，除保留原有今文经学博士外，又将古文经学《左氏春秋》、《春秋榖梁传》、《古文尚书》、《毛诗》立为官学。
今文和古文，最初是文字记载的歧异，训读的不同，以后更因争立“官学”即争夺在朝廷的政治地位和学派门户之见而酿成严重的冲突。今文经学以《春秋公羊传》为主要代表，古文经学则以《左传》、《周礼》为主要代表。两派学术风格的主要不同是，今文经学重义理发挥，要“以经议政”；古文经学则重文字训诂，重历史事实、典章制度的考订。《公羊传》和《左传》都是解释《春秋经》的，《公羊传》专门解释“微言大义”和褒贬书法，用问答体逐层阐释义理，而《左传》则以历史事实解释《春秋经》中简略的记载。在古文学者眼中，《春秋经》是一部历史书。而在今文学者眼中，《春秋经》则是一部政治书。由《春秋》重《义》，到《春秋公羊传》精心地发挥，提出变易历史观的雏形，到董仲舒构建其改制、变革的历史哲学理论，并成为西汉一代“显学”，因而成为儒家学说中独树一帜的思想体系，它与特定的社会环境相适应而产生出无比巨大的理论威力。
《春秋》是孔子据鲁史而作儒家五经中唯一由孔子修成的，这与经过孔子删订、编次或部分作解释的其他经典有所不同，更有权威性。《春秋》记载春秋时期242年史事，文字虽简略，却处处寓含着孔子的褒贬大义。孔子修《春秋》的目的，是拨乱世，反之正。孔子所处的时代，周王室式微，诸侯各国攻战不已，礼坏乐崩。孔子要通过记载历史重整天下纲纪，重新规定政治生活的准则，因而《春秋经》具有政治威慑作用，使乱臣贼子惧。孟子曾对《春秋》重“义”的特点和独具的政治威力作了深刻的阐述，影响极大。他说：“王者之迹息而《诗》亡，《诗》亡而后《春秋》作。晋之《乘》，楚之《檮杌》，鲁之《春秋》，一也。其事则齐桓、晋文，其文则史。孔子曰:‘其义则丘窃取之矣。’”[3] “世道衰微，邪说暴行有作，臣弑其君者有之，子弑其父者有之。孔子惧，作《春秋》。《春秋》，天子之事也。是故孔子曰：‘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惟《春秋》乎！’”[4]孟子堪称是最理解《春秋》重“义”的特点和意义，他强调孔子虽无天子之位，而行“天子之事”，强调人们要深入钻研孔子贯注在《春秋》中的大义。《春秋公羊传》专门解释《春秋》中的“微言大义”，是独具慧眼和魄力继承并发扬孔、孟的思想，所以清代公羊学者一再称公羊学派独得孔子《春秋经》的真传，是有道理的！《公羊传》对《春秋》“微言大义”的阐扬，首先在于突出“大一统”观念，《春秋》每年纪事首冠以“王”，称“王正月”，表示尊奉王室，但尚末提出明确的主张。《公羊传》开宗明义提出“大一统”说，成为指导全中国范围政治、制度和社会生活、意识形态的理论。鲁隐公元年传解释“王正月”曰：“元年者何？岁之始也。王者孰谓？谓文王也。曷为先言王而后言正月？王正月也。何言乎王正月？大一统也。”《公羊传》所发挥的“大一统”说，便成为孔子这位儒家圣人提出来的最高政治指导原则。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都应遵从。大一统说成为《公羊传》的理论纲领，体现在各个具体史实的解释之中。僖公二十八年传解释践土之会：“公朝于王所。曷为不言天子在是？不与致天子也。”“天王狩于河阳。狩不言，此何以书？不与再致天子也，”一再表示对晋文公以臣召君行为的贬责。《公羊会传》的大一统观在民族问题上有深刻的思想，主张“内其国而外诸夏，内诸夏而外夷狄”，称赞齐桓公北伐山戎、南服楚是王者之事，即能实行王者一统的事业。尤其是，《公羊传》不是以种族来区分“诸夏”与“夷狄”，而是以文明或道德进化程度来区分，所以“夷狄”可以称“子”，可以受到赞许，而“诸夏”在文明或道德上倒退了，则视为“新夷狄”。这是公羊学有利于多民族国家形成和巩固，有利于民族文化交流和进步的光辉思想。其次，《公羊传》提出了具有朴素的历史进化含义的说法，在隐公元年、桓公二年、哀公十四年三处传文都讲：“所见异辞，所闻异辞，所传闻异辞”。这是后来公羊学者推演的“公羊三世说”的雏形，其中包含着历史变易观点，人们可以据之发挥，划分历史发展的阶段。“异辞”指用辞不同。亲见的时代、亲闻的时代、传闻的时代，为何用辞不同？这是因为时代远近不同，史料掌握详略不同，文字处理因而不同。不仅如此，《公羊传》更有特别的解释：“定、哀多微辞，主人习其读而问其传，则未知己之有罪焉尔。”[5]讲的是时代越近，孔子因惧祸而有忌讳，故多采用隐晦的说法。司马迁很注意《公羊传》这一观点，他说：“孔氏著《春秋》，隐、桓之间则章，至定哀之际则微，为其切当世之文而罔褒，忌讳之辞也。” [6]《春秋》又何以终于哀公十四年？《公羊传》的看法是：“备也。”至此已完备齐全。何休解释说，因西狩获麟，瑞明显现，见拨乱功成。[7]这样，《公羊传》再三强调“所见异辞，所闻异辞，所传闻异辞”，就包含着对待历史的一个很宝贵的观点：不把春秋时期二百四十二年视为凝固不变或混沌一团，而看作可以按一定标准划分为各自显示出特点的不同发展阶段。这种历史变易观点，在中国“述而不作”风气甚盛的文化氛围中，更显出其独特的光彩和价值，后代有的思想深刻的学者，能结合时代的感受，从中得到宝贵的启迪。复次，强调拨乱反正、以俟后世的准则。《公羊传》认为《春秋》有拨乱反正的政治威力，为后世立法，这在终卷以画龙点睛的方式凸现出来，与开宗明义讲“大一统”，正好首尾呼应。《公羊传》终卷哀公十四年传云：“春，西狩获麟。何以书？非中国之兽也。然则孰狩之？薪采者也。薪采者则微者也，曷为以狩言之？大之也。曷为大之？为获麟大之也。曷为获麟大之？麟者仁兽也，有王者则至，无王者则不至。”意思是《春秋》终于此年，是孔子精心安排的。因为“西狩获麟”，是王者出现的瑞应，“受命之符”，表示新的天子要出现了，代周而起。所以孔子作《春秋》不是普通的史书，而是具有重新安排天下秩序的意义，“为一王之法”。《公羊传》进一步强调“以俟后圣”的政治意义，说：“君子曷为《春秋》？拨乱反诸正，莫近诸《春秋》。则未知其为是与？其诸君子乐道尧舜之道与？末不亦乐乎尧舜之知君子也。制《春秋》之义，以俟后圣，君子之为亦有乐乎此也。”强调是孔子有意修成的政治书，通过明是非，别善恶，以绳当世，为后王制法，故是拨乱反正的最高准则。
董仲舒是汉武帝时代《春秋》学大师，他的春秋学实际就是春秋公羊学说。他所著《春秋繁露》十七卷，标志着公羊学的形成。而董仲舒本人被评价为“令后人学者有所统壹，为群儒首。”[8]董仲舒沿着《公羊传》的独特方向大大加以发展，形成了一套体系化的理论。首先，董仲舒反复阐述《春秋》一书是孔子为汉制法，是从帝王到万民都必须遵奉的神圣经典。他强调《春秋》是指导一切领域的治国的根本：“仲尼之作《春秋》也，上探正天端王公之位，万民之所欲，下明得失，起贤才以待后圣。”《在天人三策》中，董仲舒以向最高统治者对策的方式，把《春秋》的“微言大义”提高到前所未有的高度。他对《春秋》首书春王正月这样解释：其意曰：“上承天之所为，而下以正其所为，正王道之端云尔。”王者承天意以行政事，封建国家的政治行动都是由上天安排的，以此论证皇权的神圣性和正确性。他又进一步论述《春秋》“行天子之事”，“制《春秋》义法，以俟后圣”的意义：“故《春秋》受命而先制者，改正朔，易服色，所以应天也。”天道和人事，古和今的各种重要道理都包括其中，因此《春秋》就成为帝王至万民都不能违背、指导一切的圣经。再者董仲舒进一步提出了“张三世”、“通三统”的重要命题，为清代学者宝贵的思想资料。董仲舒推进了《公羊传》“三世异辞”之说，初步显示出把春秋二百四十二年划分为所传闻、所闻、所见三个阶段的意向。《春秋繁露˙楚庄王》说：“《春秋》分十二世以为三等：有见，有闻，有传闻；有见三世，有闻四世。有传闻五世。故哀、定、昭，君子之所见也；襄、成、文、宣，君子之所闻也；僖、闵、庄、桓、隐，君子之所传闻也。所见六十一年，所闻八十五年，所传闻九十六年。于所见微其辞，于所闻痛其祸，于传闻杀其恩。”所见世，记事使用什么书法忌讳多，因而用词隐晦；所闻世，对于事件造成的祸害感受真切，因此记载明确详细；所传闻世，恩惠和感情都减弱，因此记载简略。董仲舒的论述，由《公羊传》的“异辞”发展到比较明确地划分历史阶段的不同，从而为以后何休提出“三世说”历史哲学作了准备。“张三世”是对于眼前春秋这一历史时期提出包含“变”的观点的划分方法，“通三统”则把眼光看得更远，并且包含更加深刻的历史变易的认识和改制的主张。《春秋繁露˙三代改制质文》说：“王者必受命而后王。王者改正朔，易服色，制礼乐，一统于天下，所以明易姓非继人，通以己受之于天也。王者受命而王，制此月以应变，故作科以奉天地。”意思是，当新王朝代替旧王朝兴起的时候，为了表示自己是“受命而后王”，是天命所归，就必须“改正朔，易服色，制礼乐”，以有效地实现“一统于天下”。
这样，由《公羊传》发端，而经董仲舒大力发展的今文公羊学说，就具有政治性、变易性和解释性的特点，而其核心即是变易、改制的哲学思想，在儒家经典中独树一帜。今文公羊学说在西汉大显于世，即为其改制、变易哲学和“以经议政”学术风格与西汉时期时代机遇两者相结合的产物，换言之，汉武帝恰好为其盛行提供了最适宜的时代环境。秦和西汉相继建立了封建的统一国家。西汉消灭了异姓王、同姓王之后，国家政治统一的规模更加向前发展。汉武帝以其雄才大略，在边境上进行自卫性质的战争，连续击败匈奴主力，解除了长期以来北方游牧民族对华夏民族的威胁，并且开拓边郡，扩大版图，从而把中华一统的事业推进到空前的阶段。战国以来中国统一的事业如此加快发展，亟需一种学说来集中表达它，并且运用这种学说来巩固中国的统一。春秋公羊学说倡导“大一统”，尊奉天子号令天下的地位，正好适应这种需要。国家统一的规模和程度的发展，反映在民族关系上，是自东周后期以来民族间的融合一再呈现新的局面。秦、汉统一国家的建立，促使中国境内出现政治上共尊中央朝廷、经济上沟通、文化上交融的新局面，到西汉，北起长城、南至长江流域的广大地区，汉族已成为稳定的民族共同体，形成为坚强的民族了，从此以后，这个人口众多的民族就以汉朝这个强盛的朝代命名。当时的周边民族，也形成围绕中原地区的汉族而环列在东西南北的有序局面，并且明显地表现出对中原地区的向心力。春秋公羊学说的大一统观和变易观，其中就突出地包含民族的交流融合大踏步向前推进的极其宝贵的思想。汉武帝时期由汉初的无为政治向大有作为政治的转变，尤其给董仲舒构建公羊学说体系以直接的有力的推动。西汉初因承秦朝暴政和秦汉之际长期战乱之后，社会残破，生产破坏，经济凋敝，需要实行清静无为政策以恢复民力。文帝、景帝两世，成为历史上著名的休养生息时期。至武帝时代，经过七十多年休养生息，经济上已积累了雄厚的实力，这个民族像是憋足了劲的巨人，已经不再无为，而是要大有作为，鼓吹清静寡欲的黄老学说再也不合时宜，需要更换全新的哲学、行动的哲学。时代选择了儒家经典这一思想体系。汉初社会虽以黄老思想占主导地位，但在若干关键问题上，儒学已一再发挥了重要作用，如叔孙通制定礼仪，贾谊从儒家立场出发，坚决主张削藩、加强中央集权，证明经过休养生息之后，为了巩固封建统治秩序和加强中央集权，儒家经典是最为适合的指导思想。而春秋公羊学说因力倡“大一统”，主张“改制”，主张拨乱反正，“为后王立法”，而成为最适合时代需要的学说，同汉武帝“夙兴夜寐以思”，冀图“兴造功业”的愿望正相应和。董仲舒以《天人三策》应对，[9]发挥《春秋》之义，提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建议，受武帝赞赏。故史称：武帝“推明孔氏，抑黜百家，立学校之官，州郡举茂材孝廉，皆自仲舒发之”。[10]如果说，儒家学说在武帝时代走向了政治舞台的重心，那么春秋公羊学则无疑地成为西汉中后期政治指导思想和社会指导思想的主角。董仲舒所大力彰显的公羊学说，虽然充满“非常异义可怪之论”，但由于符合先秦以来儒学内部的逻辑发展并且深刻体现了“改制”时代的要求，因而大盛于世，成为春秋公羊学说的第一个高峰。
物极必反，至东汉时期今文经学已明显走向衰落。其原因，一是由于董仲舒的公羊学理论是儒学与阴阳五行相结合，其土龙求雨之术几乎有类于方士巫师，因而助长了西汉晚期阴阳灾异之说的大肆泛滥。二是今文经学成为禄利之途，经师们竞相加上繁琐的解说，也表明学术已走到了末路。至东汉末年，著名古文经学家郑玄（字康成）治学博采今古文，而以古文为宗。他遍注群经，兼采今文家的说法，将之统一在古文家说之中，由是学者宗从。与他同时有一位今文学大师何休（字邵公），他不顾今文已现颓势，以坚毅特立的精神，潜心十七年，著成《春秋公羊解诂》，综合了汉代公羊学的成果，创造性加以发挥，使其更具体系性。其主要理论贡献，一是推进“大一统”说。他对《公羊传》隐公元年传文解释说:“夫王者始受命改制，布政施于天下，自公侯至于庶人，自山川至于草木昆虫，莫不一一系于正月，故云政教之始。”强调“大一统”即须将自王侯至于庶人，以至山川万物，统统置于天子的治理之下。二是构建了“三世说”历史哲学。此前，董仲舒提出了所见、所闻、所传闻三世，但论述仍嫌简略，何休则发展为系统的理论。何休提出“三科九旨”，见于徐彦疏所引何氏《文谥例》，云：“三科九旨者，新周、故宋、以《春秋》当新王，此一科三旨也；又云所见异辞、所闻异辞、所传闻异辞，此二科六旨也；又内其国而外诸夏，内诸夏而外夷狄，是三科九旨也是。”“三世说”即为其中的核心部分，何休在《解诂》隐公元年对传文“所见异辞、所闻异辞、所传闻异辞”作解释：“于所传闻之世，见治起于衰乱之中，用心尚麤觕，故内其国而外诸夏”；“于所闻之世，见治升平，内诸夏而外夷狄”；“至所见之世，著治太平，夷狄进至于爵，天下远近小大若一”。何休所总结的“据乱世——升平世——太平世”这一系统的历史哲学，是春秋公羊学者对古代历史进化观的出色贡献。何休的观点与古代流行的循环史观、复古史观不同，他能观察到历史进化的本质，对于人类社会从低级阶段逐步前进到高级阶段具有信心。据乱——升平——太平，首先是国家的治理越来越好，民众的生活越来越得到改善，何休在书中曾多处表达他对贤君治国和民众安居乐业的关切。他所论升平世，太平世，也有统一局面向前推进、民族关系发展的内容。到太平世，则实现“夷狄进至于爵，天下远近小大若一”的思想，达到空前的大一统，而且民族之间平等、和好相处，不再有民族的歧视、压迫和战争。在阶级压迫、民族压迫不断的封建时代，何休却能提出这样美好的理想，这说明他眼光的远大，视野的开阔。何休的进化史观继承了孔子、韩非等思想家的成果而加以发展，从具体历史问题概括出历史由低到高进化的哲理，在理论思维上实现了质的飞跃。何休的“三世说”历史哲学，以其对未来社会的信心，深深启发了清代的龚自珍、魏源、康有为等人，使他们各自结合自己时代的环境和迫切问题，发展了公羊学说。
然则，何休在学理上的卓著建树却无法改变今文经学衰落、古文经学盛行的局面。从更根本原因说，是东汉以后，封建社会结构趋于稳定，主张“尊古”、倾向保守的古文经学更适合于作为封建政治的指导思想，势必取代主张“改制”、“变易”的今文学说的尊崇地位。从东汉末年至清中叶，今文公羊学说消沉一千余年，几乎无人问津，故像明清之际顾炎武这样渊博的学者，也对它无所了解，他从古文学派的立场，认为何休对“三世异辞”的解释，既费事，又不通，“甚难而实非”。[11]
那么，今文学说为何能经过长期“澌灭殆尽”之后，到清朝中叶以后却又重新复兴、走向历史舞台的中心呢？这种似乎是戏剧性的命运，其内在却有极其深刻的原因。简言之，至清朝中叶以后，中国社会正处于大变动的前夜，要求有新的哲学观为社会变革开辟道路！
自乾隆末年起至嘉庆、道光年间，中国历史正处于大转折时代。清朝统治盛极而衰，在下坡路上急速滑落，早先掩盖在“盛世”表象下的各种社会矛盾终于很快暴露出来，清朝统治随之陷入危机。当时，土地兼并恶性发展，大官僚、大地主占田多达几千顷。由于官僚、地主攫取土地遍及各省，农民失去土地，沦为佃户，首先受高额地租剥削。而给农民带来更大的是苛捐杂税、横征暴敛。农民被逼得实在无法生存下去了，只好逃亡，造成了嘉道年间极为严重的流民问题。当时，在成千上万失去土地的农民转移流徙在高山密林、深壑荒岛之间，挣扎在死亡线上。川陕鄂三省交界的大山林聚集最多，别的地方也有数量不同的流民聚集。当时封建统治已腐败不堪，贵族、百官、大地主、大商人穷奢极欲，挥霍无度。乾隆皇帝就是奢靡享乐的典型，他六次南巡，每次往返近六千里，每到 一处，用于兴建土木、接待、赏赐、宴玩资费累千巨万。皇帝、贵族、官僚如此惊人地挥霍的无数钱财，都是从老百姓身上搜刮来的，因此造成贫富极其悬殊。乾隆后期，吏治极其败坏，贪污贿赂公行。乾隆的宠臣和坤，因善于阿谀奉承，任军机大臣二十四年。嘉庆四年（1709年），查抄了他的家产，共有一百零九号，其中已估价者二十六号，这部分已估价的财产即相当于五年多的国库收入。上层大官僚贪污挥霍，下层官吏越是凶狠地向民众剥削勒索。鸦片战争前夕，福建正直士人张际亮曾以饱含血泪的文字揭露地方官吏凶残搜刮百姓的行径：“今之外吏岂惟讳盗而已哉，其贪以朘民之脂膏，酷以干天之愤怒，舞文玩法以欺朝廷之耳目，虽痛哭流涕言之，不能尽其情状。”[12]张际亮所沉痛诉说的是当日全国农村普遍的真实情景。还有，水灾、旱灾频仍，农民被逼得走投无路。嘉庆元年（1796年）爆发的白莲教起义，就是由于阶级矛盾极端尖锐化而产生。这次起义蔓延鄂、豫、陕、川、甘五省，持续时间达九年之久。为了镇压白莲教起义，清朝耗费巨额军费、资财。再加上鸦片走私急剧增加，造成白银大量外流，至鸦片战争前，国内财政已严重恐慌。在对外关系上，前途也充满危险。18世纪的欧洲，资本主义迅速发展，西方列强决心向东方扩张其势力，看中了中国这块封建统治虚弱而又范围广大的市场。乾隆五十七年（1792年），英国派马戛尔尼使团来华，次年7月到达中国。使团经过实地考察，得出结论：中国像一只破烂不堪的头等战舰，一旦由一个没有才干的人指挥就没有安全和纪律可言。而英国将从这一变化中得到最大的好处。其后，英国即策划用武力打开中国大门的图谋。嘉道时期的清朝，正处于这种内外交困、岌岌可危的境地！
这一历史变局不仅标志着清朝统治由盛到衰，而且是整个中国历史进程和学术风气的转捩点。嘉道以前，中国长期处于封建社会阶段，至此，社会性质和国内基本矛盾都行将发生根本变化。当鸦片战争前夕，封建专制统治早已腐朽，危机四伏，风雨飘摇，它扼杀新生力量的成长，严重阻碍社会前进。
从文化思想、学术风气说，嘉道时期也是重要的转折。清代学术曾有过清初早期启蒙思想光芒闪射的时期，有过18世纪朴学高度发达的鼎盛时期，至嘉道年间却暗淡无光，走进了死胡同。就文献整理和微观方法讲，乾嘉朴学确实达到了很高的成就，但是乾嘉朴学有其严重的缺陷，这就是他们继承了顾炎武开创的重视考证的方法，而抛弃了顾氏经世致用的精神。他们孜孜以求的是对于具体问题的考订，避而不谈现实问题，考证学的末流，更陷于烦琐主义，在故纸堆里讨生活。康熙以后，历雍正、乾隆年间，有较长时间社会稳定、经济发展，为学术工作提供了物质条件。但满洲贵族必然处处对汉人严加防范、忌刻，只要认为汉族文人有所不满或提倡民族意识，立即加以迫害，屡兴文字狱。在这种专制淫威逼迫下，必然使文人视现实政治问题为畏途，只好转向文字考证。考证学的末流，更把烦琐考证视为治学的根本目的，目光短浅。在乾隆末年，章学诚已对烦琐考据提出了中肯的批评。他指出烦琐考据无济于时事的实质：“近日学者风气，征实太多，发挥太少，有如桑蚕食叶而不能抽丝。”[13]他认为考证只能是治学的手段，而不是治学的目的：“记诵者，学问之舟车也。人有所适也，必资乎舟车，至其地，则舍舟车矣。”[14]同样地，做学问要以考证为手段，但是不能沉溺于考证而忘记有益世事的目的。因此他一再告诫人们不要盲目跟着风气跑，应该坚持“学术经世”的方向。章氏的这些言论毕竟预示了烦琐考证非治学正途、学术风气即将变化的时代趋向。
这里更要提到段玉裁，他的言论同样发人深省。段氏是戴震的得意学生，著有《说文解字注》，人称“戴段二王（念孙、引之父子）”，四人同是乾嘉朴学的代表人物，这么一位古文经学派的著名学者，到其晚年却对治学的方向作了深刻的反思。后悔自己一生只作具体问题考证，未能达到深一层的学问，说：“喜言训诂考核，寻其枝叶，略其本根，老大无成，追恨已晚。”[15]又说：“回首平生，学业何在也？政绩何在也？”[16]他又在致王念孙信中，将考证学末流终日沉溺于抄辑排比史料、不重视经世致用之学，直接比喻作黄河泛滥的灾难：“今日之弊，在不尚品行政事，而尚剿说汉学，亦与河患同。”[17]同样反映出其对学术方向认识的鲜明变化是，他对青年龚自珍所写的犀利政论文章表示激赏！龚自珍是其外孙，其学术却未承受外祖父的旧业，再从事训诂考证之学，而是关注现实问题，警告“衰世”已经到来，尤其是对当时官场的恶浊空气作了深刻揭露和有力鞭挞。他写作的政论《明良论》四篇，不仅能够淋漓尽致描绘出官僚集团种种丑态，更能深入是分析官僚群体的心态特点，从制度上探讨官僚政治腐败的根由。龚自珍概述官僚集团的心理特征是献媚营私、丧失廉耻。这正是清中叶以后官场风气的根本要害所在！越是身居高位，越是无耻地献媚取宠，“官益久，则气愈媮；望愈崇，则谄愈固；地益近，则媚亦益工。至身为三公，为六卿，非不崇高也，而其于古者大臣巍然岸然师傅自处之风，匪但目未睹，耳未闻，梦寐亦未之及。臣节之盛，扫地尽矣。”身为大臣却处事卑鄙，把探听人主喜怒作为保官求荣的诀窍，“堂陛之言，探喜怒以为之节，蒙色笑，获燕闲之赏，则扬扬然以喜，出夸其门生、妻子。小不霁，则头抢地而出，别求夫可以受眷之法”。营私谋利是他们的唯一目的，国家大事完全置之不顾，“苟安其位一日，则一日荣”，“以退缩为老成，国事我家何知焉？”一旦国家有事，他们便像鸠燕一样飞得无影无踪。因此龚自珍斥责这班官僚是“求寄食焉之寓公，旅进而旅豢焉之仆从，伺主人喜怒之狎客”，已经堕落为完全对国家社会丧失了责任感的寄生阶层。[18]段玉裁老人读了此文，喜不自禁写了评语褒奖：“四论皆古方也，而中今病……髦矣，犹见此才而死，吾不恨矣！”[19]一叶惊秋。段玉裁的一褒一贬，不正报道了古文经学的显赫地位将被今文经学取而代之的重要信息吗？
以公羊学为中坚的今文经学的复兴和盛行，与清朝统治危机日益暴露、有识之士先后觉醒、探索救亡道路相伴随，相激荡。晚清公羊学说被改造推演的历史，乍看起来，似乎有怪异的色彩，有旁门左道之嫌，难以索解。实际上，我们若紧紧结合社会条件的变迁考察，以同情的态度去了解，则它在百余年中，由重新提起——张大旗帜——改造发展——达于极盛，是环环相扣，十分合乎逻辑地展开，又因时代条件变化和思想家不同的学术个性而注入新的生命。这一学术变迁史，从一个侧面展现出18至19世纪中国人哲学探索的历程和救亡图强思想的不断高涨。
庄存与是清代公羊学的首倡者，并影响到其侄述祖、门人孔广森、孙绶甲、外孙刘逢禄、侄外孙宋翔凤，因庄氏及其亲属籍贯在常州，被称为“常州学派”。庄氏的公羊学著作《春秋正辞》，成为在乾嘉考证学盛行时期开创新学派的代表作。庄氏不满意用属辞归类的方法去求《春秋》的经义，而主张效法公羊学家董、何的路数，去求孔子的“微言大义”，认为这才是治《公羊》的正途。在《春秋正辞》中，大一统、通三统、张三世这些公羊学说基本命题，都有所体现。如他说：“《春秋》所以大一统者，六合同风，五州同贯。”“据哀录隐，……拨乱启治，渐于升平，十二有象，太平已成。”[20]尽管庄氏未能做到深入阐释，但他毕竟已经接触到公羊学说的要义，接续董、何的义法，这就能给后继者以宝贵的启示。不过，庄氏对公羊学说强调的变革观点，却不甚理解，而仍不遗余力宣扬“天无二日，民无二主。……治非王则革，学非圣则黜”，[21]坚决维护清朝专制统治。这种特点，与庄氏本人官运顺利有关，更与乾隆时期仍号称“盛世”，社会矛盾仍被掩盖着尤大有关系。故庄存与是清代第一个发现《公羊》的学者，但他却不理解公羊学的真谛。
为清代公羊学张大旗帜的重要学者是刘逢禄，主要活动在嘉庆至道光初年。他潜心公羊学的著述一、二十年，著有《春秋公羊何氏释例》、《公羊何氏解诂笺》等，俨然成为清代公羊学的系列著作，从各方面阐述公羊学说。特别是《释例》一书，创造性地发挥董、何的观点，将《春秋公羊解诂》的注文作深入的开掘和系统的整理，总结成三十例，即有关公羊学说三十个方面的问题，显示出公羊学说乃是有义理、有例证、自成体系和义法的学说，从而把公羊学的发展推向新阶段。故梁启超称他“大张其军”，标志着公羊学派开始取代以古文经学为指导的乾嘉考证学的地位。其主要贡献是：第一，他很重视阐释公羊学以三世说为中心的变易观点，大胆解释，以求上下贯通。重新梳理和明确了公羊学的“统绪”，作了这样的总结：在春秋三传中，唯《公羊传》才得孔子真传；汉代董仲舒对公羊学大有贡献，“讲明而达其用，而学大兴”；东汉何休则有继绝辟谬之功，“修学卓识，审识白黑”，“五经之师，罕能及之”。第二，纠正孔广森别立“三科九旨”的不当做法；强调对公羊学说必须以“张三世、通三统之义以贯之”。第三，培养了公羊学派两名健将龚自珍、魏源，大大壮大新学派的力量。刘逢禄又主张：“欲正诸夏，先正京师。”以上重要观点均见《春秋公羊何氏释例》[22]一书。这一方面已意味着要发挥公羊学说“以经议政”的力量，另一方面又表明刘氏仍一心希望维护封建的王纲法制。在他生前，清朝统治虽已明显衰落，社会危机已经显示却未充分暴露，更没有出现一股强大的力量推动他在阐发“变易”哲学的道路上走得更远。
经过刘逢禄奠定基础以后，到了青年思想家龚自珍、魏源手里，公羊学说便被改造成为批判的武器，倡导变革的哲学。当统治阶级仍在懵懵然歌舞升平的时候，龚、魏已经尖锐地论断封建统治已经到了“衰世”，更大的社会变局终将到来。龚自珍28岁在京师与刘逢禄会见，当时即写下了豪迈的诗句：“昨日相逢刘礼部，高言大句快无加；从君烧尽虫鱼学，甘作东京卖饼家。”[23]宣告他决心师从刘逢禄，举起今文公羊学的旗帜。值得注意的是，在此之前，他已作了意义深刻的哲学探索，已经写出了一系列重要政论对腐败政治作了抨击。他从哲理高度认识到“一祖之法无不弊”、变革是历史的必然，又亲历大江南北，对社会矛盾、民生疾苦有切身体验，对于八股科举制度毒害士人的作用和烦琐考证禁锢士人头脑的严重危害看得更为真切。经过刘逢禄的启发，龚自珍想得更远，于是立志以阐扬公羊学说，倡导变革、揭露现实社会种种严重积弊为己任。可见，龚自珍并非被动式地接受刘逢禄的公羊学主张，而是他此前已经具有过人的政治洞察力和哲学睿思，好比内在本已滚烫的热炭迅被点燃，立即腾起熊熊烈焰！
龚自珍《明良论》、《乙丙之际著议》等名文均作于23至25岁之间，这些文章对社会危机感受之真切、对专制统治批判之激烈、对倡导变革的哲学论述之深刻，都确实令人惊叹！这种敏锐的感受和犀利的思想，来源于他对官场风气和社会现实的长期观察。其祖父敬身，曾任内阁中书、礼部郎中等职。生祖父禔身，任内阁中书军机处行走。父丽正也曾任职礼部仪制司、祠祭司。龚自珍本人少年和青年时期即随父亲到京城读书，19岁应顺天乡试，中副榜贡生，并以此资格入武英殿充任校录。此后龚自珍本人又长时间在礼部任职。三世供职礼部，前后历八十余年，得自祖父、父亲的传授和许多老辈的讲述，加上本人长期亲身经历，使他谙熟礼部掌故，洞悉官场内幕。龚自珍于21岁至25岁期间，父亲先后任徽州知府、苏松太兵备道，他即随同到皖南、上海生活了数年，故对外省民众生活情形也有所了解。特别是上海地处东南险要，龚丽正以文官任兵备道要职，一时“高才硕彦多集其门”，青年龚自珍更有机会接触许多地方名流和文献典籍，“由是益肆意著述，贯串百家，究心经世之务”。[24]25岁以前所写的名文，即有如寒光四射的利剑，直剌腐败政治的要害。他具有如此深刻的历史洞察力，主要就是后天长期历练的结果，才磨砺出其文章中无与伦比的批判锋芒，如他本人诗句所说：“廉锷非关上帝才，百年淬厉电光开”。[25]
在《明良论》中，龚自珍还有力地揭露清朝官吏选举制度的积弊。他指出，清朝实行的“停年之格”，即官吏升迁完全限于年数、资历的制度，造成人才的被压抑，碌碌无为者身居高位，“贤智者终不得越，而愚不肖者亦得以驯而到”。熬到最后当上宰辅、一品大臣的官员，“其齿发固已老矣，其精神固已惫矣，……然而因阅历而审顾， ……傫然终日，不肯自请去”。他用大门外石狮子的形象，来讽刺那些资格最深、稳坐其位、无所作为的官僚。这种用人制度的严重恶果，必然是进取精神的被窒息，畏葸退缩、冀图侥幸、萎靡不振的风气蔓延泛滥，整个社会失去活力。正如龚自珍所痛切分析的：“英奇未尽之士，亦不得起而相代。”“至于建大猷、白大事，则宜乎更绝无人也。”“此士大夫所以尽奄然而无有生气者也。”[26]在《乙丙之际著议》中，龚自珍提出自己独特的三世历史观，断言封建统治已经到了“衰世”：“吾闻深于《春秋》者，其论史也，曰：书契以降，世有三等，三等之世，皆观其才；才之差，治世为一等，乱世为一等，衰世别为一等。衰世者，文类治世，名类治世，声音笑貌类治世。黑白杂而五色可废也，似治世之太素；宫羽淆而五声可铄也，似治世之希声；道路荒而畔岸隳也，似治世之荡荡便便；人心混混无口过也，似治世之不议。 ……当彼其世也，而才士与才民出，则百不才督之缚之，以至于戮之。 ……才者自度将见戮，则蚤夜号以求治，求治而不得，悖悍者则蚤夜号以求乱。 ……然而起视其世，乱亦竟不远矣。”[27]龚自珍称“深于《春秋》者”，显指西汉公羊学大师董仲舒。龚氏提出“治世”、“衰世”、“乱世”三世说，既是取法于董仲舒《春秋繁露》中划分春秋为三世的理论，同时又是他本人对现实社会深刻观察而得出和新概括。他利用公羊学资料而锻造现实斗争所需要的哲学思想取得了出色的成果，昭示着社会的动向，标志着公羊学发展史上的巨大飞跃。在举世昏昏然如梦如痴的时候，他却深刻感受到社会危机的深重，忧虑憔悴、日夜不安。他发出有力的警告：“乱亦竞不远矣！”龚自珍还进一步描绘了一幅社会将解体的惨状：“履霜之屩，寒于坚冰；未雨之鸟，戚于飘摇；痹痨之疾，殆于痈疽；将萎之华，惨于槁木。”[28]只有置身于危机深重的社会现实之中，才会产生如此惨痛的感受！
推动龚自珍运用公羊学说进行新的哲学创造的力量，是要为危机时代找出路。这就是他所说的纵观三千年历史的优秀史家，负有“忧天下、“探世变”的重任。“变”，是乾隆末年以后由盛到衰转折的时代本质，龚自珍以他深刻的洞察力抓住了这一“变”的特点。为了给“衰世”的现实寻找疗救的药方，唤起人们从浑浑噩噩的状态中警醒过来，必须总结出一套时代所需要的变革的哲学，以此作为改造现实、挽救危机的武器。他在同一时期所写的另一篇著名政论中，即深刻地总结出变革是历史的规律：“夏之既夷，豫假夫商所以兴，夏不假六百年矣乎？商之已夷，豫假夫周所以兴，商不假八百年矣乎？无八百年不夷之天下，天下有万亿年不夷之道。然而十年而夷，则以拘一祖之法，惮千夫之议，听其自陊，以俟踵兴者之改图尔。一祖之法无不敝，千夫之议无不靡，与其赠来者以劲改革，孰若自改革？”[29]龚自珍是从历史必然规律的高度来论述改革的必要性、迫切性，因而具有振聋发聩的力量。龚自珍发挥《易经》和《公羊传》变易哲学而得出的“一祖之法无不敝，千夫之议无不靡”的大胆预言，恰恰被晚清历史前进方向所完全证实。重视董仲舒的学说，牢牢掌握住公羊家法“变”的核心，这是青年龚自珍与著名公羊学者刘逢禄结合的深刻基础。同时又表明龚自珍发挥公羊学说具有新的时代特色：它更紧扣时代危机的现实，具有强烈的政治色彩和批判精神，并且不采用前辈学者作经籍笺注和区分类例的路数。我们在此指出龚自珍与刘逢禄这两代公羊学者旨趣的不同，丝毫出不意味着低估龚自珍向刘逢禄问学的意义。经过嘉庆二十四年（1819年）龚自珍从刘逢禄问公羊学说之后，龚自珍还写有《上大学士书》和其他政论，有力地论证：“自古及今，法无不改，势无不积，事例无不变迁，风气无不移易。”警告统治者，不改革就自取灭亡。在《尊隐》篇中，又形象地用“早时”、“午时”、“昏时”来描述三世，并预言“山中之民，将有大音声起”，大变动就要发生了！跟古文学派一向宣扬三代是太平盛世、统治秩序天经地义、永恒不变的僵死教条相比，龚自珍所阐发的公羊三世哲学观点，新鲜活泼，容易触发人们对现实的感受，启发人们警醒起来投身改革的事业，至戊戌时期，爱国志士仍然醉心于读龚氏文章，从中获得鼓舞的力量。魏源在批判专制制度罪恶、唤起危机意识和倡导改革等方面的观点与龚自珍互相契合。他深刻地指出清朝腐败统治必然导致易姓亡国的惨剧，同龚自珍预言“乱也将不远矣”完全相一致。在《默觚·治篇十一》中，他愤怒地揭露官僚集团把国家命运置之度外，无所顾忌地结党营私、贪污中饱，完全丧失了解下情和应付事变的能力。他呼唤改革，极其雄辩地举出大量事实证明：世界上万事万物，一切都在变，新旧代嬗是历史的必然规律。并在《默觚·治篇七》中，根据历代经济制度的演变和现实的需要概括出闪耀时代智慧的名句：“变古愈尽，便民愈甚”。魏源在鸦片战争发生后编纂《海国图志》，成为近代爱国主义的先驱名著，是公羊变易发展哲学观，使魏源冲破了“严夷夏之大防”的思想枷锁，并勇敢地跨过中西文化之间的巨大鸿沟，体察新的形势，与时俱进，寻找御敌救国的良策。公羊学说促使魏源的社会改革思想达到新的飞跃，开创了解外国的风气，提出向西方学习的新课题，成为近代中国向西方寻找真理的起点。
至戊戌维新前后，康有为对公羊学说的发挥更比龚、魏大大前进，他将其具有深刻智慧和强大生命力的变易进化思想精华，与资产阶级要求相结合，直接发动了一场政治变革运动。康有为进一步改造了公羊哲学“据乱世——升平世——太平世”三世说，将之与西方建立民主共和制度的进步政治学说，以及《礼记·礼运》篇中所言“小康世”、“太平世”的思想资料相糅合，构建“君主专制（据乱世）——君主立宪（小康世）——民主共和（大同世）”的新三世说，成为发动维新变法的理论纲领。康有为在戊戌前后撰写的多种著作中，都借用公羊学说，论证变法维新是历史的必然。《论语注》云：“人类进化，皆有定位，自族制而部落，而成国家，而成大统；由独人而渐立酋长，由酋长而渐正君臣，由君主而渐至立宪，由立宪而渐为共和，……盖自据乱进为升平，升平进为太平，进化有渐，因革有由，验之万国，莫不同风。……孔子之为《春秋》，张为三世，……盖推进化之理而为之。”[30]可见康有为“三世说”的要义有二：（一）据乱——升平——太平“三世”，相当于君主专制——君主立宪——民主共和三个阶段，是天下万国共同的普遍规律。所以，变法维新是历史的必然，是达到太平盛世的必由之路。（二）既然中国古代儒家经典中已经包含这重要的“进化之理”，那么现在实行变法也就完全正当了。可见，康有为推演公羊三世说的实质，是代表资产阶级改良派提出了反对封建专制、建立君主立宪、变法救国的时代要求。康有为先后在广州、桂林培养维新人材，即以《春秋公羊传》作为主要教材，梁启超在湖南时务学堂讲学，也屡以春秋公羊义教育学生。1898年6月至9月，光绪帝在维新派的辅翊下，屡颁谕旨，实行新政。戊戌维新运动是衰弱的中华民族在屡遭列强侵凌的危急局势下奋起一搏！它宣告有识之士已经断定维持封建制度的中国无法在世界生存，中国必定要实行废除封建君主专制政体、颁布宪法、发展资本主义，才能争取民族独立富强的光明前途；在文化思想上则必须勇于革新，荡涤旧物，废除为害国家的八股科举制度，建立新的教育制度，学习西方进步学说。“百日维新”虽然被西太后为首的、极其凶狠残忍的顽固派绞杀了，但戊戌维新运动及其导致思想解放的意义却不容低估，它构成了此后辛亥革命和五四运动发生的必经的一环，是中国历史走向新生的必历的阶段。由此掀起的新思想潮流，至20世纪初以后更加汹涌澎湃，一次又一次地向反动守旧的思想堤坝发动有力的冲击，最终开辟出一条通向光明的道路。
春秋公羊学是一笔古代哲学遗产，但它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年却居然在学术界产生了“当者披靡”的力量，其中的原因值得深长思之。叶德辉所编《翼教丛编》卷六载有他所写的一封书信，对此大肆攻击：“近世所谓微言大义之说者，……一人唱，百人和。聪颖之士既喜其说之新奇，尤喜其学之简易，以至举国若狂，不可收拾。”[31]在当时，爱国志士——喜读公羊——服膺西方进化论三位一体，成为引人注目的现象。
康有为自不必说。再如梁启超，他在戊戌维新高潮前后所写的文章，多数篇中都要发挥公羊三世说，1899年所写《论支那宗教改革》一文中更把公羊历史哲学直接跟达尔文进化论贯通起来，说：“《春秋》之立法也，有三世，一曰据乱世，二曰升平世，三曰太平世。其意言世界初起，必起于据乱，渐进而为升平，又渐进而为太平，今胜于古，后胜于今。此西人打捞乌盈（即达尔文）、士啤生（即斯宾塞）氏等，所倡进化之说也。支那向来旧说，皆谓文明世界，在于他日，其象为未来。谓文明已过，则保守之心生；谓文明为未来，则进步之心生。故汉世治春秋学者，以三世之义，为《春秋》全书之关键。诚哉其为关键也！因三世之递进，故一切典章制度，皆因时而异，日日变易焉。”[32]1902年撰《新史学》，揭起新史学是“叙述人群进化之现象”的旗帜，又特别说明：“三世者，进化之象也。所谓据乱、升平、太平，与世渐进是也。三世则历史之情状也。”[33]另一维新派人物夏曾佑，也在这一时期钻研公羊学，梁启超曾讲到：梁、夏、谭嗣同三人当时是“讲学最契之友”，“曾佑方治龚、刘今文学，每发一义，辄相视莫逆。”[34]此后，公羊三世说确实成为其沟通西方进化论的桥梁，他所著《中国古代史》在扬弃公羊历史哲学和吸收西方进步学说，并使两者贯通的基础上，形成对于中国历史演进别开生面的看法，即，把中国历史划分为“三大时代”、“七小时代”。这种系统的历史发展进化观点，吸收了公羊学说而加以发展，乃为传统学术之所未有。谭嗣同著《仁学》，首先标列“仁学界说”，云：“仁以通为第一义”。通的首义，为“中外通”，“多取其义于《春秋》，以太平世远近小大若一故也”。他讲《仁学》思想来源属于中国书的，也首列《易》及《春秋公羊传》。黄遵宪于1902年写信给梁启超，讲自己思想的发展，认为：“《公羊》改制之义，吾信之。”并且也将资产阶级民主的思想与公羊三世说结合起来，说：“以太平世必在民主”。[35]作为教育家和学问家的蔡元培、陈垣，也相信公羊学说。萧一山撰《蔡元培》一文，说：戊戌政变后，蔡元培回绍兴任中西学堂监督，“在校倡导新思想，好从公羊三世之义讲进化论”。又云：“（蔡）先生曾说：‘夏曾佑学识通博，过于章炳麟，炳麟学人；学人难，通人更难，学人守先待后，通人则开风气者。”[36]启功撰《夫子循循然善诱人——陈垣先生诞生百年纪念》中说：“清末学术界有一种风气，即经学讲《公羊》，书法学北碑。陈老师平生不讲经学，但偶然谈到经学问题时，还不免流露公羊学的观点。”[37]
在今天，公羊学说还有没有值得重视的价值呢？杨向奎先生对公羊学有精湛的研究，他于1985年撰有《致史念海教授书论晚近“公羊学”三变》，提出晚清康有为以改造了的公羊“三世说”作为变法维新的理论依据，是晚近公羊学的“一变”。顾颉刚受今文经学的影响，创立“古史辨派”，“推倒三皇，踏平五帝，魄力之闳肆直逼长素”，为其“二变”。在社会主义时代的今天，对公羊学说应当去其糟粕而取其精华，公羊学倡“大一统”，“它的理想是大一统太平世”；“《公羊》中的夷夏之别不是种族上的概念，而是政治文化上的分野”，“这种理论对于促进中国的大一统及民族间的团结与融合都有积极作用”。因此，结论是：发扬“‘大一统’及民族学说，公羊义可以永放光芒。公羊学至此而‘三变’”。[38]上述论断是这位渊博的学者积累其几十年对于公羊学说和祖国历史文化的精深研究，而得出的认识，对于我们有重要的启迪意义。维护和发展伟大祖国的统一，竭尽全力加强全国各民族的团结、和好、互助、融合，是几千年历史文化认同道路上的两大主题，春秋公羊学说不但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发挥出有力的作用，在今天社会主义时代尤能大放光芒。这就是我们研究这一课题的现实意义所在。
[1] 《张文襄诗集》卷四，集益书局石印本1917年版，第7页。
[2] 叶德辉：《郋园北游文存˙龚定庵年谱外纪序》，孙文光等编：《龚自珍研究资料集》，黄山书社1984年版，第123—124页。
[3] 《孟子·离娄》下，《四部丛刊》本。
[4] 《孟子·滕文公下》，《四部丛刊》本。
[5] 《春秋公羊传》定公元年，《四部丛刊》本。
[6] 《史记》卷110《匈奴列传》赞，中华书局标点本。
[7] 《春秋公羊解诂》哀公十四年，《四部丛刊》本。
[8] 《汉书》卷56《董仲舒传》，中华书局标点本。
[9] 董仲舒对策年代，《汉书·武帝纪》明确载于元光元年，但有不少论者主张应系于建元元年。现采用徐复观、周桂钿的意见，仍定于元光元年。徐复观所著《汉代思想史》论云：“《汉书·武帝纪》于元光元年，记武帝策问之文，甚为明备；不以此为断定董生对策之年的基准，而另作摸索，将皆流于穿凿。”确为斟酌多处记载而得的审慎之见。
[10] 《汉书》卷56《董仲舒传》。
[11] 《日知录》卷四“所见异辞”条，《四部备要》本。
[12] 张际亮：《答黄树斋（爵滋）鸿胪书》，见《张亨甫全集》，同治六年（1867年）刊本。
[13] 《文史通义》外篇三《与汪龙庄书》，《章学诚遗书》本，文物出版社1985年版。
[14] 《文史通义》内篇三《辨似》。
[15] 《经韵楼集》卷8《博陵尹师所赐朱子小学恭跋》，嘉庆十九年刻本。
[16] 《经韵楼集》卷8《八十自序》。
[17] 陈鸿森：《段玉裁年谱订补》“七十四岁”条（嘉庆十三年），台湾《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60本第3分册。
[18] 《明良论二》，《龚自珍全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31—32页。
[19] 《龚自珍全集》第36页，《明良论四》篇后附。
[20] 《春秋正辞·正奉天辞第一》，《皇清经解》本。按，“十二有象”是指《春秋》十二公的数目与一年十二月相一致，符合于天数，也即何休《解诂》隐公元年注文所言：“所以二百四十二年者，取法十二公，天数备足，著治法式。”
[21] 《春秋正辞·正奉天辞第一》。
[22] 据《皇清经解》本。
[23] 龚自珍：《杂诗，己卯自春徂夏，在京师作，得十有四首》之一，见《龚自珍全集》，第441页。虫鱼学，指朴学末流烦琐考据、脱离实际的学风。卖饼家，指公羊学。《魏略》：严幹，字仲公，善于《春秋公羊传》。时司隶钟繇不好，而尤以《左氏幹》为大官厨，《公羊》为卖饼家。
[24]吴昌绶：《定庵先生年谱》嘉庆二十一年，《龚自珍全集》附录，第599页。
[25] 《己亥杂诗》，《龚自珍全集》，第509页。
[26] 《明良论三》，《龚自珍全集》，第33—34页。
[27] 《乙丙之际箸议第九》，《龚自珍全集》，第6—7页。按乙亥，嘉庆二十年（1815年），丙子，喜庆二十一年（1816年）。撰写这组文章时，龚自珍虚岁23至24岁。
[28] 《乙丙之际箸议第九》，《龚自珍全集》，第6—7页。
[29] 《乙丙之际箸议第七》，《龚自珍全集》，第5—6页。
[30]康有为：《论语注》卷2，中华书局1984年版。
[31] 《叶吏部与石醉六书》，《翼教丛编》卷6，见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第65辑。
[32]见《饮冰室合集》文集之3 ，第58页。
[33] 《饮冰室合集》文集之9，第8页。
[34] 见《清代学术概论》第二十五节，《饮冰室合集》专集之34，第61页。
[35] 《东海公来简》，见《新民丛报》第十三号（1903年）。
[36]萧一山：《蔡元培》，《萧一山先生文集》上册，（台湾）萧一山先生文集编辑委员会排印本，第487页。
[37] 《励耘书屋问学记》，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2年版，第107页。
[38] 杨向奎：《繙经室学术文集》，齐鲁书社1989年版，第17—25页。
《社会科学战线》2014年第4期